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碎片化之后理解世界：讓歷史學成為我們走進他者的底色

當我們今天談起20世紀后期的法國歷史學時，很容易用一個詞來概括它的變化：碎片化。曾經的宏大總體史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看起來細小，甚至瑣碎的主題：氣味、童年、身體、死亡、日常生活。歷史不再試圖講述一個整體的世界，而是不斷進入局部、進入經驗、進入那些曾經被忽略的角落。

在弗朗索瓦·多斯看來，這種轉變意味著一種退卻。在他1987年的著作《碎片化的歷史學》中，歷史學仿佛正在失去它曾經最重要的能力：整合。它不再能夠像年鑒學派鼎盛時期那樣，組織起一個跨越經濟、社會與地理的總體結構，而逐漸變成一系列彼此分散、難以對話的研究碎片。這種判斷并不難理解。畢竟，當一個學科不再提供“整體圖景”，人們很自然會感到不安，仿佛我們失去了理解世界的地圖。

但是果真如此嗎？如果換個視角，歷史學并沒有放棄對世界的解釋能力，它只是改變了自身的存在方式。它不再以一個清晰可見的“體系”出現，而開始更像一種嵌入在各個領域之中的基礎結構。換句話說，歷史學正在從一種“顯性的知識帝國”，轉變為一種“隱性的認知基礎設施”。

歷史學在這里不再只是提供知識，而是在悄然定義：什么樣的解釋是“合理的”，什么樣的現實是“可以被理解的”。在這個意義上，歷史學已經不再僅僅是一個學科，而更像是一種底層的人類文明認知基礎。它不直接告訴我們答案，卻賦予了我們可以如何提出問題。

本文內容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3月27日專題《歷史學的觀看之道》B06-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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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賀婧慧

“總體性”的建構

如果我們把時間往前推，會發現多斯所哀悼的“總體性”，并不是一種自然存在的狀態，而是一段被精心建構出來的歷史。

在20世紀中期，以費爾南·布羅代爾為代表的年鑒學派，曾經成功地塑造了一種具有統治力的史學范式。在這種范式中，歷史不再只是政治事件的編年，而是一套能夠整合地理、經濟與社會結構的綜合性解釋框架。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場方法論的革新。但如果換一個角度，它同樣是一種知識權力的形成過程。

借用皮埃爾·布爾迪厄的理論，學術世界從來不是一個純粹中立的空間，而是由不同力量競爭構成的“場域”。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法國史學界，年鑒學派不僅通過《年鑒》期刊確立了新的研究范式，更建立了一套嚴密的學術準入與資源分配體系。布羅代爾及其追隨者通過執掌高等實踐學院第六部（EHESS的前身），實現了對學術職位的制度化控制，確保了教職與研究員名額優先流向認同該學派邏輯的學者。

與此同時，布羅代爾憑借極強的行政手腕對接了美國的福特基金會，將巨額資金定向投入到符合“長時段”與“量化史學”要求的大型集體項目中。這種對職業與資金的雙重壟斷，直接推高了學術生產的門檻：只有那些愿意處理大規模氣象數據、物價波動或人口結構的課題，才能獲得出國考察和聘請助手的經費。

在這種場域中，年鑒學派實際上掌握了對“歷史問題”的定義權。他們設定了一套嚴苛的篩選協議，將關注個體決策、政治偶然性或外交密談的研究，貶斥為膚淺的“事件史”，而只有觸及底層社會結構與物質文明的探索，才被認可為“真正的歷史問題”。通過這種標準與資源的深度綁定，年鑒學派在大約三十年的時間里，不僅統治了法國的學術空間，更在大腦層面預裝了一套全球史學界通用的編譯器，使得任何不符合其邏輯的研究，在選題階段就會因缺乏資源支持而面臨邊緣化。

當一種范式不僅提供解釋，還開始決定“什么值得被解釋”時，它就已經不再只是知識，而成為一種結構性的權力。

在這一權力結構之上，“總體史”作為一種理想逐漸確立下來。歷史學不再滿足于局部的描述，而試圖構建一個能夠容納一切的框架：長時段的地理環境、緩慢變化的經濟結構，以及嵌套其上的社會關系，共同構成一個穩定而宏大的解釋系統。

這種架構帶來了巨大的優勢。它使得歷史學第一次能夠以跨學科的方式運作，使原本分散在不同學科的知識被納入同一個解釋框架之中。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這種能力幾乎定義了歷史學的學術地位，構建了龐大歷史學帝國。但正是在這種成功之中，一種不易察覺的限制也逐漸顯現出來。

