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刑13年未平反，十萬人送行墓前立百碑，百姓永記

一輛靈車，從鄭州開往蘭考，走了整整五個小時。路兩邊跪滿了人，老人、孩子、農民、工人，沒有橫幅，沒有組織，沒有人通知，也沒有人發錢。

有人燒黃紙，有人磕頭，有人哭到站不住，只能扶著旁邊的人緩一緩。這個死去的老人，檔案里壓著一份"有期徒刑十三年"的判決，從未平反，至死是"罪人"。

1927年，張欽禮出生在河南蘭考縣南彰鎮張莊，一個普通的農村家庭。1945年，18歲，參加革命。22歲，當上了考城縣縣長。1954年，蘭封、考城兩縣合并，他繼續當蘭考縣長。

按這條線走下去，他的仕途并不復雜，甚至可以說順。

但他有一個毛病——他說話太直。

1957年反右期間，蘭考縣委組織部部長孫躍堂霸占了一名現役軍人的未婚妻，軍人復員回來，孫躍堂又捏造罪名把他關進監獄。

第一次，他說話，被降級了。

1958年秋，更大的風暴來了。大躍進盛行，全國各省爭相匯報糧食產量，畝產萬斤的數字滿天飛。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帶頭搞浮夸，風氣壓下來，整個河南沒幾個人敢說真話。張欽禮偏偏在省級秋糧征購大會上站起來，直接點名批評吳芝圃，說他帶頭造假，掠奪農民。

這句話說完，他當場被取消參會資格，押送回蘭考接受群眾批斗，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送農村勞動改造。

第二次，他說話，被撤職了。

在農村勞動改造期間，他住在草庵里，到農民家里蹭飯。1959年、1960年，村里開始斷糧，有人偷偷逃荒討飯，有人開始餓死。張欽禮在草庵里想了很久，做了一個在當時看來極其危險的決定——他要進京，去找周恩來總理。

1960年10月，他先寫信，內容大意是：河南省委堵塞言路，許多好干部被打倒，群眾開始餓死，信陽餓死的人尤其多，請總理出手。信寫好之后，他不敢郵寄，怕被截下來。他坐火車去了北京。

經過一番周折，1960年12月9日上午，周恩來在中南海接見了他，后來說他是全國2000多個縣中第一個當面向總理反映真實情況的縣級領導干部。

這句話，意味著那時候所有其他縣的領導——都沒說實話。

中央隨后派劉建勛接替吳芝圃擔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1961年冬，劉建勛正式為張欽禮平反，恢復職務。補發了三年工資，共1246元，全部被張欽禮捐給了蘭考縣救災辦公室。他對妻子說，群眾比咱們更窮，有的正在挨餓。那一年，他妻子每月工資才40多元，還要養活五個孩子。

1962年12月，焦裕祿調到蘭考任縣委第一書記，張欽禮任副書記。

兩個人第一次見面，焦裕祿看了看這個已經被整過一輪、又重新站起來的副手，安排他主抓"除三害"——就是治風沙、治內澇、治鹽堿。成立了"除三害辦公室"，張欽禮負責統籌。

那時候的蘭考，一場春風就能把門縫堵死，出門就一臉黃沙；鹽堿地白花花一片，插進去的莊稼苗，活不到第二天；內澇一來，莊稼連苗都見不到。糧食畝產幾十斤，幾百年來蘭考人一到荒年就出去逃荒討飯。

兩個人騎著自行車，一個村一個村地走，查風口在哪里，水往哪邊流，哪片地堿最重，哪塊沙最難壓。冬天查、夏天查，一邊查一邊畫圖、做記錄。縣委常委會的同事提出要給領導班子建幾間新房，兩個人當場拒絕——群眾連飯都吃不飽，領導先蓋新房？不行。

1964年5月14日，焦裕祿病逝，年僅42歲。張欽禮在追悼會之后，接過了縣委主持工作的擔子。

焦裕祿走了，三害治理還剩一半沒做完。

張欽禮繼續干。1964年8月，河南全省沙區造林會議在豫東民權縣召開，他代表蘭考作典型發言，除了匯報造林成績，還流著眼淚講了焦裕祿的事跡。主持會議的副省長聽完，當場提出要學習焦裕祿。會議結束后，省委隨即作出決定，全省向焦裕祿學習。

1965年底，新華社記者穆青、馮健、周原來蘭考采訪。

他們本來打算寫整個豫東災區，是張欽禮拉著他們，從下午7點談到后半夜，把焦裕祿的所有故事一件件說出來。穆青當場流了眼淚，說自己工作28年沒有哭過，這一次哭了。他們最后決定，專門寫焦裕祿。

1966年2月7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了那篇震動全國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通訊里，張欽禮被稱為焦裕祿的"親密戰友"。

這幾個字，后來成了他的災難。

一個人干了好事，不一定有好下場。這是歷史最殘酷的地方之一。

原本針對張欽禮的批斗迅速升級。他被拖出來開會批斗，被拳打腳踢，耳朵打聾，牙被打掉，手被打殘，腰被打傷，有時被兩手反綁從卡車上直接推下來，摔得滿身是血。他在監獄里關了一百六十八天，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后來是蘭考一個農民跑到北京天安門前長跪喊冤，驚動了周恩來，張欽禮才被救出來。

這是他第一次被關押。

1967年，他從北京回到蘭考，擔任蘭考縣革委會主任。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被秦一飛、周化民關進監獄的1200多名干部群眾全部放出來，恢復4000名黨員的黨籍，重新整修了焦裕祿紀念館，然后繼續推進治理三害的工作。

