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三年后，回國的一些觀察

前言

前段時間，趁著休假，連著過年，回國待了兩個月，也是去歐洲以后在家待得最久的一次。這三年，我在瑞士、比利時和德國都有相對比較深入的生活，不斷構建新的生活秩序，也走走看看，去了一些國家，感受不同的文化底色。之前我都是聊國外觀察，這次回國我也不知不覺作為一個“他者”，有了相對外部的視角，所以聊聊回國之后的親身感受。

回來之后在北京、深圳、香港和某西北四線小城各待了一段時間，春節還和家人去四川自駕，原本計劃再去云南旅居一個月實地了解數字游民的生活，但工作的緣故提前結束遠程辦公。所以就單從這幾些城市的觀察出發，拋磚引玉。觀察一定是帶有坐標的，文中也不可避免地有一些比較，但如果讀者想從這些比較當中得出一定是哪里好，或者哪里比哪里優越這樣的結論，建議就不要往下看了。

回來也沒拍什么照片，全都拍吃的了，所以配圖質量不高，見諒。

1.當我們在談國內的時候，由于地域發展差異，已經不能籠統地說國內如何如何，更應該按照城市或城市群，來進行區分。比如我的感受是，北京是一種情況，香港深圳是一種情況，川渝地區、西北三四線城市的發展又是另外的情況。因此在具體問題上，不以地域或城市群區分，是不客觀的。

2.當然有一些全國都存在的共性情況，例如公共設施（水電氣）的價格以及物價水平確實相對較低、人工成本便宜、外賣便捷方便、基建完善等等，這個之后再說。

先說深圳

3.政治氛圍不濃，商業氛圍極重。在深圳主要是去了南山和福田，標語密度不高，看到最多的是“來了就是深圳人”。感受是大家對于搞錢真的是有一種激情。餐廳、咖啡廳、奶茶店、路上，每個人要么是在討論工作，要么是討論怎么創業，或者急匆匆地本身就是在賺錢的路上。在深圳路上騎車要非常小心，因為大家速度都很快，特別像工作日的紐約街頭，走慢一點都是一種罪過。

4.華強北必須去看看。要說中國現在什么是無可替代的競爭力，供應鏈我想當之無愧的第一。這其中以華強北為代表的大灣區硬件產業集群是非常明顯的例子。硬件發燒友特別喜歡“攢”這個字，攢個電腦、攢個機器人，在華強北，我的感受是只要有圖紙和想法，你幾乎能攢出任何想要的東西，協作摩擦成本極低。在歐洲，你找一個異形螺絲可能需要寫三封郵件等三周；在華強北，上個廁所的功夫就能找到三家供貨商。有這樣的積淀做基礎，長出硬件的獨角獸只是時間問題，甚至不是一個概率問題。

（拖著行李箱提著黑塑料袋穿行在華強北大樓里的“背包客”，他們是華強北生態中的一部分，在網上買的手機配件，絕大部分是由他們去樓里批發商那里掃貨后打包發給你的。幾年后，他們會擁有自己的檔口，升級角色）

5.創業公司是真的多，而且多是連續創業者。這些年以一些深圳大公司為培養基，培養出來了一大批創業者。十年前，創始團隊是阿里的運營、百度的技術、騰訊的產品背景是投資人必殺三件套，那今天“大疆系”則是另一塊投資人青睞的招牌。

6.如果說以前的中國競爭力是秦暉老師說的“人口紅利、低人q優勢”，那現在類似于珠三角供應鏈集群優勢這種情況，讓事情在發生變化。當然不去考慮這種變化發生對誰好對誰不好，如何產生，只是我的體感是確實在發生一種客觀現象，比較敏感，這里不詳細展開了。

7.在歐洲，提到創業，大家會先去討論這個點子有沒有法律風險，符不符合歐盟相關法律。沒有想好的一個小細節，可能直接會讓公司倒閉破產甚至創始人也面臨牢獄之災。其次是繁重的稅負、高昂的人工成本和嚴苛的合同條款。條條框框的限制下，長出來一點點成果都屬實不易，更別提要去打商戰了。這套制度對創業的顯性要求非常之高，很難。但反過來在深圳，創業本身并不存在難度，難的是其他隱性的東西。這是不同的文化和制度基因決定的。

8.此外，深圳年輕人密度極高。在深圳的那么多天，很少見到老年人。都說深圳是“蠱城”，本身就有篩選，我沒覺得有什么不好，有抱負的年輕人當然應該去有活力的地方，整個城市都有著不一樣的生機。當然未來作為城市的可持續來講一定還是要有其他考量，這個我沒觀察到就不說了。不過一方面在歐洲待久了看多了平靜和安逸，另一方面本身自己不用工作是游客視角，所以倒是很喜歡這樣的氛圍。

