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學歷，不干臟活，想做個“好人”

1月，上海，我再一次見到李治霖。

面前是一個走進上海的人潮就會被淹沒的普通男孩，他留著優雅的絡腮胡，喜歡根據衣服搭配不同樣式的耳環，隨身攜帶保溫水杯，背普通的布包，說話很快，笑聲很大。

我們一共有過三次談話，第一次在線上，談話核心是益盒倡導的“有效公益”；第二次是在北京的一家酒吧，那天我們以私人身份會面，他比較放松，跟我講了一整晚動物保護；第三次在上海，我要求跟著李治霖去上班，體驗“益盒”的工作。

“益盒Charity Box”是李治霖和他的朋友們在2020年底創始的社會企業，它研究社會問題的背后邏輯，思考如何讓公益行動變得科學有效。幾年過去，李治霖和益盒一起成長，他逐漸摸索出一種與“善意”緊密相關的生活哲學和生活方式。

益盒CharityBox

采訪李治霖的好處是，你幾乎永遠不用擔心他沒話說。這非常合理，他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要不停地告訴別人，益盒是什么，有效公益是什么，以及這些事情有多重要。如果繼續了解他，你會發現，他本人就是按照他相信的這些原則在生活的。

人要如何過上一種身心整全、知行合一的生活？

這是現代社會提出的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李治霖沒有答案，但他有自己的回應。

跟治霖的第二次見面，在很多微小的地方改變了我。當我使用洗臉巾的時候，我會想到他拒絕使用一次性用品。當我出去吃飯，素餐開始進入我的選擇范圍。當我看到社交媒體上普遍的收入和階級焦慮時，我會想到可能還有另一個角度來思考我們在世界上的位置。

這種一次一次的想起，讓我決定再去跟他聊一次天。

益盒，與它的創始人

1月13日，在上海，李治霖帶我參加了上海新奧光明公益基金會的答謝會。益盒支持了新奧光明基金會主操的“點萬燈”甘孜州白玉縣社區眼健康促進項目，2025年項目啟動后，當年在白玉縣完成了53例白內障手術，對超過3000名當地百姓進行了眼健康篩查和宣傳教育。

在中國，治療白內障的技術非常成熟，做一臺手術只需要20分鐘左右，但是當地很多老人不知道它是可以治療的，很多人以為年紀大了，就應該瞎掉。但那些知道白內障可以治的老人，走出門到縣城甚至省城接受治療和手術仍然并非易事，因為他們出了門，可能家里臥床的老伴就沒人管，或者豬沒人喂。政府和醫院也在推動主導防盲工作，但是自上而下的力量會漏掉不可見的末端，而醫院的醫生可以給病人做手術，但是不能幫病人喂豬。

新奧的朋友會用這個事實來解釋他們為什么選擇了白玉縣，又為什么要做這些事；李治霖會用這個案例來說明，為什么技術的發展到成果的普惠之間，存在一大段距離，在追平這個距離之前，有人受益有人受苦的社會性的參差，就叫不公平。

我們有很多種方法來解決這個不公平，李治霖選擇的方法是做公益，為此他跟自己的朋友一起創立了益盒Charity Box。

益盒Charity Box

在香港大學讀書的時候，李治霖就經常參與公益活動，但是他的政治學與經濟學背景始終促使他質詢這些經歷：除了帶來感動和滿足，這些行動真的讓世界變好了嗎？

“這個世界會好嗎？”有太多人問過這個問題，也有太多人給出過自己的答案和方案。在李治霖的名字出現之前，我們先看到的是他們：彼得·辛格，他寫了《動物解放》和《饑餓、富裕與道德》；托比·奧德（Toby Ord）和威廉·邁克阿斯克爾（William MacAskill），他們提倡捐出自己收入的10%來踐行一種利他的生活方式；馬克斯·羅澤（Max Roser），他通過研究提出“這個糟糕的世界正在變好并且有可能更好”的結論；保羅·法默（Paul Farmer），他將現代醫學帶入海地、秘魯、西伯利亞，用科學的手段創造圣人的神跡……

