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日記》中出現53次的北大校花馬玨，為何是魯迅最深的秘密？

我們都知道魯迅先生有寫日記的習慣，從1912年5月5日那一天開始，到1936年10月18日，也就是逝世前一天，除了1922年之外，他一天未間斷地寫了整整24年日記。想想一個人把一件事堅持24年，這本身就令人敬佩。

魯迅日記的內容也非常豐富，涉獵了方方面面。但是，在魯迅日記中有一位特殊的女子，她就是北大校花馬鈺。她的名字出現了53次之多，這倒是非常少見的。只是，為什么又說她是魯迅最深的秘密呢？

這我們得從馬鈺和魯迅的交往來找答案。

本篇就來梳理一下他們的人生故事。

先來看看北大校花馬玨，到底是誰？

一、東京出生，北平成長

1910年，清王朝風雨飄搖之際，馬玨在日本東京呱呱墜地。彼時，中國正處在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前夜，革命思潮暗流涌動，而她的父親馬裕藻正追隨國學大師章太炎游學東瀛，潛心鉆研音韻訓詁之學。

章太炎門下弟子眾多，皆以復興國粹為己任，馬裕藻便是其中佼佼者。他在東京早稻田大學研習語言文字之學，每日伏案抄錄古籍、校勘典籍，常至深夜不輟。

母親陳德馨則是中國最早一批赴日攻讀博物學的女性之一，她就讀于東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主修植物分類與生態觀察，歸國后曾參與編寫中學自然科學教材。這對知識分子夫婦不僅學識淵博，更秉持開明進步的教育理念，尤其重視女子受教育的權利。

馬玨是他們的第二個女兒，取名“玨”，意為“雙玉相合”，出自《說文解字》：“玨，二玉相合為一玨。”這個名字既寄托了父母對子女雙全的美好祝愿，也暗含了東西文化交融、傳統與現代并蓄的深意。后來她的一生，果然如這個名字一般，在多重身份與價值之間尋求平衡——她是舊式閨秀，也是新式學生；她讀《詩經》，也讀《新青年》；她寫毛筆字，也用英文寫日記。

三歲那年，馬玨隨父母歸國，定居于北平西四附近的一條幽靜胡同。那是一座典型的四合院，青磚灰瓦，木門銅環，院中兩棵老棗樹據說是建房時便栽下的，枝干虬勁，樹冠如蓋。

每逢秋日，紅彤彤的棗子掛滿枝頭，孩子們在樹下嬉鬧，鄰里稱其為“馬家的福樹”。馬玨從小就喜歡坐在樹下，一邊撿棗一邊數著：

“一顆給爸爸，一顆給媽媽，一顆留給我。”

她聲音清脆，眼神明亮，小小年紀便顯露出聰慧與溫情。

母親常笑著對客人說：

“這孩子心細，連分棗都記得公平。”

馬玨自幼聰穎過人。五歲便能背誦《三字經》《百家姓》，七歲已通讀《論語》《孟子》選段，常在父親書房外探頭探腦，趁其不備便溜進去翻書。線裝書的墨香、豎排字的排列方式，對她而言不是障礙，反而是探索世界的密語。

她尤其喜歡翻看《詩經》，雖不解其深意，卻被“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的韻律所吸引，常常低聲吟誦，仿佛在與千年前的詩人對話。父親發現后，并未責備，反而鼓勵她多讀，并親自為她講解“風雅頌”的區別。母親則教她用顯微鏡觀察植物細胞，講解四季更替的規律，讓她從小便建立起對自然世界的敬畏與好奇。

她的童年，是在書香與人聲交織中度過的。每天清晨，父親會帶她在院中誦讀古文，聲音清朗，字字入耳；午后，母親則教她英文和自然科學常識。家中往來賓客多為北大教授，如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沈尹默、胡適等，他們談笑風生，論及白話文運動、女子教育、社會改革。

馬玨常搬個小凳坐在角落，似懂非懂地聽著，偶爾插一句童言無忌的話，引得眾人哄笑。一次，錢玄同問她：

“你將來想做什么？”