說說香港

9.體感上，這里比起之前來，變化了很多。除了尖沙咀這些黃金地段依舊人滿為患，偏遠的地方商業開始衰敗，甚至有一些蕭索之感，當然原因是多種多樣的，這里也不討論了。我問朋友曾經街上的那些年輕人今安在，朋友說一半離開了，剩下一半當牛馬，被生活磨平了棱角。果然工作是最好的穩定劑。

（也并非所有地方都人滿為患，一個周六下午的香港某街道實拍）

10.大量大陸居民進入香港工作、學習、生活，如今在港可以不用講粵語或者英文，使用普通話基本沒有問題，微信和支付寶也可以覆蓋大部分消費場景，這個變化還是很明顯的。在觀察中，發現香港深圳兩個城市的融合速度非常快，很多人在香港工作，深圳生活，或者深港兩地的年輕人戀愛結合，進行最小成本的地理套利。大密度、高強度的人員流動，帶來了信息交互，也為商業帶來了新的投機機會。

11.見了兩位以前在北京的朋友，如今都在香港從事金融。這兩年香港的金融發展，主要增量來自于大陸客戶、家辦，從前的任職要求有“精通粵語、英語”，現在則多處很多崗位要求“精通普通話、英語”。前些年沒有來得及出去或者不知道怎么出去的錢，這兩年開始逐漸匯入到香港的池子，屬于后知后覺和迫不得已吧。理解這個，就能理解很多為什么，比如為什么收緊了CRS，為什么外匯管制好像留了一個口子。

12.同樣收緊的，還有在香港辦銀行卡。幾年前環境寬松，人去就能辦，當時推薦了好幾個朋友都成功下卡，這兩年政策逐漸收緊，等我自己去的時候，匯豐等一些銀行已經提高了門檻，大堂經理也是百般刁難，好在材料準備齊全也都順利。

13.很多時候，機會窗口不等人，趕早不趕晚。就像我很早之前苦口婆心給朋友推薦，勸他有機會留幾張國外電話卡。朋友總問我為什么。要珍惜任何一個打開的可以跟世界交流的窗口，尤其是在AI時代。未來的AI只會分為兩種，按照政治概念分的，但誰也不會擁有絕對的護城河和壟斷優勢，Claude寫代碼沒口音，GLM量大管飽，對個體而言沒有必要站隊，把合適的模型用在合適的位置上，還要合法，所以兩邊套利是最好的選擇，言盡于此，不能再多說了。

再說北京

11.在北京十年了，回去之后的感受是“肅穆”。2016年，北京出臺了《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城市的核心職能設置當中，明確了：政治、文化、國際交往、科技創新四個中心的定位。今年恰逢十年，清晰地感受到“經濟”這個詞沒有在定位中出現的導向性還是很明確的，尤其去過香港深圳之后。

12.十年前的那一輪整治效果還是很明顯。這次我住在海淀去長春橋附近，周邊沒有什么業態，金源購物中心虹吸了基本上所有的功能。煙火氣當然會影響市容市貌，所以街道干干凈凈整整齊齊，我買瓶水得去地鐵站里面的自動販賣機，或者外賣。以前喜歡去的蒼蠅小館，也基本看不到了，除了附近大學旁邊有幾條街上有一些業態以外，功能性的店鋪單元都被打包進了整合的區塊中。比如吃飯就得去一些商圈商場，工作就得去集中的幾個寫字樓……雖然我一直覺得城市應該是長出來的而不是規劃出來的，但北京作為一個獨特的城市，也確實不好評價。尤其是北京太大了，海淀和朝陽的情況也肯定不一樣。只不過我偶爾也還是會懷念那段時期，開放包容，欣欣向榮。

13.公共交通服務應當吸納了大量的就業人口。從我觀察來看，地鐵站不管大小，每個站口安檢人員5人起。北京地鐵站一般是2-8個口，這還不算換班和站內的保潔、乘務、維修等等；公交每趟車配備1個安全員；各種橋，每個橋四個口平均1個護橋員；胡同口的安全員，穿著紅馬甲的老年志愿者，還有關鍵路口、路段的明暗崗哨就不提了。安檢員平均年齡基本都在25歲上下，路橋看護40歲上下，盲猜都是與第三方公司簽的外包合同。

