前駐越大使回憶：中越邊境戰爭的前前后后

中越關系為何由友好轉變為敵對

1978年我被派往越南去當大使，而那時兩國之間的火藥味極濃。

原來中越關系極為友好，從1950年到1954年越南抗擊法國的勝利是在中國的支持下取得的，后來又在中國的幫助下獲得了獨立和國際上的承認。1961年美國插手越南，越南是在中國的大力支持下，取得抗美救國戰爭的勝利。

這幾十年間，中越關系是“同志加兄弟”，期間中國派駐越南的大使是受歡迎的。在抗美救國戰爭中，中國人的鮮血灑在越南的土地上，所以稱中越之間的友誼是用鮮血凝成。

中國大使在越南不只受到熱情款待而且在越南人民中受到了尊敬和愛戴。輪到我去當大使時，情況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在1975年打敗美軍統一南北越之后，越南軍隊的槍口卻來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對準了中國，聲稱中國成了它北方最大的敵國。

它在兩國邊境上不斷制造事端，挑起沖突，搶占中國領土，毀燒房屋，使中國居民不但不能正常生產、生活，而且生命也受到威脅。

在中國政府一再建議下，1977年中越兩國召開了邊界談判，在會議桌上越方提出中國不能接受的無理主張。越南一面談判，一面卻以突然襲擊方式侵占了中國南沙群島的六個島嶼。

在中斷了中越邊界談判后，越南打著恢復歷史邊界原狀的口號，欺騙越南人民，有組織、有計劃地在中越邊界大量制造事端，不斷以武力侵占中國領土。

中國政府采取了克制態度，主張用談判解決邊界問題，對入侵的越南人員進行說理勸阻，不對打，不對罵，不開槍，甚至在越方打死中國人員時，中國也沒有還擊。

但是這種忍讓和解的態度，被越南認為是軟弱可欺，于是在邊境上大干起來，加緊進行軍事部署，驅逐華僑，在邊界上制造流血事件，僅1978年上半年內竟打死打傷中國邊境軍民300余人，真是欺人太甚！

此外，越南還加緊迫害華僑。中國在越南約有百來萬華僑，在西貢就有60萬，有錢的人居多，其中約一萬多為大商人，他們都積極支持越南的抗美斗爭，當時越南黨的總書記黎筍，在南方工作時曾受到華僑的保護。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在其反對美帝及吳廷艷的斗爭中得到了華僑的支持，所以越南的華僑歷來同越南政府的關系很好，越南也很重視華僑問題。1974年越南方面強制要把南方華僑定為越南籍人，對要保留中國籍的華僑進行迫害。

1978年中國提出兩國政府談判華僑問題，談判無結果，中國僑委會決定派船去越南接回華僑。消息一傳出，許多華僑紛紛向越南政府申請回國，引起越南政府不滿，一面拒絕中國派船，一面鎮壓要求回國的華僑。

8月初，越南公安人員對集結在河內的華僑進行突然襲擊，逮捕百余人投入監牢。中旬又在友誼關外向要求回國的大批華僑進行屠殺，造成百多人的傷亡事件。越南迫害華僑問題鬧得兩國關系日趨緊張。在我去越南時，越南已驅逐華僑達25萬人。

1978年12月，越南舉行慶祝人民軍建軍34周年集會，會上越南國防部長作報告說越南隨時準備打一場大的戰爭，要建立一支“無敵的軍隊”，“決心打敗一切敵人”。

越南把中國當作“最危險最直接的敵人”和“新的作戰對象”，在靠近中國邊境制造“凈化區”，把與中國有來往的居民統統趕走，派出公安、特務人員，調集20余萬人的精銳部隊，明確要對中國進行“進攻戰略”，到1979年初侵犯中國邊境地段達162起，打死打傷數以百計的中國軍民。

中國政府對越南這種越界挑釁、槍殺中國人員的侵略行徑，一再提出抗議和警告，越方置之不理，乃使中國政府提出要加以“懲罰”的警告，中越關系日益緊張。我就是在這種雙方劍拔弩張、火藥味極濃的情勢下去越南當大使的。