當一個系統試圖處理“長時段”的穩定結構時，它不可避免地需要壓縮變化、過濾噪音，并將個體經驗納入更大的模式之中。情緒、事件、體驗，在這樣的尺度之下，很容易被視為不具代表性的細節，從而被排除在核心敘事之外。

而正是在這些被忽略的地帶之中，新的史學轉向開始醞釀。因此，后來被稱為“碎片化”的變化，并不是對這一體系的簡單否定，而更像是一次壓力累積后的釋放。當原有的架構無法繼續容納不斷增長的經驗密度時，意義的生產開始從中心溢出，轉向那些更接近個體感知的層面。

《碎片化的歷史學》

作者：（法）弗朗索瓦·多斯譯者：馬勝利

版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25年10月

碎片化的真相

多斯寫作《碎片化的歷史學》的1987年，是冷戰末期，正值法國知識精神的信任危機之中，之前的宏觀敘事集體失靈。在某種意義上，他描述的年鑒學派的碎片化，是知識分子面對更多復雜世界的“防御性退縮”。在他的事業里，當歷史學從“總體性”轉向“碎片化”時，意味著歷史學正在失去原有的深度？

可能多斯忽略了這種歷史學的碎片化，也包含著一種可能性，即如何從“對現實的逃避”轉化為一種“更細微的抵抗”。如果大敘事是壓迫性的，那么碎片就是藏身之所。但是多斯的提醒并非全無道理，如果歷史只剩下精致的碎片，那它就成了學術界的中產階級軟裝，失去了刺痛時代神經的力量。

圍繞心態史、感官史與微觀史的爭論，往往集中在這一點上：當研究對象變得越來越細小，歷史是否仍然能夠提供有意義的解釋？還是說，它只是不斷退回到瑣碎經驗之中，放棄了理解世界的能力？這種擔憂并不陌生。但它也許建立在一個前提之上：只有“宏觀整合”才等同于“理解”。

如果我們懸置這個前提，就會看到另一種可能性。那些看似細碎的研究，并不只是把歷史研究范圍切得更小，而是在改變“意義是如何產生的”。與其說歷史學在縮小，不如說它在把意義的生產，分布到經驗的每一個節點之中。這并不是一場規模的縮減，而是一種結構的重組。

但當研究轉向微觀層面時，集中模式開始被打破。歷史學不再試圖在一個中心完成所有解釋，而是進入無數具體的經驗之中：一個家庭的日常生活，一種氣味的社會意義，一段童年的記憶結構。這些研究看起來彼此分散，但它們并不是孤立的。它們更像是一組分布在各處的“感知裝置”，在不同位置上捕捉人類經驗的細節。

史學的任務發生了變化。它不再是去“匯總世界”，而是讓世界在不同層面上變得可被感知。當研究深入到經驗的細部時，一個新的現象開始出現：歷史學不再局限于自身的學科邊界，而不斷與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等領域發生連接。

阿蘭·科爾班對嗅覺的研究，揭示了感官是如何參與社會秩序構建的。在18世紀至19世紀的法國，對惡臭的定義和排斥實際上反映了新興中產階級通過建立嗅覺屏障，來完成與貧民窟，甚至與死亡意象的心理切割。這種生理層面的厭惡，成為階級隔離最隱秘的感官協議。

菲力浦·阿利埃斯通過考察圖像與教育體制，指出了童年這一概念的歷史屬性。他發現，直到17世紀，兒童才逐漸從成人的混雜世界中剝離，被安置在學校和家庭共同編織的保護圈內。這一轉變不僅重新定義了成長的周期，也確立了現代家庭以子女為核心的情感投資模式。而米歇爾·伏維爾則通過對海量遺囑的量化分析，捕捉到了靈魂在面對終結時的世俗化趨勢。他記錄了遺囑中宗教修辭的衰落與財產安排的細化，這標志著死亡正從一場上帝視角下的救贖敘事，降格為一種社會性的自然終結。

這三位學者的工作共同證明了：那些最私密的感官、最自然的生命階段以及最極致的恐懼，本質上都是在特定的歷史張力中被塑造出來的。

雖然年鑒第三代學者們在努力縫合微觀與宏觀，但現實中很多研究仍流于“趣味性”的瑣碎。多斯的批評迫使當代的史學家在做微觀研究時，必須回答一個問題：這個碎片與整體的關聯在哪里？

在這個過程中，歷史學的角色也在悄然變化。歷史學成為開始參與定義一種更基礎的東西：人類可以用什么方式來理解經驗。在這種意義上，歷史學逐漸從“生產知識”轉向“規定知識如何被理解”。年鑒學派的許多觀念：長時段、結構分析、日常生活史，最初曾被視為激進的史學創新。然而，當這些觀念逐漸被社會科學乃至公共知識所吸收之后，它們便不再以“學派理論”的形式出現，而是沉入一種更深層的知識秩序之中。