她脫口而出：“我想當女先生，教很多女孩子讀書。”

眾人相視而笑，周作人卻正色道：

“這孩子有志氣，將來必成大器。”

這句話，多年后仍被家人反復提起，仿佛是一種預言。

這樣的家庭環境，不僅賦予她深厚的文化底蘊，更在她心中埋下了獨立與求知的種子。她既接受傳統詩書禮教的熏陶，又沐浴在新式教育的春風之中。

她讀《列女傳》，也讀《新青年》；她會寫毛筆字，也會用英文寫日記。這種雙重文化的滋養，使她在日后面對人生抉擇時，始終保有清醒的判斷力與從容的姿態。她的童年，不只是一個名門閨秀的成長史，更是一個時代啟蒙精神在家門之內悄然落地的縮影。

馬玨之父馬裕藻

二、北大校花

1928年，馬玨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兩年后正式進入政治系學習。消息傳出，整個燕園為之震動。她不僅出身名門，容貌出眾——皮膚白皙如瓷，眉眼清秀，笑起來時眼角微彎，仿佛春風拂面——更兼才情兼備，談吐不凡，很快被學生群體封為“北大皇后”，私下里更有人稱她為“未名湖的女神”。

每天清晨，馬玨背著藍布書包穿過校園，總能引來無數目光。男生們在教室外等候，只為看她一眼；課堂上，她常被安排在前排中央，周圍座位總是早早被占滿。一次哲學課上，教授提問“何為自由意志”，馬玨起身作答，條理清晰，引經據典，從康德談到杜威，末了還結合現實提出女性受教育權的問題，贏得滿堂喝彩。

下課后，一名男生鼓起勇氣遞上情書，信紙折成蝴蝶形狀，滿臉通紅地說：“我喜歡你很久了。”馬玨接過，輕輕一笑：“謝謝你，但我現在只想好好讀書。”說罷將信原樣退回，舉止得體而不失溫柔。

她的照片頻頻見諸報端。1931年，《玲瓏畫報》刊登了一組題為《北平三大美人》的專題攝影，馬玨位列其中。攝影師宗惟賡捕捉到她在未名湖畔佇立的瞬間：身著素色旗袍，發絲隨風輕揚，目光望向湖心，神情恬靜而堅定。

這張照片迅速走紅，報紙銷量激增，許多青年男子剪下她的肖像貼于床頭，奉為夢中情人。更有詩人賦詩贊曰：

“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未名湖上影，清如水中荷。”

北大的才子們為她傾倒。后來成為著名作家的吳祖緗在回憶錄中寫道：“馬玨是北大的‘皇后’，燕京、清華的校花見了她，都自覺遜色三分。”就連一向冷峻的魯迅也在日記中多次記下：“夜得馬玨小姐信”，前后共二十八次，頻率之高，在其交往的女性中絕無僅有。這不僅是師生情誼的見證，更是一種精神共鳴的體現。

然而，馬玨對“校花”之名始終心存抵觸。她曾向魯迅傾訴：“大家都只看我的臉，沒人關心我讀什么書。”

魯迅聽后溫和勸慰：“別在意別人的眼光，你讀的書，學的知識，才是真正屬于你的。”這句話深深烙印在她心中。她選擇政治系，并非出于功利，而是希望未來能為婦女爭取平等權利。一次校內演講比賽中，她以《婦女的解放》為題登臺，從纏足陋習談到教育不公，從法律缺失說到經濟獨立，引述西方女權運動案例，結合中國現實提出“女子當自強”的主張，言辭懇切，情感真摯，臺下掌聲經久不息。魯迅專程前來聆聽，會后拉著她的手說：“你講得很好，以后要多講，讓更多人聽到。”那一刻，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被理解與支持。

三、與魯迅的書信往來

魯迅與馬玨的情誼，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一段罕見的純凈關系。他們相差三十一歲，一個是思想界的巨擘，一個是初涉世事的少女；一個是冷眼看世界的斗士，一個是滿懷熱忱的求知者。但他們之間沒有權力的壓迫，沒有情感的越界，只有思想的交流、精神的共鳴與人格的相互敬重。