14.同樣的，全覆蓋的攝像頭。有天專門數了一下，一個地鐵進站口門口（還沒有進地鐵站內部），大小不同型號種類分屬不同單位的攝像頭共8個。進了站廳，安檢口攝像頭8個，還不包括兩個人臉識別攝像頭在安檢設備前正對著安檢門。

15.以前我對于這樣的“入侵式設備”是沒有感知的，但在歐洲已經習慣了沒有攝像頭的生活，回去后的感受很明顯，不舒服。更何況，這樣的安檢效果如何呢？其實無法證偽。既不能說不這樣安檢就不安全，也不能說這樣安檢就一定安全。但只要資金實打實地花出去了，責任自然也不在自己的頭上。反正花的也不是自己的錢，大家就都圖個心安。

歐洲很少有需要安檢的公共交通，印象中只在西班牙坐高鐵的時候安檢過一次，其他時候地鐵、巴士、火車隨上隨下；當走在一條街上要被查四五次身份證，肩上的包拿起來又放下，包里的東西被不認識的人翻出來一件一件看，本來就尿急還讓你把手里的水喝一口……怎么說呢，當然理解，但不舒服是真的。這種是客觀的感受，以至于我在北京幾天也在反復思考，“我的安全”必須是通過犧牲“我的感受”而獲得的嗎？或者說，為了抓取極低概率的風險，付出如此高的社會總成本，合算嗎？不能細想。

16.這其實也是中國超大規模社會的管理壓力與歐洲小國寡民模式在數學模型上不同，所以治理思路也不同：“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過一個“，還是”既然找不出不如放過“。對于兩邊的治理者而言，”安全“所要付出的代價是不同的，”不安全“所要承受的后果也是不等價的。除此以外，政策的落地和實施，策略方式差異也非常大。歐洲系統傾向于將風險散布給個體承擔（自擔風險，換取效率與尊嚴）；此地傾向于將風險集中管理，由公共財政支付極高的行政成本來清零風險。對于個體的生活層面，認可哪種選擇哪種”不舒服“就是自己的考量了。

17.另一種“肅穆”是年輕人的狀態。不同于深圳的年輕活力和“卷”，在北京看到的年輕人，以及跟他們聊天的狀態，散發一種“淡淡的死感”——好像不甘心，又沒有辦法；一邊焦慮，一邊認命工作。在金融圈工作的朋友們遇上了政策變化，收入低了不少；創業的朋友們，全球的形勢都不好，難度比以前大了很多；體制里的朋友們倒是沒什么變化，只不過也沒那么多“進步”的心思了。一方面環境確實發生了變化，另一方面我身邊的朋友也都到了一個不宜亂動的階段，所以普遍體感是大家的生活工作都在一種“非常確定”中，而本身大環境又帶來了諸多“非常不確定”，這種價差磨平了很多雄心勃勃和追求。幾年前大家的心思如果是“求變”，那這幾年更多是“求穩”。

18.倒是開始見到了一些老外。我離開前的那兩年，北京走了很多外國人，當時的環境對外國人的日常出行、生活影響很大。這次回去，在簋街、三里屯又開始見到活躍的老外了，但大多都是游客，想來應該是免簽政策帶來的紅利。做入境游，現在應該算是個風口。

老家西北小城

（火車途徑甘肅蘭州榆中實拍）

19.這么多年四線小城的生活其實沒有變化。對于西北的四線城市來說，經濟發展的驅動力和支柱就是轉移支付。產業或許是有的，能夠帶動的經濟增量微乎其微。經濟活動的循環是消費驅動+外部輸血+體制內擴張。

20.消費驅動主要靠外出務工人員的匯款，本地人能夠“溢出消費”。說白了就是外地賺錢本地花，本地沒有自身的造血機制。

21.轉移支付和體制內的擴招占據了縣城主要消費量，撐起了表面就業和購買力。小城里一半人是財政供養人員，是消費主力，另一半人是為這群人提供消費的。去年好像有體制內禁止吃喝政策，出臺后，不少高端餐飲業又遭受重創。全城大約42萬人，街上的業態分為幾類：餐飲業是大頭，煙酒銷售其次，藥店第三，賓館第四。

22.縣城房價也是發生了不小的變化，現在均價在5k左右，比較敏感就不聊了。

23.甘肅人的成人禮是離開甘肅。所以我身邊當時學習成績比較好的同學，都離開了甘肅去了外地上大學，另一部分沒考上大學的或者學習不好的就留在本地服務業；離開的這部分人，家里如果是縣城婆羅門的，畢業之后回去在當地又做回公務員，沒什么背景或者不想在家發展的，也就如蒲公英一般飄落在各地生根。個人命運自有不同，但黃土高原上生出的農耕本色使然，也確實沒聽過什么敢想敢拼成就大業的，基本都是像農民一樣守著一畝三分地踏實耕作，這點跟沿海地區還是不太一樣。