他帶領群眾利用黃河水淤灌了22萬畝鹽堿地，把白花花的堿土變成能種糧食的良田。這些后來都成了他的"罪狀"之一——"擅自扒堤決口，破壞工農業生產"。

1971年初，省委副書記王新打來電話，說張欽禮在蘭考搞"生產黨"，隨即被撤職，被送到信陽大別山古廟里軟禁，整整關了五百四十多天。這是第二次被關押。

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事，王新很快被捕，張欽禮才再次獲救，被提升為開封地委副書記兼蘭考縣委書記。但好景不長。

1977年11月，河南省委免去了他開封地委書記兼蘭考縣委第一書記的職務。

1978年2月，省委決定批判張欽禮。同年10月16日，張欽禮在治黃淤灌水利工地上被逮捕。這是第三次被關押。

1978年11月21日，《河南日報》頭版登出一條消息："中共河南省委決定依法懲辦反革命分子張欽禮。"罪名有四條：惡毒攻擊中央領導、反黨亂軍、殘酷迫害革命干部、擅自扒堤決口破壞生產。

1979年12月24日，商丘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宣判——有期徒刑十三年。張欽禮上訴，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駁回，維持原判。

一個服了十三年刑的人，用一個法律上根本不存在的罪名被釋放了。

因為張欽禮一案株連的人極廣：4000余人受到清查，120人被判刑，其余或開除黨籍，或開除公職。焦裕祿生前樹立的"四桿旗"村干部，命運更慘——趙新貞被判刑十年，在獄中得了水腫病，第十年才出來，出來就死了；雙楊樹支部書記王發祥因"罪證不足"無法宣判，在隔離室審查十年，第十年死在隔離室里；趙垛樓支部書記李運祥判刑六年，在獄中癱瘓，刑滿出獄不久死亡；韓村支部書記楊素蘭聞訊逃跑，在外流浪四年。

這些人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是焦裕祿活著的時候，最堅定地支持改變蘭考的那批人。

1990年5月，張欽禮刑滿出獄，實際關押約十一年。

他已經六十多歲，頭發全白，背也駝了，家人在門口接他，差點沒認出來。這時候，妻子劉秀芝每年除夕仍會從蘭考趕到監獄，帶著白面和肉餡，看著他吃完她包的餃子再走——這件事，她堅持了整整十一年。

出獄之后，張欽禮沒有換城市躲清靜，直接回了蘭考，住進舊房子里。

日子過得很簡單。有人來看他，他就一起吃飯；聽說哪個村修路缺錢，他把退休金拿出來；聽說哪家孩子上不起學，他托人找路子。對于"判刑十三年"這件事，他沒有做過多的解釋，只是說——自己沒干壞事，這段經歷就掛在那里，該干的活之前已經干了，后面能幫的也繼續幫。

2004年5月7日，張欽禮在鄭州病逝，享年77歲。

消息傳到蘭考，最先變化的不是哪個部門的公告欄，而是村子里的口口相傳。消息像水一樣漫開，幾個小時之內，路邊就站滿了人。

出殯那天，靈車從鄭州出發，往蘭考方向開。路兩邊的人，不是統一著裝的隊伍，不是拉橫幅喊口號的人群，就是穿著平時衣服的普通人——老人拄著拐杖，婦女抱著孩子，年輕人還穿著工作服，有騎自行車趕來的，有從地里收了工直接走過來的，有頭天晚上就在路邊等著的。

靈車到了眼前，有人喊了一聲"跪吧"。撲通一聲，幾百人齊刷刷跪下去了。

原來估計30分鐘走完的蘭考縣城街道，走了整整四個多小時。

下葬時，組織方擔心出事，提前改了時間，秘而不宣。但還是擋不住——光是蘭考縣城就聚了十萬人，加上從全縣農村趕來的，保守估計超過十五萬人。張欽禮的老家是一個不到一千人的村子。組織方做了一個決定：提前改葬，為的是不踩壞莊稼，不把人踩傷。

那時候是五月下旬，麥子快熟了，他們不想讓老百姓的地遭殃。

葬禮之后，又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人們開始自發給他立碑。有人挑著水泥來，有人抬來石板刨平打磨，有人用厚木板刻字，風干了就往墓前插。字不一樣，材料不一樣，高矮不一樣，但寫的內容差不多：好干部、清官、百姓記著你。誰家出了力，就刻誰家的名字；出不起錢的，找塊能刻字的材料，先立起來再說。

幾個月下來，墓前前前后后立了一百多塊碑，有高有矮，有新有舊，密密麻麻。

這是他們自己給他寫的評價，不在檔案里，刻在石頭上。

在張欽禮生前，焦裕祿早已成為"縣委書記的榜樣"，寫進教科書，建進紀念館，年年有人參觀、瞻仰。而那個把焦裕祿的事跡介紹給記者、一字一淚講出來的人，是張欽禮。如果沒有他那個下午拉著穆青談到后半夜，焦裕祿的故事未必能在那個時間點傳遍全國。

但焦裕祿被載入史冊，張欽禮進了監獄。

一個事實在前，另一個事實在后，兩件事同時存在，卻從未被官方正面對視過。

1979年，張欽禮被定罪時，有一條罪名是"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祿事跡，欺騙全黨全國人民"。換句話說，在那份判決里，焦裕祿的事跡被認為是張欽禮"編造"的。

而焦裕祿紀念館，至今還開著。張欽禮的案子，至今未平反。

檔案里的結論是一個方向，十萬人的膝蓋是另一個方向。

蘭考那一百多塊碑，還立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