1926年，那一年，馬玨年僅十六歲，是孔德學校初中剛畢業的學生，眉目清秀，性格直率，她給魯迅寫了第一封信，感謝他寄贈《癡華鬘》一書，并表達了對文學的熱愛與求教的渴望。這封信寫在一張淡藍色的信箋上，字跡娟秀工整，語氣恭敬而不怯懦。

魯迅當晚便在日記中記下“夜，得馬玨小姐信”，這短短七字，開啟了一段持續七年的通信旅程。此后兩人通信長達七年，馬玨共寄信28封，魯迅回信13封，《魯迅日記》中提及馬玨的次數更是多達53次。

通信中，魯迅對馬玨關懷備至。當馬玨糾結于未來學業方向，魯迅并未以權威姿態指點迷津，而是先問她：“你自己想學什么？”得知她有意攻讀農業時，他欣然回信：“女孩子學農業不多，你想學，我贊成。”字跡剛勁有力，筆鋒如刀，仿佛要將這份支持刻進紙里。更令人動容的是，他在信末畫了一株小小的麥穗，線條稚拙卻溫暖，像是長輩送給孩子的祝福卡片。那一刻，魯迅不僅是啟蒙者，更是一位愿意蹲下來傾聽少女心事的知己。

后來，馬玨聽從父親建議改學政治，轉入北京大學政治系。魯迅并未因此疏遠，反而更加用心。他陸續寄去《婦女雜志》《新俄畫選》等書刊，在扉頁親筆題字：“仲服小姐存玩，魯迅贈”。

“仲服”這個別號，是他為她量身取的——“仲”因她在家中排行第二，“服”則取自“服膺真理”，寄托著他對她的期許：不隨波逐流，而要堅守內心的信念。多年后，馬玨回憶起這些細節，仍覺心頭一熱：“先生從不把我當孩子看，他尊重我的選擇，也相信我能走好自己的路。”

1929年馬玨因肺炎住院，消息傳到上海，魯迅在給許廣平的信中多次詢問病情，言語間滿是牽掛：“馬玨小姐病了，據說很嚴重。我托人送去了一些藥品，希望她能早日康復。你有空也去看看她吧，女孩子生病總是讓人擔心。”他還特意托人從上海購得一瓶德國進口止咳糖漿，附言：“此藥溫和，適合年輕女子服用。”這份細致入微的關懷，遠超一般師生之情，近乎親人之間的牽掛。

魯迅每有新書出版，總會第一時間寄給馬玨，1928年，《吶喊》再版，他在扉頁題道：“給馬玨小姐，愿你永遠保持這份直率。”

馬玨收到后，感動不已，特意從香山帶回一片紅葉，夾在書中寄回，并附信說：“先生的文章像火，能燒透冬天的冰。”

魯迅讀罷，在日記中寫道：“得馬玨信，附紅葉一片。”

那片紅葉，他一直珍藏在《嵇康集》中，直至生命盡頭也未曾取出——仿佛那不只是一頁植物標本，而是少女心意的具象，是他心中不滅的春光。

1932年，《三閑集》出版，魯迅用牛皮紙仔細包好，在信封角落畫了一個笑臉。馬玨拆開時，發現書里夾著一張便簽：

“最近北平冷，多穿點衣服，別學我總穿破皮鞋。”

語氣輕松如家常閑話，卻藏著深深的惦念。那時北平的小報正熱衷追逐“校花”馬玨的生活，拍她吃冰淇淋的照片大肆渲染。

魯迅看到后，在信中打趣道：“少吃涼的，不然又要住院了。”

言語間帶著長輩式的嗔怪，卻又透著心疼。

有一次，馬玨在信中吐露煩惱：“大家都叫我‘校花’，可我不想只被人看作一朵花。”魯迅回信寫道：“他們看你是花，我看你是樹。樹要扎根，不要怕風。”這句話如一道光照進她的心里。她將之工整抄錄在筆記本首頁，伴隨一生。

