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筆下的日本人藤野先生，死后許廣平題寫碑文，其孫為魯迅種樹

上學的時候，便學過一篇課文，叫《藤野先生》。

那時候，對藤野這個人比較模糊，也不甚了解。

只是感到很奇怪，魯迅筆下這個日本人倒是不錯，挺有良知。

如今年長，全面了解了藤野先生這個人，以及有關的歷史資料后。

方才看到一個全面的藤野先生。

他也是魯迅筆下唯一令我尊敬的日本人。

一：福井醫家的“蘭醫”傳人

明治七年七月初一（1874年7月1日），日本敦賀縣（后并入福井縣）蘆原町的一戶醫家，傳來嬰兒響亮的啼哭。接生婆擦著汗對產婦說：“夫人，是個健壯的男孩！”

這個孩子被取名“嚴九郎”——藤野家第五代“蘭醫”傳人。所謂“蘭醫”，指的是通過荷蘭人傳入日本的西方醫學。祖父藤野甫庵、父親藤野升八郎都是當地名醫，家里開著一間“藤野診所”，門楣上掛著“西洋醫術”的招牌。

歷史切片：嚴九郎出生時，明治維新已進入第七個年頭。東京，明治天皇頒布《學制》，全國推行義務教育；橫濱，第一列火車剛剛通車；而福井這樣的鄉下，人們還在用和歷計算日子。藤野家診所里，既有祖傳的漢方藥柜，也有新式的聽診器和手術刀——這是日本“和魂洋才”時代的縮影。

嚴九郎的童年記憶里，最深刻的是兩種味道：一是藥碾子里漢方藥材的苦香，二是父親手術刀上的酒精味。五歲那年，他第一次看父親做手術——一個農夫被鐮刀割傷，傷口化膿。父親用新式的消毒法處理，農夫竟活了下來。這件事讓嚴九郎認定：“西洋醫術能救人。”

但父親說：“要學西醫，先得懂漢學。”于是，嚴九郎被送到藩校畢業的野坂先生那里，學習《論語》《孝經》，練習書法和算盤。野坂先生是朱子學信徒，上課前總要朝西（中國方向）行禮：“中華乃文明之邦，日本文化之師。”

這個細節，像種子一樣埋進嚴九郎心里。多年后他對兒子說：“中國，乃是將文化教給日本之先生。”

二：名古屋的醫學生涯

明治二十五年（1892年），十八歲的嚴九郎背上行囊，前往名古屋。愛知縣立醫學校（今名古屋大學醫學部）的錄取通知書，被他小心地夾在《孝經》里。

那時的名古屋，正處在工業革命的前夜。紡織廠煙囪林立，火車站人聲鼎沸。但醫學校還在舊藩校的房子里，教室漏雨，解剖室只有兩具尸體——都是從監獄送來的無主犯。

嚴九郎的德語老師是個普魯士人，上課總愛說：“醫學是科學，科學沒有國界。”這句話他記了一輩子。解剖課上，他第一次拿起手術刀，手抖得厲害。教授呵斥：“手抖的人不配當醫生！”他咬著牙，在宿舍里用筷子練習夾豆子，一練就是半夜。

時代風云：1894年，嚴九郎二十歲。這年夏天，甲午戰爭爆發。學校里貼出“征清義勇軍”的告示，同學們熱血沸騰，紛紛報名。嚴九郎卻躲在解剖室，對著人體標本發呆。野坂先生的話在耳邊回響：“中華乃文明之邦……”

戰爭以日本勝利告終。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臺灣割讓，中國賠款兩億兩白銀。學校里彌漫著“日本第一”的氣氛，有同學嘲笑嚴九郎：“還讀什么漢學？中國已經落后了！”

嚴九郎沉默不語。他想起父親的話：“醫者仁心，仁心無國界。”

1896年，他以優異成績畢業，留校擔任解剖學助教。但嚴九郎不滿足，他要去東京——那個正在瘋狂西化的首都。

三：東京的鍍金歲月

明治三十年（1897年）五月，嚴九郎拿到醫師開業證明書。七月，他踏上了開往東京的火車。

東京帝國大學（今東京大學）醫學院，是日本醫學的圣殿。這里云集著從德國、英國留學歸來的教授，實驗室里是最新的顯微鏡，圖書館藏有全世界最新的醫學期刊。

嚴九郎如饑似渴。他主修解剖學，師從德國留學歸來的緒方教授。緒方是個嚴厲的人，常說：“解剖學是醫學的基礎，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嚴九郎的筆記做得一絲不茍，連血管的微小分支都要畫得清清楚楚。