開始思考什么是“好”的時候，李治霖大概不到20歲。包括但不限于上述的一系列思想學說，成為益盒的理論基礎。益盒倡導讓捐贈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研究什么公益項目最值得我們投入金錢，為了讓結果可信、影響可見，他們進行大量智識工作來分析這些事情背后的科學與哲學邏輯。我最開始知道益盒，是因為他們分享的一個有趣的研究結論：僅通過給近視學生配戴眼鏡一個學期，他們考試的平均成績就能顯著提高了 14分，相當于多學了一年。

益盒的有效公益攤位

當你想要幫助鄉村兒童得到更優質的教育，進而讓他們擁有更好的未來，你可以選擇的方式有很多種，給孩子們捐書，捐錢，捐水杯，捐書包……而益盒就像你的理財管家一樣，會通過科學和循證的方式，找出那個能把捐贈人的錢花在刀刃上的項目，他們會告訴你，去捐眼鏡。

科學的作用，是繞開直覺的陷阱。李治霖經常舉的例子是“直接給錢”（GiveDirectly），他們會在非洲的落后國家，無條件地給貧困家庭發放兩個月或者半年的現金收入，用于幫助他們脫困。很多人可能覺得這樣的救助簡單粗暴、會養懶漢，然而根據MIT、世界銀行超過300篇的嚴謹評估，無條件現金轉移（Un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是已知有效性最顯著的扶貧干預措施之一。

李治霖

在過去的幾年里，益盒對健康、教育、女性這三個議題下的56個公益解決方案和88個具體的公益項目進行了系統研究和掃描，并最終篩選出那些重點推薦的公益項目，對捐贈人來說，這些項目是最有性價比的，他們的付出，可以有效地撬動盡可能顯著的影響。

對李治霖來說，做公益完全是“經世致用”，把社會科學的理論放進真實的世界看效果。而益盒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進行對知識的轉譯，讓學術成為真正的公共產品。

在這個游戲規則既定的世界里，李治霖仍想為那些依然眼明心亮、古道熱腸的年輕人爭取回一點主動權。去年12月，他在“一席”演講的題目是：“如果世界的未來由少數人決定，你愿意嗎？”

工作，與整全的人生

益盒現在的辦公室在上海愚園路，一個老舊但雅致的民居，大約能容納7個人同時辦公。穿過昏暗的走廊，推開沉重的木門踏進房間，視野一下變得明亮，一屋子女孩笑語盈盈地跟我打招呼。我說你們這個公司性別平等落實得真不錯，她們笑得更開心，轉向李治霖——當下唯一的男性同事——調侃道：“現在你知道誰是全女辦公室的阻礙了。”

1月，益盒剛結束一次招聘。未來這個組織的成員規模有所擴大，他們很快將會搬到一個更大的辦公室。

這次招聘放出的一個全職崗位達到了1:200的競爭程度，李治霖很驚喜，他當然愿意看到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想投身公益行業，但另一方面，他又很難受，“想做好事的人那么多，但是我提供不了那么多工作”。益盒創辦初期，李治霖也曾經歷過，招來了很優秀的人，卻沒能把人留住。人才缺口與行業現狀之間的矛盾，促使李治霖一直去想，他到底應該給那些同自己一樣，關心人群關心遠方的朋友們，提供一份怎樣的工作？

益盒的1%捐贈人活動

來到益盒的人大多數有非常“精英”的背景，他們從名校畢業，在大廠工作過，有人辦過自己的公司。他們的選擇常常要面臨外界的不解，因為公益行業實在長期蒙受非常不佳的刻板印象：圣人一般的苦修生活，錢少，事多，門檻低。