臨行河內前感覺到火藥味

當我接受去越南當大使任命時，我知道這是個艱難的任務，很可能不會長久。作為大使應該謀求以和平方式解決兩國爭端，而我知道以當時兩國關系及雙方決策人的言論來說，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是很難的，我要作可能發生武裝沖突的準備。

對一個當大使的人來說，這是他最不愿看到的形勢。

廣西東興中越邊境，站在35樓頂俯瞰兩國，差別真的太大了。所以我在去河內前先去廣西，由廣西自治區派人陪同我去沿廣西與越南接界處，從睦南關直到北海與越南海上接近地察看了一下。

昔日雙方來往的睦南關口現在已無人走動，通越南的火車停了，站臺上冷冷清清。關上兩邊山峰叢林中雙方都埋伏有不可估量的火力。

東興與越南芒街只一水之隔、一橋之通，當年從橋上或涉水而來上千的越南邊民在東興鎮上做生意，互通有無的繁榮景象，現在沒有了，橋從中間斷了，河上無人無船了。

東興縣的同志告訴我，在越南與美國、南越軍隊作戰時，東興不只是他們的后方，而且是他們的避難所，被敵軍追擊時他們就跑過來了。

我在沿邊境看到的，在許多地方中越邊界只隔著一條小溝，不用說跳，只用跨一大步就過來了，他們那邊沒有居民，只有武裝人員活動，而我們這邊民宅遍布，甚至有小型工廠。

地方同志說，打起仗來，我們雖然地勢不利，但有準備。沿途所見，雙方虎視耽耽，戰火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中國大使處處受冷遇

大使館是國家派出機構，它應當作為國家的耳目，了解駐在國的情況，特別是兩國關系及與本國有關的動向，及時報告本國政府。這點是當一個大使應該做到的。但是當我到河內后，卻被一層冰涼的圍墻包圍起來。

新到任的大使首先應到駐在國外交部，送交國書及頌詞的副本，商談遞交國書事宜，然后由其外交部安排呈遞國書時間及程序，這些都是國際慣例。

那時越南國家主席是孫得勝，禮賓司的官員告訴我他因年邁不能接受我的國書，改為副主席阮友壽接受。當我按照他們規定的時間向阮友壽副主席呈送國書、行完儀式后，他同我的談話是冷淡、謹慎和短暫的，面部毫無表情。

其實阮友壽在南方抗美時，受到中國極大的支持，他原來對中國是極為友好的，現在受到了政治上的影響。對于一個原來友好國家的大使，不顯示友好只有冷淡待遇。

范文同

后來安排我同范文同總理會見，他不但是中國的老朋友，還是兩國友好關系的奠基者之一，他同我的談話只是應付，對當時兩國間許多重大糾紛閉口不談。

只向我說了兩點有份量的話：一是聲明外間傳說他訪問東南亞國家時出賣了印支各國共產黨的事，完全是謠言（這件事我國內曾揭露并給予批判），不能輕信；另一句話就是說兩國間一切問題應該通過和平方式解決，說這話的語氣是生硬的。

我過去在外交部工作時，不管越南的事，沒有同范文同會過面，但他經常來中國，他同我國領導人的談話記錄，我都見過，給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位老革命家，是長者，是胡志明的戰友和越南國家和黨的重要領導人，對中國友好。

在日內瓦會議和抗美救國戰爭中，同中國領導人特別是周恩來總理不但配合得好而且友情也深。但自越南北南統一，黎筍一伙上臺后，他對越南國家的決策權就逐漸減少了。

中國大使館向越南外交部提出新任大使要拜會越南國會、政府各部門和軍方各單位的名單，這個名單不是這次新提出的，而是根據過去歷任新大使拜會的慣例提出的。但是越南外交部卻不顧過去的慣例，除安排我拜會國會委員長外其余一律不安排會見。

當時越南國會委員長是長征，也是中國的一位老朋友，同中國老一輩領導人關系都是很好的。但他這次同我會見時態度也是冷漠的，只說了一些應付的客氣話，連對當時還健在的中國幾位老同志也是他熟悉的朋友的一句問候的話也沒有。