但東京的生活并不容易。他租住在下町一間六疊（約10平方米）的屋子里，每天只吃兩頓飯：早上飯團，晚上蕎麥面。最奢侈的享受，是每月去一次神田的舊書店，淘幾本德文醫學書。

社會百態：此時的東京，正上演著“文明開化”的狂歡。銀座點亮了煤氣燈，上野公園開起了博覽會，女學生們穿起了洋裝。但嚴九郎注意到，醫院里擠滿窮人——工廠工傷的工人、營養不良的農民、染上梅病的女妓。西醫能治病，卻治不了貧窮。

1901年秋天，一個機會來了。仙臺醫學專門學校（今東北大學醫學部）招聘解剖學講師。介紹人是他的學長敷波重次郎。面試時，校長問：“你為什么想去仙臺？”嚴九郎回答：“那里離東京遠，可以靜心做學問。”

十月，二十七歲的藤野嚴九郎踏上了開往仙臺的夜行列車。他不知道，三年后，一個中國留學生將改變他的一生。

四：仙臺的“周君”

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九月，仙臺醫專開學。解剖學教室里，嚴九郎第一次點名：“周樹人。”

“到。”一個清瘦的中國青年站起來，用生硬的日語回答。

這就是魯迅，當時還叫周樹人。他是仙臺醫專第一個中國留學生，也是嚴九郎班上唯一的外國人。

嚴九郎很快注意到這個學生：聽課認真，但筆記記得很慢——日語不熟練。下課后，他把周樹人叫到辦公室：“周君，你的筆記能借我看嗎？”

周樹人忐忑地遞上筆記本。嚴九郎一看，果然，很多地方記錯了。他溫和地說：“以后每周把筆記給我，我幫你修改。”

從此，每周二晚上，嚴九郎的辦公室燈總是亮著。他逐字逐句地修改周樹人的筆記，補充遺漏，糾正錯誤。有次改到血管圖，他特意標注：“你看，下臂的血管應該這樣走……”

周樹人后來在《藤野先生》里回憶：“原來我的講義已經從頭到末，都用紅筆添改過了，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訂正。”

歷史現場：1904-1905年，日俄戰爭正在中國東北進行。仙臺街頭到處是“祈戰必勝”的標語，學生們談論著“旅順大捷”。在這種氛圍里，一個日本老師如此關心中國學生，顯得格外突兀。

果然，流言來了。有日本學生造謠：“藤野先生把考題泄露給周君了！”因為解剖學考試，周樹人的成績是60、60、58分，平均不及格。嚴九郎很生氣，在教員會議上拍桌子：“周君的成績是真實的！我藤野嚴九郎，絕不會做這種事！”

風波過后，周樹人決定退學。1906年3月，他來向嚴九郎告別。嚴九郎很惋惜，但還是尊重學生的選擇。臨別時，他送上一張自己的照片，背面寫著：“惜別 藤野嚴九郎 謹呈周君。”

“周君，”他說，“你回去后，要常常寫信告訴我近況。還有，有機會的話，也送我一張你的照片。”

周樹人鄭重地接過照片。兩人都沒想到，這一別就是三十年，再“見面”時已是陰陽兩隔。

五：從教授到“失業者”

周樹人離開后，嚴九郎繼續在仙臺醫專教書。1907年，他升任教授，月薪一百日元。這在當時是不錯的收入，他租了更大的房子，把母親從福井接來同住。

也是這一年，他結婚了。妻子叫梨花，是仙臺一個商人的女兒。婚禮在神社舉行，嚴九郎穿著紋付羽織袴，梨花穿著白無垢。客人散去后，梨花輕聲說：“我會支持你的事業。”嚴九郎握緊她的手：“謝謝。”

但幸福很短暫。1911年，東北帝國大學成立，仙臺醫專并入，成為醫學部。1915年，學校升格為醫科大學，頒布新規：教授必須擁有帝國大學學位或留學經歷。

嚴九郎兩樣都沒有。六月底，他收到一紙通知：“因學歷不足，免去教授職務。”同事們為他求情：“藤野先生教了十四年書，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校長搖頭：“這是文部省的規定，我也沒辦法。”