事實上，上世紀80年代社會科學集體發生的“歷史學轉向”，并非一次心血來潮的懷舊，而是社會學與人類學意識到，任何脫離了時間縱深的結構分析都只是脆弱的截屏。它們開始大規模調用歷史學的“長時段”與“心態史”邏輯，將其內化為自身學科的一部分。這種轉向宣告了史學帝國的終結，卻開啟了史學全球基建的時代。歷史學不再需要通過行政手段去“圈地”，因為它已經成為所有社會科學在處理復雜現實時，必須調用的底層邏輯。

在這種意義上，年鑒學派的命運并非簡單的衰落，而是一種更為隱蔽的成功：它從一個顯性的史學帝國，轉化為支撐現代社會歷史意識的一種認知基礎設施。

15世紀尼德蘭畫家揚·凡·艾克作品《阿爾諾芬尼夫婦像》局部。

倫理的負荷

如果說歷史的“碎片化”還可以被理解為一種知識結構的變化，那么當歷史學真正面對創傷經驗時，這種變化會顯露出它更深層的一面。隨著上世紀70年代戰后繁榮社會進入危機，與此同時各種宏大意識形態框架如功能主義、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土崩瓦解。戰爭、屠殺、災難，這些經驗并不只是“尚未被解釋”的歷史材料。在很多時候，它們甚至還沒有進入可以被解釋的狀態。它們以碎片、沉默、反復出現的影像存在，卻難以被組織成連貫的敘述。在這些時刻，問題不再是“我們如何理解歷史”，而變成了一個更基礎的問題：這些經驗，是否能夠被理解？

在面對大規模創傷時，傳統的宏大敘事往往會出現一種近乎本能的遲鈍。它擅長處理結構、趨勢與長期變化，卻很難回應那些尚未被語言化的經驗。那些斷裂的記憶、無法講述的細節，以及個體在極端情境中的感受。這些內容并不是“次要的”，恰恰相反，它們往往構成了歷史經驗最核心的部分。但由于它們難以被納入既有框架，反而容易被忽略、壓縮，或者被過度簡化。正如人們熟知的，年鑒學派主要工作的時間是近代早期和中世紀，反而對充滿矛盾沖突的20世紀史，予以回避。

但是這些缺失沉默的地帶，歷史學的另一種功用開始顯現出來。歷史學的工作，并不只是收集與排列事實，而是在進行一種“代謝”：它面對的是破碎、帶有情緒負荷的經驗，通過反復的敘述、重寫與比較，使這些經驗逐漸獲得某種可以被理解的形式。

這就是保羅·利科關于記憶與敘事倫理的討論提供了一種重要啟示。利科認為，歷史敘述不僅是對過去事實的重構，也是一種對失落世界的理解與回應。當歷史面對戰爭、暴力與創傷時，敘事本身便承擔起一種倫理功能：它既試圖理解過去，也在某種程度上為那些無法完全被彌合的斷裂提供語言。

從這一角度看，歷史書寫或許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哀悼的實踐”。這種哀悼是在承認歷史中必然存在很多難以整合的碎片，在人類經驗有限性的前提下，繼續維持對過去的理解與見證。歷史學不再試圖重建一個無所不包的知識帝國，而是在斷裂之處維持一種持續的敘述在場。

于是保羅·利科超越了年鑒學派那種非人格化的、純粹客觀的結構分析，將歷史學重新定義為一種“行動并受苦的人的現象學”。這一轉向標志著史學焦點的徹底位移：歷史的研究對象不再是抽象的物價曲線或地質周期，而是在時間洪流中奮力搏擊、卻又不可避免地承受著時代創傷的具體個人。

對于利科而言，“行動”賦予了歷史以動力，而“受苦”則賦予了歷史以倫理的重量。這種現象學的視角，要求史學家作為社會的治療師，以一種同理心，去監聽檔案縫隙中那些微弱的呼吸。歷史學的價值所在，即通過敘事，它讓那些無名的行動獲得意義，讓那些沉重的痛苦獲得遲到的承認。

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20世紀法國歷史學家，年鑒學派第二代代表人物。

重構圖景

通常來說歷史學往往與“時間的距離”相關：越是久遠的對象，越容易被納入穩定敘述。但在20世紀80年代之后，這一邊界開始被主動打破。

越來越多的史學研究，開始進入那些尚未冷卻的歷史現場，例如阿爾及利亞戰爭，以及維希政權的持續審視，時常被主流忽略的移民史。這些議題的共同點在于：它們不僅屬于過去，同時仍然深刻影響著當下的社會記憶與政治情緒。在這樣的情境中，歷史學不再只是對既有材料的整理，而不得不面對不同群體之間彼此沖突的記憶版本：官方檔案的沉默、個體口述的碎片、代際之間的理解斷裂。