長征

新大使到任照例要舉行一次招待會，同駐在國政府各部門和各國大使及夫人和外交界人士見面。

在我舉行的第一次招待會上，越南政府只來了外交部的禮賓司長及主管中國事務的司長，一位政府部長也沒有來，與過去政府總理或副總理及好幾位部長來參加中國大使館的招待會的熱烈程度顯然不同。

作為大使必須要同駐在國外交部打交道，但我同越南外交部來往卻很少。越南外交部按其慣例，由外交部部長出面宴請外國新上任的大使，出席主持宴請我的卻不是他們的部長，而是排位較低的副部長。這就有點出了格，加之他談話較少，顯得宴會是一個形式。

我當時心中很不滿意，但也不得不說一些我來謀求友好與和平的話，我不能表現自己沒有適當的修養，但也不能低聲下氣乞求善意。

我必須去外交部只有兩種情況，一是奉國內指示向越南提出抗議，一是應其邀請我去接受他們向我國提出抗議。由我去外交部都是雙方政府認為重要的事件，一般的事我是派政務參贊去。

那時兩國關系緊張，雙方抗議照會語氣越來越強硬，我們見面時只有爭議，各說各的理由，很少心平氣和地交談過。有時越南方面的照會太無根據，措詞帶污蔑性的內容，我除了記下其要點外，拒絕接受其照會，甚至出現拍桌而去的局面。

李先念指示要應付“非常局勢”

我去河內前，曾受到當時主管外事的副總理李先念的指示，要使館短小精干、做好黨和國家的耳目。外交部韓念龍副部長主管越南工作，要我作應付非常局勢的準備。

我已感覺到中越間有發生大事的可能，我不是去開展關系而是去應付事變。我去河內后，即同使館內各部門分別談話、了解情況。

當時經歷了一年多的維護華僑與撤僑斗爭、撤退專家、撤銷總領事館與領事館、邊界斗爭的交涉等重大事件，使館人員都感到憤慨與悲觀，不知中越關系將走到何處，使館的任務將是什么。

我了解了情況，向全體館員（雖然撤退人員，使館尚有88人）講述國際形勢、中越關系及我們的對策，說明今年將是中越關系大轉變的一年，也是使館工作大轉變的一年，中央要求我們短小精干，應付非常形勢，團結一致，當好耳目。

使館的任務就是要在轉變形勢下存在下去，執行中央的方針，先從精簡著手。館內各部門人員減少，撤銷一些部門（如領事部民航處），決定女同志全部回國，休假的及應休的先走，使館只留下34人，但內部警衛仍要加強。

然后燒毀一些可毀的文件，清查武器及倉庫，專家走后他們的大批貨物、用品及汽車留下的，進行清理后，不用的盡快送回國。對留下人員進行思想教育工作。

越南只有5000萬人口，戰爭幾十年，現仍有正規軍150萬，并繼續征兵。它南侵柬、北反華，在中越邊境由原來的2個師現在增加到9個師，對柬準備13個師。

同蘇聯締結友好軍事同盟條約后，除了經濟援助外，主要是大量的軍事援助，其中包括武器、地對地新式導彈，米格23飛機（當時蘇聯最新式戰斗轟炸機），蘇軍事專家超過六千人。

他們認識到中國是反對大小霸權主義的，反對越南吞并印度支那的，所以除對中國實行包圍外，更準備以武力攻擊。越南的霸權主義行為引起了亞洲和東南亞各國極度不安。

我們為了反對大小霸權主義的侵略行徑，為了維護亞洲及東南亞以及祖國的和平與安全，必須堅持反對大小霸的斗爭，結成反霸的國際統一戰線，因此要堅持在越南的大使館的前哨陣地。

要全館人員認清形勢、明確職責、團結一心、執行中央指示，不怕越方孤立我們、包圍我們、造謠中傷我們，堅守陣地，反對一切紊亂思想和畏難情緒，我們還要設法展開外交活動，打破孤立。