七月一日，他被降為臨時講師。八月九日，徹底解聘。收拾辦公室時，敷波教授來看他，嘆氣道：“嚴九郎，這個時代，只看文憑不看本事了。”

嚴九郎苦笑。他想起周樹人——那個因為“幻燈片事件”棄醫從文的學生。現在輪到他了：不是因為覺悟，而是因為一紙文憑。

六：漂泊與喪妻

失業的嚴九郎帶著梨花回到東京。通過關系，他在三井公司的慈善醫院找到工作，當全科醫生。從大學教授到慈善醫院醫生，落差很大，但嚴九郎說：“能治病救人就好。”

慈善醫院在貧民區，病人多是窮人。嚴九郎來者不拒，診費能免則免。有次一個流浪漢腳潰爛，他親自清洗上藥。護士提醒：“藤野醫生，這人付不起錢。”他頭也不抬：“我是醫生，不是商人。”

但命運沒有放過他。1917年，梨花染上肺結核——當時的不治之癥。嚴九郎用盡所學，還是沒能留住妻子。梨花臨終前握著他的手：“對不起，不能陪你了……”

妻子去世后，嚴九郎一度消沉。他投奔在東京開診所的二哥明二郎，幫忙打雜。1919年，二哥突然中風去世，留下孤兒寡母。嚴九郎不得不挑起兩個家的擔子：一邊是二哥的診所，一邊是自己的生計。

時代轉折：1919年，中國爆發五四運動，日本爆發“米騷動”。世界在劇變，而嚴九郎的人生跌入谷底。四十五歲的他，站在東京街頭，不知該往何處去。

七：故鄉的診所與再婚

大正八年（1919年）秋天，嚴九郎回到福井縣三國町。這里是他妻子的故鄉，岳父井田多三郎是當地富商，從事海運業。

井田先生看著落魄的女婿，說：“嚴九郎，開個診所吧，錢我出。”就這樣，“藤野耳鼻咽喉科醫院”掛牌營業。診所很小，但干凈整潔。嚴九郎把《孝經》全文裱成掛軸，掛在診室正中——那是野坂先生教的，他說：“醫者要有仁心，仁心源于孝道。”

也是在這時，他遇到了第二任妻子文子。文子是井田家的長女，比嚴九郎小二十歲，曾有過一段短暫婚姻。第一次見面，文子穿著洋裝，燙著卷發，完全是“摩登女郎”。嚴九郎穿著和服，拘謹地行禮。

井田先生撮合：“文子性格活潑，能幫你打理診所。”嚴九郎猶豫：“我比她大二十歲……”文子卻爽快：“年齡不是問題，我看重的是人品。”

1920年，兩人結婚。婚禮很簡單，只請了親戚。新婚之夜，文子說：“我會把診所經營好，你專心看病就行。”嚴九郎感動得說不出話。

文子確實能干。她學會計，管賬目，接待病人，把診所打理得井井有條。但兩人也有矛盾。文子花錢大方，喜歡買洋裝、化妝品；嚴九郎節儉，一件和服穿十年。有次地震，文子丟下孩子先跑出去，被嚴九郎念叨了一輩子。

1923年，長子恒彌出生；1926年，次子龍彌出生。四十五歲得子，嚴九郎視若珍寶。他每天清晨讓兩個兒子坐在《孝經》前誦讀，不讀完不許吃早飯。他說：“做人先學孝，學醫先學仁。”

診所生意漸漸好起來。嚴九郎看病認真，收費低廉，窮人來看病，帶點蔬菜瓜果就行。家里浴缸常被病人送的西瓜塞滿。三國町的居民都說：“藤野醫生是菩薩心腸。”

八：戰爭陰影下的“恩師”

昭和十年（1935年），長子恒彌上中學。一天，恒彌的語文老師菅好春叫住他：“你父親是不是在仙臺教過書？”恒彌點頭。老師拿出一本《魯迅選集》：“這里面有篇文章，寫的是你父親。”

恒彌跑回家，把書遞給父親。六十一歲的嚴九郎戴上老花鏡，翻開書頁。卷首有魯迅的照片，他拿放大鏡仔細看，喃喃道：“真的是周君啊……”