李治霖和他的同事們卻會覺得，精英有精英的責任，而公益也是一種專業。他們不害怕“精英”的頭銜，而是會大方承認，作為客觀意義上的高學歷人群，比起在“卷生卷死”的行業賺無意義的錢，他們更要動用自己的才能，去取得更大的社會效益。

這是屬于他們的“精英的算盤”。

他們也有一些“精英”朋友，待在高薪行業，努力掙錢是為了捐更多的錢做慈善。李治霖總是引用的一個數據是，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如果一個人的稅后月收入達到了1.5萬元人民幣，他就是全球最富裕的前2.2%的人。李治霖身邊的很多人都可以輕輕松松過上這2.2%的生活，他會進一步問：那你是不是有責任讓那些運氣遠遠不如你好的人，過上相對好一點的生活？所以他開始推廣1%捐贈承諾項目，倡導人們捐出自己收入的1%，用很小的一筆收入，為那些急缺這1%的人群創造巨大的改變。

這是另一種“精英的算盤”。

在新奧光明的答謝會上，一個剛剛從金融公司轉到基金會工作的女孩說，轉行之后她確實經歷了薪水下降，但是她重新獲得了身心健康。李治霖也會這樣折算，他對“什么都有”這回事有“巨大的警惕”，如果一個人輕易地把好事做了，社會影響也獲得了，錢也賺了，他會覺得這個人很可疑。他已經有一份自己認為非常有價值和意義的工作了，可以不再去要求那么多的休息和清閑。他已經比自己的同事有了更多的名氣和曝光量，可以不要那么多的錢，現在，他的工資比自己的一些正職員工都低。

當你對自己的工作有高度認同，你會過上一種“身心合一”的生活。益盒的增長和倡導總監一帆用這個詞來描述她到益盒全職工作之后的感受，“你關心的事，愛做的事，和正在做的事，是同一件事”。

李治霖在活動中演講

她跟李治霖一樣，反對996，反對工作對人的剝削，卻為益盒付出了很多時間和精力，因為益盒并不讓他們有剝削感。李治霖多年保持幾乎全年無休的工作節奏，一帆則會像聊八卦一樣地跟自己的男朋友聊工作。

這是益盒很迷人的地方。益盒的捐贈運營和產品負責人加一說，來到益盒之后，她無法加入朋友發泄工作不滿的吐槽局了，因為她真的從自己的同事身上看到很多好的東西，如果說很多人在用痛苦的工作養活一小部分生活，那么對治霖、加一、一帆而言，工作本身就是一種好的生活。

加一很真誠地說，她從治霖身上不斷學到如何調適自己與社會的關系。她對李治霖的理解表現為，在治霖的身上，她看到理想通往現實之路上，一個人要先踏過最瑣碎和世俗的真實。

李治霖的確天真又老成。他讀聶輝華的《基層中國的運行邏輯》，讀吳毅的《小鎮喧囂》，深知在中國要做成一件事，必須去理解具體的生活，比起熱的豪情與空的理論，更實用的智慧是不怕麻煩、通曉人情、腳踏實地。

在招聘啟事里，李治霖特別寫了，“不接受不愿意做dirty work的候選人”。作為創始人，李治霖的工作包含制定整個機構的戰略，溝通政府關系，約見企業負責人，接受媒體采訪，但是與此同時，他也要給辦公室換水，給同事訂咖啡，跟房東講價，開水電發票，采買辦公用品。

跟瑣碎伴隨的，還有失落與失敗。2023年初，李治霖曾經為益盒寫過一篇文章，他坦誠地反思，“我們根本不夠有韌性”。在2020年年底益盒成立的時候，海外的有效公益的理念與實踐已經發展了十余年，李治霖看到一個“豐富成熟的業態”，總覺得自己有很多空間，不愁沒事做。可是最后他發現，“誘惑太多很容易什么都做不好”。真的把腳步落在中國的土地上之后，發現“錢從哪來、組織身份怎么拿來、人從哪兒招、怎么應對各種刁難與緊急狀態，都是日常命題”。