以亨利·魯索的維希研究為例，在處理維希政權的記憶遺產時，實際上將史學研究轉化成了一場宏大的集體心理精神分析。他運用精神分析的“哀悼”與“修通”的模型，去診斷法國民族心理中那塊長期淤青的創傷。

在魯索看來，法國社會長達幾十年，用抵抗神話掩蓋維希歷史，本質上是由于無法承受“受苦”與“背叛”的真實而產生的病理性防御。史學家的介入，并非為了下達道德判決，而是要通過對檔案細節的反復確認與客觀敘述，帶領社會完成那場遲到的哀悼。

另一個重要的變化，發生在歷史學研究“尺度”的問題上。以前不久去世的歷史學家雅克·雷維爾所推動的“尺度分析”為基礎，做了一種總體史和微觀史整合的可能性。一個看似局部的經驗，并不是整體的“碎片”，而是進入整體的一種路徑。當尺度不再被固定，歷史學也重新獲得了一種處理復雜性的能力，通過在不同層級之間不斷切換，來維持理解的連通性。在此基礎上，一種被稱為“全球微觀史”的研究方式逐漸出現。在這樣的研究中，宏觀與微觀不再是對立的層級，而是可以相互轉換的視角。

法國史學界打破了法國本土“六邊形”的研究范圍，歷史不再局限于國家內部，而被放入更大的聯系網絡之中?？鐕放c全球史的興起，使法國被重新置入大西洋世界、殖民擴張與全球貿易的流動之中。與此同時，后殖民研究的推進，則進一步揭示了一個更復雜的事實：所謂“法國歷史”，本身就是在與殖民地的互動中形成的。

第三個變化，另一條同樣重要的路徑，是跨學科的持續擴展。面對氣候變化與生態危機，環境史與氣候史逐漸成為重要領域。在這些研究中，自然不再只是背景，而被視為歷史過程中的參與者：氣候波動、資源變化，都會直接影響社會結構與人類選擇。與此同時，數字技術的發展，也在改變歷史研究的方式。數字人文通過對檔案的數字化處理與數據分析，使一些過去難以處理的大規模材料重新進入視野。物質性重新進入歷史的核心。對巴黎圣母院的數字化重建，不僅是一項技術工程，也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解路徑：通過數據模型去逼近中世紀工匠的空間感與實踐經驗。

在更廣泛的層面上，文學、建筑、服飾等文化符號，也被納入歷史分析之中。特別是在法國大革命研究中，學者越來越關注這些符號如何塑造政治參與和權力表達。這些變化共同指向一點：歷史不再僅僅通過文本被理解，而是在多種媒介與維度之中展開。

這些進展表明當代史學所展現的，并不是對碎片化的回避，而是一種在碎片化條件下的重新組織。

理解經驗的智慧

如果從更長的時間尺度回看，所謂“碎片化”，或許從來就不是終點。它更像是一種轉移：歷史學從一種以宏大敘事為中心的顯性結構，轉向了一種不再顯眼、卻無處不在的認知基礎。在這個過程中，歷史不再只是被觀察的過去，而逐漸演變為一種人類文明持續運作的條件。它規定了我們如何理解經驗，如何組織記憶，也如何在差異與斷裂之中維持彼此的可理解性。

以尤瓦爾·赫拉利為代表的當代寫作，恰好提供了一個清晰的側影。盡管他的敘述面向大眾，但其內在邏輯卻并不陌生：對長時段的依賴，對結構性力量的強調，以及將“共同想象”視為歷史動力的判斷，都可以追溯到年鑒學派所開啟的那條路徑。不同之處在于，這種曾經屬于學術內部的“歷史的方式”，如今已經悄然進入日常理解之中。我們不再只是閱讀歷史，而是在無意識中使用它。用它來解釋制度的形成、共同體的運作，以及現實何以成為現在的樣子。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歷史學完成了一次不易察覺的轉變。它不再以帝國的形式存在。它也不再需要占據中心。它更像一套持續運作的基礎設施：支撐理解發生，卻很少被直接看見。

因此，問題或許不再是歷史學是否失去了整體，而是當整體不再可見時，它以何種方式繼續存在。一種可能的回答是：它不再提供一個統一的世界圖景，而是在更深的層面上，維持一件更為基礎的事情：讓世界仍然可以被理解。

本文為獨家原創文章。作者：賀婧慧；編輯：羅東 李永博；校對：吳興發。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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