讀完《藤野先生》，他一個人坐在診室里，久久不語。

文子進來問：“怎么了？”他指著文章：“這寫的是我。”

文子驚喜：“周樹人就是魯迅？那個中國大文豪？”

嚴九郎點頭，又搖頭：“不要對外人說。”

但他心里是高興的。那個沉默的中國學生，不僅成了大作家，還記得他這個老師。1937年3月，他在《文學案內》雜志發表《謹憶周樹人君》，寫道：“周君在小說里、或是對他的朋友，都把我稱為恩師，如果我能早些讀到他的這些作品就好了……聽說周君直到逝世前都想知道我的消息，如果我能早些和周君聯系上的話，周君會該有多么歡喜啊。”

戰爭陰云：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全面侵華，軍國主義狂熱席卷全國。三國町也掛起“武運長久”的標語，年輕人被征入伍。

藥商找到藤野診所：“藤野醫生，軍隊急需消炎藥，我們高價收購。”嚴九郎搖頭：“這些藥是給村民備的，賣了，他們生病怎么辦？”藥商勸：“這是為國效力！”嚴九郎正色道：“中國是日本的文化恩師，這樣的戰爭應該停止！”

藥商悻悻而去。嚴九郎對兩個兒子說：“你們記住，中國，乃是將文化教給日本之先生。”

但戰爭還是奪走了他的兒子。長子恒彌從東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后，被征為陸軍軍醫，派往南太平洋。1945年元旦，廣島陸軍醫院發來電報：恒彌因胸部疾病去世，年僅二十六歲。

嚴九郎一夜白頭。他把自己關在診室，對著兒子的照片發呆。文子哭著說：“至少……至少不是戰死……”嚴九郎苦笑：“有區別嗎？都是戰爭害的。”

九：最后的出診

昭和二十年（1945年）八月，日本敗局已定。八月六日，廣島原子彈爆炸；八月九日，長崎原子彈爆炸。消息傳到三國町，人心惶惶。

八月十日黃昏，七十一歲的嚴九郎背起藥箱，對文子說：“我去給山田先生復診，他咳嗽一直沒好。”文子擔心：“明天去吧，天快黑了。”嚴九郎搖頭：“答應了今天去，不能失信。”

山田家在三里外的村子。嚴九郎走在田埂上，夕陽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長。路過一片瓜地，他想起仙臺的夏天，周樹人曾送他一個西瓜。那是1905年吧？整整四十年了。

看完病，山田留他吃飯。嚴九郎擺擺手：“文子還在等。”回去的路上，他突然頭暈，扶住路邊的松樹。藥箱掉在地上，聽診器滾出來。

第二天（八月十一日）上午十點，藤野嚴九郎在昏迷中去世。診斷是腦溢血。文子握著他冰涼的手，想起昨晚他說的最后一句話：“周君要是知道現在這樣，該多難過……”

四天后，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嚴九郎沒能聽到這個消息，也沒能看到他預言的那個“百年后變得非常強大的中國”。

十：照片與掛軸

今天，在福井縣蘆原市的藤野嚴九郎紀念館里，陳列著兩件遺物：一是魯迅珍藏的藤野照片，背面“惜別”二字依然清晰；二是那幅近兩米高的《孝經》掛軸，紙已泛黃，墨跡如新。

紀念館外立著紀念碑，碑文是許廣平（魯迅夫人）題寫的“藤野嚴九郎碑”。1983年，紹興市與蘆原町（現蘆原市）結為友好城市。1998年，藤野的孫子藤野幸彌訪問紹興，在魯迅故居種下一棵櫻花樹。

幸彌回憶，祖母文子晚年常說：“你祖父這輩子，最驕傲兩件事：一是教過魯迅，二是沒賣過一支藥給軍隊。”

而魯迅，直到1936年逝世，床頭都放著藤野的照片。他在《藤野先生》結尾寫道：“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

一張照片，一篇課文，連接起兩個國家、兩段人生。在那個充滿偏見的時代，一個日本老師對一個中國學生的善意，像暗夜里的微光，照亮了彼此，也穿越了時間。

藤野嚴九郎不是偉人，他只是個普通的醫生、普通的老師。但他用最樸素的方式詮釋了什么是師道——不分國界，不論貴賤，唯以真心待之。這份真心，在戰爭年代格外珍貴，在和平年代，依然閃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