中國大使館被監視起來

中國駐河內大使館門前有一個小公園，這個街心公園雖不大，在河內城內還是少有的，所以過去游人較多。現在幾乎沒有游玩的人，只有越南的便衣及警察，禁止大人小孩人內，成了他們監視使館的暗哨，不許越南人、華僑進入使館。

大使館后門原來有一條大街是越南高級官員的住宅區，現在那條街也禁止“閑人”及車輛通行。使館周圍的房子的住戶都換了人，我們已察覺那些房子里常有人持著望遠鏡向我們使館里窺視，中國大使館完全被包圍和被監視了。

越南外交部曾通知各國大使館，使館車輛只允許在河內城郊10公里內活動，若去外地需要取得外交部同意。我國大使館曾因處理我駐海防機構事務（即撤銷機構搬運東西回使館）允許去過海防，其他各地都不批準中國大使館的人前去。

我曾想去西貢（現在改為胡志明市）看看，那里原來有我國眾多華僑，曾設立過總領事館，但越方不批準。越南曾組織各國使館人員去西貢參觀，竟不邀請中國大使館。我的車子一出大使館，后面就有車子盯梢。

河內的中國大使館，房子雖然舊點，但院子很大，房屋很多，院內有球場、游泳池、電影廳等，我們每天下午吃飯后在院內活動，為了保密起見，院內不許談論公事，更不準談論有關國家和外交上的事情。

越南方面并不能完全封鎖我們，我們的采購員每天要去市場購買新鮮蔬菜及食用品，那時這些好一點的菜。肉、魚都較少，但我們采購員是老河內通，他有一些老朋友，他不但能買到一般人買不到的食品，還聽到不少消息。

越南政府反對中國，年輕一代越南人受政府的宣傳反對我們，但多數老百姓不反對中國，反而對其政府反對中國不滿。

原因很簡單，過去同中國友好時，雖然在戰爭年代，越南市場上不缺少日用品、生活必需品甚至糧食衣物，這些都是由中國運來，連小學生的作業本、紙張也是中國來的。

現在抗美戰爭勝利了，但同中國鬧翻了，結果連是越南市民生活極度困難，所以老一點的越南人都向往中國。

現中國駐越南大使館

越南那時同幾十個國家建交，在河內駐有三十多個國家的大使館，其中分為蘇聯東歐國家的，西方國家如法、英、北歐幾個國家，再就是亞洲國家日本、朝鮮、東南亞國家和非洲少數國家如埃及等。

外交活動越南方面不能封鎖。上述幾類國家在外交活動中自然形成幾個小集團。無論在越南方面舉行的，或者各國大使館舉行的招待會、宴會，這些國家的大使就各自聚在一起聊天。

在這種場合，我首先是有禮貌地同建交國家的大使或參贊打招呼握手，我的活動大半是在法、英、北歐國家大使、特別是亞洲建交國家大使中進行。這些大使、參贊們對中國友好，我們交談也較有興趣，相反越南政府參加的官員顯得較為冷落。

蘇聯東歐幾個國家的外交官員總是聚在一起，同其他國家大使、外交官交談很少。那時蘇聯正因占領阿富汗受到全世界反對，雖然越南吃得開，但在外交圈子里是孤立的。

西方及亞洲國家大使們愿意同我友好交談，越南進攻柬埔寨問題和中越關系問題。他們都要想從我這里知道事件的發展趨勢和中國的政策。

我同他們接近后，知道他們及他們的政府對越南當時的政策與作法不滿，對印度支那及東南亞形勢的擔憂，自然就有了共同語言，這也是我宣傳我國政策的極好機會。

我利用使館的優越條件，經常舉行各種集會、茶會、看電影、打球、游泳、會餐等活動。一些國家的大使也常請我去吃飯、喝茶或看電影，這些外交活動越南政府不能禁止也不敢禁止。這樣我在河內就不是孤立的，越南政府也封鎖不了。

我被召回國后戰爭爆發

1979年初，我接到外交部來電要我回國述職，我就知道中越之間將有一場武裝沖突，將使館應變工作布置完畢后，我即乘中越通航最后一次班機回國，到北京不久之后，自衛反擊戰就開始了。