晚年接受采訪時，她仍能一字不差地背誦出來，并感慨道：“先生的信像春風，吹得我心里暖暖的。”那些信，不只是文字，更是精神的滋養，是她在紛擾世事中站穩腳跟的力量源泉。那些鼓勵與教誨，成為她人生路上的重要支撐。

這些信件，字字樸素，卻飽含深情。它們不僅是師生之間的交流，更像是一位智者對晚輩的溫柔引導。魯迅從不以權威自居，而是以平等的姿態傾聽她的困惑，回應她的思考。而馬玨也從未將魯迅神化，她始終以“先生”相稱，敬重而不盲從。這種建立在理性與真誠基礎上的關系，在那個動蕩年代顯得尤為珍貴。

四、嫁人

1933年，馬玨突然宣布與天津海關關員楊觀保結婚，消息震驚北平。楊觀保相貌平平，家世普通，與光彩照人的馬玨看似并不相配，外界紛紛猜測她是為了平息與魯迅的流言才倉促成婚。但實際上，楊觀保雖平凡卻執著，每周僅一次的下船機會，他都用來去看馬玨，這份質樸的堅持最終打動了她。

楊觀保出身官宦世家，先后就讀北洋大學、北京稅務專門學校。他與馬玨的弟弟馬巽是最要好的同學，經常出入馬家。馬玨與楊觀保相識于一次家庭聚會，當時楊觀保剛從天津回來，帶了一些當地的特產——桂發祥麻花、十八街茶點。他不善言辭，只是默默地幫著馬玨的母親做家務，給孩子們講故事。馬玨注意到他的細心和體貼，心中漸漸有了好感。

兩人交往初期，楊觀保總是安靜地坐在一旁聽她談文學、談理想，從不打斷，也從不炫耀自己。有一次，馬玨說起魯迅的新書，楊觀保默默記下書名，幾天后竟托人從上海買來一本送她，扉頁上還抄錄了《野草》中的一句：“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馬玨讀罷，眼眶微濕。她終于明白，真正的理解，不在于滔滔不絕的言辭，而在于默默的傾聽與行動。

魯迅得知消息后，在《蕭伯納在上海》的贈閱名單前良久徘徊，最終托友人將原本準備送給馬玨的書轉贈他人，在信中坦言“原想送馬玨一本，既已結婚，由兄處置罷”。

筆尖停在“結婚”二字上，墨跡洇開一圈，像是情緒無聲的泄露。那不是嫉妒，也不是失落，而是一種深沉的釋然——他知道，那個曾在他書房里問“最近讀什么書了”的小姑娘，終于走出了他的庇護，走向了自己的生活。

婚禮當天，馬玨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禮物：一套《芥子園畫譜》，由魯迅托其父轉交。扉頁上只寫著“馬玨小姐惠存”，沒有落款，也沒有多余的話。

她明白，這是魯迅的告別方式——不打擾，不張揚，卻將祝福藏于無聲。后來，她曾寫信告知婚后生活安穩幸福，魯迅未再回信，只在日記中淡淡記下一句：“得馬玨信。”這是他最后一次提及她的名字，簡潔如初，卻重若千鈞。

此后，兩人的通信戛然而止，這段跨越七年的忘年之交，在世俗的眼光中悄然落幕。

魯迅去世后，許廣平整理遺物時，在抽屜深處發現了28封馬玨的來信。其中一封里，馬玨畫了一幅歪歪扭扭的魯迅肖像，題字曰：

“又老又呆板的先生。”

許廣平看著畫像，忍不住笑了。

她知道，魯迅生前從未提起這些信，卻一直珍藏著，如同守護一段不能言說的心事。

晚年接受采訪，記者問馬玨：“您覺得魯迅先生喜歡過您嗎？”她微微一笑，答道：“先生對我，是長輩對晚輩的疼愛，就像父親一樣。”但她說話時，手里始終攥著一支鋼筆——那是魯迅早年送她的禮物。筆尖早已磨禿，她卻日日擦拭，擦得锃亮如新。