理想落空，都是日常，唯有“用行動克服虛無”。

好事，與對好事的偏見

李治霖平時戴耳環，上“一席”之前，他思前想后，把耳環摘掉了。

他非常重視與益盒和公益事業相關的傳播，在他看來，這個社會真正有效的公益報道還是太少了，要么是偉光正到扁平無聊的好人好事，要么是動輒引發全社會討伐的慈善機構貪污丑聞。所以大家對公益的態度也有些極端，一些人覺得公益組織全是騙子，一些人覺得公益好而無用。

前有郭美美，后有黃楊鈿甜，現在一提到公益，很多人的態度就是“不捐”。在咖啡館，李治霖搖晃著手里的杯子：“這家餐廳不好吃，你會換個餐廳吃，但是如果你捐了一個項目爆雷了，你不會換個項目捐，而是以后就徹底不給公益捐錢了。”

“因為公益不是剛需。”對很多人而言它是錦上添花，可有可無，而參與其中的人被投射極高的道德想象，信任的重量會導致信任的危機，任何瑕疵都被視為不可接受。

生活中的李治霖

全職公益人是拿工資的，這件事已經超出很多人對公益行業的認知。每個公益組織的預算支出里，都要包含人員成本，捐贈人捐給受益人的錢，同時也在支付公益人替大家落實好事的報酬。這意味著公益是一種可以運轉的專業性工作，而不是天降的善意和福祉。

讓公眾理解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我們對公益行業的很多不信任就來自“公益行業不能有一個壞人”的想象，如果大家認為做公益的“全是好人且只能有好人”，那就說明我們根本還沒有把公益真正看作是一個職業，而是一種道德枷鎖。

做公益，還是有太多來自外界的想法需要顧慮。

即便如此，李治霖還是決定跟他的伙伴一起去做更難的事，“從那些對公益不信任、不感興趣的人手里拿錢”。根據李治霖的估算，在1%捐贈的社群里，公益人大約占到20%。也就是說，那些投身于公益或者對公益已經有高關注度的人，在“做好事”上已經投入了大量資源和精力，依然在盡可能地繼續“做好事”。他調侃道：“好人總是什么好事都要摻和。”益盒做到2026年，這個階段，李治霖更想撬動的，是那些手里有錢但不知道捐給誰、或者那些不知道自己手里的錢能拿來做好事的個體和企業。

李治霖（右一）與彼得·辛格教授（右二）在上海的活動

談到公益事業面臨的阻礙，“沒錢”永遠都是最大癥結。李治霖總是在算賬，數據告訴他，很有可能我們長期忽視“錢”給公益帶來的影響。一項能夠指導公益項目實踐的社會科學研究，可能會產生很可觀的社會效益，這個資助需要很大的投入嗎？“如果能夠將10億元投入到社會科學或者其它極具有效性的公益領域，以2024年中國公益慈善組織接收的慈善捐贈總額1324.58億元來計算，這筆投入只占0.7%，但已經是非常大，非常可觀的一筆資金。”

李治霖信賴研究結果和數據報告，因為它們能夠最直觀地告訴我們，公益不是圣人的花邊，而是一種社會責任，或者，如李治霖所說，是一種生活方式。在1%捐贈小程序的主頁面，他們提供的數據涉及一些長期支持的項目：“3335元可以幫助1位失明患者復明，881元可以延續1位先心病患者1年的健康壽命。”當你知道自己只付出一點精力和金錢，就能可見地彌補這個世界的參差時，你很難不覺得自己應該這么做。

“我覺得公益和捐贈就是你讓渡自己的一部分東西，讓自己的一些資源流向別人，你會發現這些東西最后也會以更高級的、你更需要的形式流向你。”

