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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年》:歷史正劇的回歸之作
文/林疆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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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年》劇照
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古裝劇逐漸向類型娛樂傾斜,歷史被壓縮為視覺風格的背景裝飾,時代本身的內核則被徹底抽空。《太平年》既保留了歷史正劇的莊重,又兼顧現代觀眾的審美體驗;既承接了《雍正王朝》《大明王朝 1566》這類傳統歷史史詩的敘事厚度,又區別于諸如《瑯琊榜》《慶余年》《長安十二時辰》這類依賴虛構設定的歷史題材作品。
該劇由中央廣播電視總臺、華策集團、浙江廣電集團聯合出品,共48集。在傳統播放平臺與網絡平臺之間形成交匯,由中央電視臺綜合頻道首播,網絡平臺騰訊視頻、愛奇藝、芒果TV同步上線。劇集以五代十國末期至北宋初年的歷史為背景,將“納土歸宋”的史實置于時代發展的整體框架中,系統呈現了五代十國從分裂走向統一、從戰亂歸于太平的完整歷史進程。
五代十國時期政權更迭頻繁,軍閥割據混戰,社會長期處于動蕩不安之中。武力征戰是權力合法性的主要來源,而武力本身又不斷催生新的不穩定因素。劇中趙匡胤與錢弘俶構成了歷史敘事的雙重軸線,趙匡胤有謀略,是推動統一秩序的締造者;錢弘俶有智慧,是順應歷史洪流的順勢者,二人共同促成了亂世的終結。作為結束動亂的核心推動者,趙匡胤將權力收歸中央,以“杯酒釋兵權”巧妙化解潛在威脅,打破了“武將奪權”的循環。吳越國君主錢弘俶從被視作“閑散少爺”的少年繼承者,到內除奸臣外穩局勢的統治者,再到面對北宋的統一趨勢,摒棄兵戈,主動選擇“納土歸宋”。錢弘俶的選擇并非失敗者的退場,而是基于亂世中對時代趨勢判斷的大智慧。吳越所處江浙地區的地理位置與經濟條件并非毫無自保能力,而避免戰爭保全百姓生計,更是一種深層的責任。“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完美詮釋了吳越文化飽含的“和平智慧”。
“待太平年至,共飲一杯熱酒”,既是劇中人物的愿景,也是那個時代樸素又艱難的理想。在民不聊生的亂世,沒有人可以完全置身事外。歷史不是由個人書寫的,劇集拒絕將復雜的歷史進程簡化為個人英雄的勝利。除了趙匡胤與錢弘俶,郭威與柴榮為宋朝的建立奠定制度與軍事基礎,孫太真為敘事注入情感溫度,胡進思與馮道等人物則在權謀之間不斷調和,推動歷史緩慢前行。無論是帝王將相,還是臣子百姓,在劇中都有各自不同的立場和動機,使敘事呈現出多層次的真實面貌。在當下國際地緣政治背景下,劇中錢弘俶以蒼生為重,換天下太平,其理性克制與責任擔當仍具有重要的參照意義與價值。
《太平年》在敘事節奏上,兼具緩慢鋪陳與快節奏推進。朝堂之上的博弈、地方政權的試探,緩與急之間的轉換張弛有度,讓整部劇集極具張力。在制作層面,為確保劇集質量與歷史表達真實性,廣電總局特別為劇組進行了專項培訓,從源頭上規范歷史正劇的創作標準。劇集在還原歷史元素的同時,巧妙消解了歷史題材的厚重感:臺詞在文言與白話間自然切換,既保留了時代語言的質感,又降低了觀眾的理解門檻;服飾、器物與飲食習俗頗具考究,不同階層通過官服色彩差異、器具精細之分等視覺細節具體呈現,進一步強化歷史真實感。劇組輾轉橫店、臺州、敦煌等多地實景拍攝,搭建約 38000平方米的實景場地,不僅用電影級質感還原真實歷史風貌,而且在視覺上直接傳達亂世與太平之對比。
作為歷史正劇的亮眼之作,《太平年》的意義不僅在于重新讓“時代”回歸敘事主體,填補了“五代十國”作為“冷門歷史”長期被影視忽略的空缺,而且在呈現特殊時代無序與苦難的同時,也清晰傳遞出“利在一身勿謀也,利在天下者必謀之”的主流價值觀。劇集本身帶來的,不僅是歷史知識的補充,而且引發了對和平的理性思考,呼應了當下觀眾對團結統一的深切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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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 | 鄭苗苗(見習)
審 核 | 張建全
終 審 | 張嘉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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