其實，魯迅心里的秘密，或許早已藏在他1933年所寫的《秋夜》之中：“在我的后園，可以看見墻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

有人解讀，那兩株棗樹，一株是他自己，另一株便是馬玨——一樣的倔強，一樣的孤獨，卻在無邊的黑夜里，彼此映照，互相照亮。

他們之間從未有過熾烈的表白，也沒有逾矩的舉動，有的只是十三封信、幾本書、幾句叮嚀。可正是這些細碎的溫柔，織就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靜默也最深情的一段回響。

抗戰時期，天津淪陷，馬玨將魯迅所贈的書籍全部藏于地板之下。一次日軍搜查，她死死抱住《吶喊》，堅稱是“亡父遺物”，才僥幸保下。戰后，她常在晴日將這些書取出晾曬，輕輕拂去灰塵，聞著書頁間殘留的淡淡煙草味，恍惚間仿佛又見那個穿著舊皮鞋、坐在馬家客廳抽煙聊天的先生，笑著問她：“小玨，最近讀什么書了？”

不管怎樣，馬玨從未后悔自己的選擇。

她曾在晚年回憶：

“我愛過先生的智慧，但我嫁給了一個懂得愛我的人。”

這句話，道盡了一個女性對情感最真實的理解——崇拜令人仰望，而陪伴才讓人安心。

五、婚后生活

婚后的馬玨徹底告別了“校花”光環，先后在上海兒童圖書館、山東棗莊從事文書工作，與楊觀保育有三個孩子。她遠離政治運動，每日看書、喝茶、料理家事，過著最普通的煙火生活。有人惋惜她蹉跎了才華，辜負了父親對她投身女權運動的期望，但對馬玨而言，這正是她想要的人生——沒有喧囂，只有安穩。

在上海的日子里，馬玨每天清晨都會早起，為丈夫和孩子們準備早餐。她會做上海特色的生煎包、豆漿，也會做北方的炸醬面、餃子。孩子們放學回家，她會陪他們做作業，給他們講故事。周末的時候，一家人會去外灘散步，去豫園游玩，享受難得的家庭時光。她還會教孩子們背《詩經》，講魯迅的文章，把那些曾經照亮她青春的思想，悄悄種進下一代的心田。

抗戰爆發后，馬玨隨丈夫遷居天津，生活陷入困頓。她將魯迅贈書藏于地板之下，日軍搜查時，死死抱住《吶喊》，堅稱是“亡父遺物”，才使這些珍貴書籍得以保全。新中國成立后，馬玨在天津一所中學任教，教書育人直至退休。她始終珍藏著魯迅的信件與書籍，晚年時常坐在陽臺，翻看著泛黃的信紙，回憶起與魯迅交往的點滴。

她從不向子女炫耀自己曾是“北大校花”，也從不提及與魯迅的往事。直到她去世后，孩子們整理遺物，才發現那厚厚一疊泛黃的信件和親筆題字的書籍。那一刻，他們才真正理解母親的一生——她曾站在時代的聚光燈下，卻選擇轉身走入平凡的巷陌，用一生守護內心的寧靜。

六、“學生馬鈺之墓”有何深意？

1994年，馬玨病逝于天津，享年84歲。她的一生，雖曾擁有“北大校花”的耀眼光環，卻始終保持著清醒與獨立。晚年接受采訪時，她淡然回應與魯迅的關系：“先生對我，是長輩對晚輩的疼愛，就像父親一樣。”

馬玨的墓碑上，只刻著“學生馬玨之墓”。

這簡單的五個字，既是她對魯迅最真摯的敬意，也是對自己一生的總結——她從未因“校花”之名迷失，也未因與魯迅的交往而自矜，只是以一顆平常心，在亂世中堅守著讀書人的本分與尊嚴。

如今，當人們翻開《魯迅日記》，看到那個被提及53次的名字，或許能讀懂一段跨越年齡的師生情誼，也能看到一個時代才女的平凡與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