關于那次中越邊境戰爭，當時越南方面宣傳得很多，說他們如何打敗中國軍隊，打死打傷若干人，如何把中國軍隊趕出國境，但是不同意外國記者去邊境戰場查看的要求。

中國則對戰爭情況及雙方傷亡損失不作任何公布。中國人民解放軍參戰部隊自1979年2月17日起到3月16日止，分云南、廣西兩方面出擊，進行了28天。

攻克了越南的諒山、高平、老街三個省和17個縣、市（鎮），給這些地區的越南正規部隊和地方武裝以殲滅性的打擊，并摧毀了越南在北部地區針對我國構筑的大量軍事設施（附帶說一句，這些工事都是用中國援助作為抗擊美國軍隊用的物資）。

中國人民解放軍參戰部隊在勝利地完成了嚴懲越南侵略者的任務后，于3月16日奉命全部撤回。

接著中國外交部長黃華發表聲明，敘述中國的一貫立場，在中越關系惡化到以武力沖突的地步，中國始終主張通過和平談判，公平合理地解決中越兩國之間的爭端。

中國建議在中越雙方同意的地點迅速舉行適當級別代表的談判。經過中國方面的一再努力，雙方同意以副外長級的政府代表團舉行談判。

中國方面派出以副外長韓念龍為團長，我以大使任副團長的政府代表團乘專機飛往河內，于4月18日舉行第一輪中越談判。

不歡而散的中越關系談判

在代表團赴越南之前，我們代表團成員包括亞洲司副司長梁楓，條法司副司長及越南處處長和專家顧問等集中在釣魚臺6號樓進行討論研究和起草文件。

當時我們認為這次談判由于越方的態度不會取得結果。越南早已控制老撾，現在又侵略柬埔寨，已實現了它吞并印度支那三國組成所謂的“印度支那聯邦”的目的，要它撤出柬埔寨，歸還柬的獨立主權是不可能的。但它獨霸印支，威脅到泰國及東南亞各國的安全，引起了亞洲各國的恐懼。

泰國正嚴陣以待準備堅決抵抗侵犯泰國的越南侵略軍，東南亞各國在越南的威脅面前進一步加強了團結。菲律賓總統譴責越南在泰柬邊境集結軍隊，嚴重威脅泰國的中立。

越南試圖不改變其總的反華政策，只求解決具體的邊界、華僑、侵略邊境領土等問題。因此，代表團感到談判任務艱巨，必須從世界和東南亞的形勢入手，方能根本消除霸權主義的危害，恢復中越兩國關系，實現兩國關系正常化。

本著這種考慮，代表團擬定了此次談判的方針、主要內容和重要發言的稿件，報經中央批準。中越談判經雙方商定第一輪在河內，于4月18日到5月18日舉行。

在第一輪會談前雙方副團長開預備會，確定一些事務性的安排，會議采取不公開方式，不要記者參加，會議記錄各方自己進行，雙方并不核對會談內容，未經雙方同意不得向外透露等。

接著中越兩國政府代表團開始全體會議，中國方面提出處理中越兩國關系八項原則建議，其主要內容為：

一、雙方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恢復兩國睦鄰友好關系，雙方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兩國間的爭端。

二、雙方都不應在印度支那，東南亞和其他地區謀求霸權，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任何一方都不向外國派駐軍隊，已派駐的軍隊必須撤回本國。任何一方不參加反對對方的軍事集團，不向外國提供軍事基地。

三、雙方尊重中法界約劃定的中越兩國邊界線，并以中法界約為依據，談判解決中越邊界領土爭議問題。

四、雙方互相尊重對方12海里的領海主權，根據當前國際海洋法有關規定，公平合理劃分兩國在北部灣和其他海域的經濟權和大陸架。

五、西沙、南沙群島歷來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越南應尊重中國的主權并從其所占南沙群島的島嶼撤走其一切人員。