四川幾城

24.春節還去了趟四川。走了南充、宜賓、瀘州、眉山、綿陽幾個城市。總體感覺是，四川不愧天府之國，生活的確安逸巴適。如果在國內讓我選擇一個躺平生活的地方，四川毫無疑問在前兩位。特別喜歡此地人剛柔并濟的性格，本性也良善。和家里人聊到地域歧視，說起國內對每個地方幾乎都有一些刻板印象或者是歧視，唯獨對四川沒有什么“壞”印象，頂多也就是說四川男人是“趴耳朵”，但這在如今也是好男人典范。想了想好像確實也是這樣，川渝人性格里的東西蠻打動人的。

25.四川有很多古鎮，商業化程度沒有那么高，很多古鎮居民世代居住于此，民風淳樸。我在一般的古鎮景區是很少消費的，但是在川東一些古鎮里，發現物價確實不高，賣的東西也都是當地的特色，什么轟炸魷魚烤冷面臭豆腐之類的比起其他地方來還是少很多。

說起古鎮就不得不提李莊古鎮，抗戰期間李莊其實就是中國的文脈所在了。匯集著幾乎一半的國家級文物、中國最頂尖的學者、科學家、中央研究院、博物館、營造學社、同濟大學等全部遷于此，林徽因也在這里因為環境導致肺病復發，成為去世的直接因素。我原本會覺得這里應該有非常詳細相關紀念館，但除了營造學社舊址和陳列館、文化抗戰博物館以外，沒有系統性和上價值的紀念。我理解這種紀念館的尺度和難度，但其實輾轉騰挪的地方有很多，這次去宣傳上就只有夜景燈景和李莊白肉了，有點失望。

26.去了瀘州老窖和五糧液的酒文化景區。看了一圈后，從投資角度對白酒還是偏悲觀。挑點能說的，誠然白酒被打造成一種文化，好像具有文化屬性什么的，但沒有辦法掩蓋其“年輕人不愛喝”的根本矛盾。未來白酒單純作為一個文化消費品，其標價當然可以高，而且像四川、貴州這些地方一些城市的經濟與白酒深度綁定，形成利益共同體，只能進不能退，但從現在消費主力的需求來看，白酒的價值得往后靠靠。如果還想著靠打“老登”牌，扯文化說歷史，根本不適合今天的白酒營銷。

（五糧液酒廠鵬程廣場）

27.宜賓和綿陽這兩年發展勢頭很猛。一方面，原有的產業支撐讓城市基礎非常好；另一方面，引入的新的產業形成了新的經濟增量。比如寧德時代等120多家配套企業落地宜賓，形成動力電池產業，還有晶硅光伏全產業鏈；綿陽有京東方惠科等中端屏等新型顯示，還有先進材料、裝備制造等產業鏈。近兩年兩城經濟增速均在5%以上。由此而獲益的，是整個城市的房價和旅游業。以亞朵酒店為例，同房型均價宜賓要比眉山高將近50%。

28.在四川的一個切身感受是，年輕人很多。其實四川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長期第一大外出務工省份，理論上說，本地服務業從業人員平均年齡應該大一些才對，因為在外務工收入肯定要比在本地務工收入高，所以打不動工了才回來。但不論是南充、宜賓還是瀘州、綿陽，我觀察到的情況是：當地餐廳服務員、網約車司機、賓館前臺這些崗位都是年輕人，這與在北京和西北縣城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樣的。結合前面的觀察，要么充分說明這些年四川經濟變強了，回流變多，可吸納和承載的就業量上去了；要么是有另一種原因，這里我也不展開了。市場自有均衡，總體來說資金的方向就是機會的方向，機會的方向就是人的方向，人的方向就是發展的方向，這是一條規律。（如果資金找不到機會，那人最好的選擇就是躺平）

以上就是回國兩個月的一些觀察所見，淺嘗輒止談一談，不可能面面俱到也沒法深入。也有跟朋友們的深入溝通和交流，以后借著其他話題再來聊一聊吧。

我身邊總有一些想回國發展的朋友，這次回去我大概能理解他們：作為一個不用上班的“游客”，國內的低生活成本、高生活便利，價差確實能構成理想中的“生活品質”。

不過視角不同，問題便不同。所以我的建議是，盡量從不同的身份和角度去感知生活品質背后的對價，理想情況是用最小成本嘗試時間和空間上的套利，并以二十年為周期進行回測，或許會有新的角度。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