比如很多人窮其一生追求而不得的意義和價值感，比如深夜自問的時候，那種確切的心安。

好人，與做好人的信心

李治霖時刻提醒自己，他是這個社會里非常幸運的一個人。

他所崇敬的保羅·法默醫生的傳記《越過一山，又是一山》里寫：“幸運的人經常在心底為自己在這個世界上享有的一切感到不安。”那本書里將這種不安稱為“世人共同的焦慮”，李治霖和他的前輩，決心一生用具體的行動去消除這種不安。

“知行合一”在李治霖身上非常具體：他關心動物福利，于是他吃素，打不使用動物羽毛的碳音球，不消費動物福利做得不好的產品；他做公益，他也捐錢；他關心遠方，也把家里一個房間用來接待身邊暫時無家可歸的人。

李治霖在“植物性飲食生活方式”大會上演講

馬克斯·韋伯有一個概念叫“天職”，它是一種使命，一種可以為之奉獻全部的事業。李治霖相信自己已經找到了這個“天職”，就是幫助受苦受難的生命，推動消除社會的不平等。益盒就是他現階段能想到的，實現這個志業最好的手段。

2025年，有兩件事給李治霖的影響很深。

他跟我講了治國的故事。治國是一個來自山東菏澤單縣的男孩，他很早就成為了1%捐贈人。因為長期在農村生活與工人農民接觸，想為受苦的人尋找出路，治國從小學開始就在做公益，一直做到大學，后來因為在泰國清邁研學的一場交通事故中，不幸去世。治國的父母都是農民，沒有社保也沒有房產，不能辦簽證，所以李治霖和1%捐贈人社群里的其他伙伴幫忙料理了治國的后事。這個過程中，李治霖了解了治國的處境，他現在還是會想起這個普通而寡言的男孩，“不顧自己的處境，一生都想為別人做一點什么”。想到世界上存在過治國這樣的人，治霖會覺得受到莫大鼓舞。

另一個是貴州大姐的故事。去年快過年的時候，治霖和女朋友一格在路上遇到一個大姐，她幾乎要被自己那些巨大的行李淹沒了。他們過去幫忙，知道這個大姐從貴州來上海務工，要回家過年，但她不知道怎么去火車站。當時天色已晚，治霖和一格對了一下眼神，一致決定把大姐帶回自己家的客房。這個大姐猶豫了一下，竟然答應了。他們收留了大姐一晚，第二天給她做了早餐，叫了車把她送到車站。

大姐完全理解不了治霖和一格的工作。治霖說一格是做環保的，大姐問她手底下管幾個環衛工人；治霖說自己是做公益的，大姐覺得他一定很手巧，因為做“工藝”。但是在那個晚上，他們還是成為了很好的朋友。回到貴州之后，大姐一直試圖給他們寄點臘肉，但他們吃素，于是大姐給他們編織了兩雙拖鞋，治霖說那是他擁有過的最好的一雙拖鞋。

大姐能夠如此不設防地接受陌生人的好意，給李治霖帶來了巨大的感動。他開始進一步去想，公益的實質是“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我有關”，但是在日常生活中關心需要幫助的陌生人，在互聯網上理解那些對你惡語相向的陌生人，能夠幫助他過得更為“整全”。 這些年來，他一直覺得，他的好朋友Angel說過一句話，是他為人處世想達到的目標：“理智與情感都異常充沛，遠方和附近都同樣關心。”

我剛到上海的時候，李治霖正因為工作中的不順利感到沮喪。我剛離開上海，他發消息告訴我，在他們的努力下，事情又可以正常運轉了。這些年來，事情大抵如此，在波波折折中經過。

無論是關于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還是關于如何參與構建一個理想中的世界，李治霖的信念，被他寫在了自己的微信簽名：“長命功夫長命做。”

本文首發于《南風窗》雜志第5期

作者 |趙淑荷

編輯 | 黃茗婷

值班主編 | 吳擎

排版 | 阿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