六、所在國政府對對方國家的僑民的合法權利應予保障，不得迫害或非法驅逐出境。

七、越南政府強行驅趕到中國境內的越南公民，越南應盡早把他們接回越南，并給以妥善安置，中國政府愿提供一切方便（那幾年越南人民大批被迫逃出國外，造成東南亞國家、香港的越南難民災害，逃往中國的也有數萬人）。

八、關于恢復兩國間的鐵路運輸和貿易、民航郵電等關系，將通過兩國有關部門協商解決。

中國代表團的八項原則建議是合情合理和切實可行的，反映了中國要求改善中越關系的真誠愿望。但是越南方面卻提出不是解決問題而是擴大爭論的主張，竟公然指責中國挑起邊界戰爭。

我國代表團一再強調指出，兩國關系惡化甚至發生嚴重的邊境武裝沖突，完全是越南推行地區霸權主義，任意踐踏國際關系中和平共處基本原則的結果，也是越南當局把中國視為它推行地區霸權主義的重大障礙，竭力進行反華所造成的。

第二輪談判由6月28日至12月19日在北京舉行，雙方爭論的問題仍然是在談判的共同基礎問題上。

越方開始反對談霸權主義，后來提到的霸權主義是反對中國的霸權主義，并舉出許多無中生有、顛倒是非的例子。連日內瓦會議中國總理與胡志明主席商定的解決軍事分界線的事，也說成是中國強加于越南，是屬于霸權主義的行為。

在北京這一輪的會談，拖的時間較長，原因是越南代表團團長請假曾回河內一次，回來后在談判桌上提出一個在中越邊境地區停止武裝挑釁的“協議草案”，把中越談判的內容限制在中越邊境糾紛這一點上，這是中國方面不能同意的。

中國代表團認為兩國會談要謀求根本解決問題，雙方應當討論共同保證、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不謀求霸權的原則，在這個基礎上推動談判取得進展。在前述八項原則建議的基礎上，中國代表團提出新的建議，即中國政府愿意承擔不謀求霸權的義務，與越南方面共同宣布遵守五點，即

一、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處理兩國關系；

二、不在印支、東南亞地區謀求任何形式的霸權；

三、不以任何手段奴役控制其它國家，不發動侵略戰爭，不實行軍事占領，已派駐外國的軍隊立即撤回；

四、反對為任何國家集團的霸權政策效勞，不向外國提供軍事基地；

五、不在別國設立軍事基地。

總之，中國代表團一直堅定明確地主張，如果越南方面確實愿意恢復兩國正常關系，恢復印支、東南亞和平，就應該與中國一道討論反對霸權主義的問題。

根據當時兩國關系與國際形勢，中央決定我不再去河內，即:我國河內大使館不派大使只由臨時代辦負責，雖然越南駐中國大使仍然駐在北京，這表示在外交關系上中國對越南的一種冷淡、降格態度。我于1980年夏季另派去希臘當大使，從此就同越南沒有來往了。

在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中越兩國在武裝沖突后進行談判，引起了各國的關心與注視，更引起各國新聞記者的重視，雖然同越南建交的國家不多，而要求采訪中越在河內談判情況的記者卻不少。

在每次會談后要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中國代表團就成了各國記者提問的中心。由于雙方商定不公開對外泄露談判的內容，所以對于記者的詢問，韓念龍團長只能談一些我國一般原則性意見，滿足不了記者的要求。

當時各國新聞界關心的是中越關系如何發展，中越會不會繼續作戰，雙方爭論的焦點是什么，是否有妥協的可能，如何取得妥協等等。各國駐河內的大使也常找我了解情況，我與他們約定，在這次會談告一段落后再約時間同他們一一會談。

所以在中國代表團結束第一輪會談返回北京時，我尚留在河內一個時期，除與越方商量第二輪會談的事宜外，主要時間是與各國大使會見，告訴他們我能告訴的會談的情況，并說明中國政府的方針，會談將繼續，戰爭將不再會發生。

在北京談判時，駐北京的外國記者較多，每次記者招待會提問的人不少。我曾主持一兩次招待會，并經過允許透露了我國對越南援助約200億美元的主要內容，包括軍火援助項目，這些從未公布的數字引起了記者們莫大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