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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3 月,美國科技行業至少已有 66 家公司宣布裁員,累計影響 39,482 個崗位。更刺眼的是,其中大約 9,238 個崗位,約占全年科技裁員的 20%,被直接歸因于 AI 采用和自動化。
也就是說,大約每 5 個被裁掉的科技從業者里,就有 1 個,是被“AI”這個理由推向門外的。這已經不是“未來趨勢”,而是正在發生的組織決策。
更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公司甚至不再掩飾這背后的邏輯。裁員說明、財報電話會、重組通告里,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同一套表述:提升效率、組織扁平化、加速 AI 投資、用更少的人做更多的事。
其中最典型的一幕,發生在金融科技公司 Block,其CEO也是推特的創始人Jack Dorsey杰克·多西在推上解釋裁員4000人時,大意是:智能工具正在改變工作方式,小而扁平的團隊會成為新常態。與其在未來幾年里慢慢裁減,不如現在就誠實面對。
把這段企業語言翻譯得更直白一點,其實就是一句話:在某些公司看來,人就是馬。蒸汽機和汽車來了,馬就該退場。
但就在差不多同一時期,另一組數據也在出現:軟件工程師的招聘需求,同比增長了 6%。
一邊是裁員,一邊是擴招。一邊是“AI 正在替代人”,一邊是“AI 正在帶來新崗位”。
這兩件事同時發生,并不矛盾。
真正矛盾的是,直到今天,很多人還在用一種過于粗糙的方式理解AI對工作的沖擊:要么以為AI會替代所有人;要么以為AI只是一個提高效率的工具,和自己關系不大。
現實通常不是這兩種極端中的任何一種。
最近讀到兩篇文章,恰好提供了兩個很好的判斷框架。
一篇來自《大西洋月刊》,作者是 Annie Lowrey,標題叫《How to Guess If Your Job Will Exist in Five Years如何判斷你的工作五年后是否存在》。她沒有直接問“哪些職業最危險”,而是提出了一個極有畫面感的問題:
你是煤,還是馬?
另一篇來自 Andrew Yang,標題叫《What Jobs Are Safe?什么工作是安全的》。Yang是美國企業家、前總統候選人,也是較早持續討論自動化、AI 與就業沖擊的公共人物之一。他給出的不是宏大理論,而是一套很現實的職業識別方法:什么樣的工作更容易被自動化,什么樣的工作暫時更安全。
把這兩篇文章放在一起看,會得出一個比“AI 會不會搶飯碗”更準確的結論:
AI不是替代所有人。它更可能先替代三種人。而真正決定你的工作5年后是否還在的,不是職業名稱,是你在價值鏈中的位置。
一、一匹馬和一塊煤
1915年,美國農場里有26,493,000匹馬科動物。100年后,只剩約70萬。
馬沒有轉型。當聯合收割機開進苜蓿田時,它們沒有看懂谷倉墻上的字,沒有去申請工廠工作,也沒有去上社區大學。它們站在那里,啃胡蘿卜,等待被時代淘汰。
但農民轉型了。1880年,美國超過一半的勞動力從事農業;今天只有2%。農民變成了縫紉機操作工,他們的孩子成了蒸汽管道工,孫輩成了教師,再下一代成了真人秀節目的參賽者。那些名字已經陌生的職業——運貨馬車夫、卷揚機操作工、電話接線員——要么凋零,要么消失,但"工作"這件事本身沒有消失。
馬和農民的區別,不在于誰更聰明,在于誰擁有選擇。
然后說到煤。
1865年,英國經濟學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出版了一本書叫《煤的問題》。他在書里帶著一種近乎抒情的口吻寫道:煤是"這個國家的物質能量——是普遍的助力——是我們所做一切事情中的要素"。
Annie Lowrey在讀到這段話時忍不住調侃:去找一個像杰文斯凝視熔爐那樣凝視你的人吧。
杰文斯的核心洞察,后來被稱為"杰文斯悖論"(Jevons paradox):蒸汽機效率提升,不會減少煤的需求,反而會擴大需求;因為效率降低了成本,成本降低拓展了應用范圍,應用范圍擴大帶來更多總消耗。
這個悖論一再被現實驗證。
LED燈更省電,但美國總用電量比50年前更高,因為用電設備數量翻了幾十倍。更快的芯片讓一切變成微型計算機,于是我們需要更多芯片。寬帶更便宜了,人們反而把更多時間、更多生活場景塞進了數字系統。
回到軟件工程師。AI讓寫代碼更容易,于是公司開始做更多過去做不起的項目,需要更多能開發和部署AI產品的人。效率提升,需求反而擴大。程序員沒有消失,他們是煤。
至于杰克裁掉的那4,000人,Block的一名前員工告訴《紐約時報》:那其實更接近"標準的成本管理和優先級調整",不是什么AI驅動的重塑。AI敘事,是最順手的包裝紙。
這兩件事放在一起,就是這篇文章想說的全部:我們常常把馬的故事,貼到煤的身上。
二、AI教父的預言為何失手了?
2016年,AI教父、諾貝爾獎得主Geoffrey Hinto辛頓說了一句被媒體廣泛引用的話:"我們應該停止培養放射科醫生,因為軟件很快會讓他們變得多余。"
今天是2026年,放射科醫生還在。
不只是還在,他們更忙了。醫學影像技術的進步解鎖了CT和MRI更多的應用場景,患者需要更多檢查,醫生開出更多檢查單,放射科醫生的工作量反而上升了。技術沒有把他們替換掉,把整個系統做大了,而他們站在這個更大的系統的關鍵節點上。
為什么預測失手了?
杰文斯悖論是一個原因:更好的影像技術降低了成本,于是用得更多,需求擴張速度超過了自動化速度。
另一個原因更現實,但很少被提到:醫學影像軟件必須通過FDA的審批流程,周期長,成本高。技術上能做到的事,和被允許大規模部署的事,中間隔著一道很厚的墻。
這里藏著一個真正重要的洞察:
AI能不能替代某個工作,是技術問題。AI會不會被決策者選擇去替代,才是現實問題。
組織慣性、監管框架、客戶信任、人際摩擦,這些才是真正決定替代速度的變量。技術只是其中一層,而且往往不是最決定性的那層。
忽視這一層,就會產生像Hinton那樣的預測:邏輯上正確,現實上失手。
三、現在哪些工作是馬:三個結構性特征
最先承壓的,通常不是最辛苦的人,而是工作特征落在以下幾個區間里的人。
第一:工作已經被寫成了流程。
如果你的產出主要是文檔、表格、郵件、匯報、資料、常規分析——輸入清楚,步驟可以拆解,邏輯穩定——這份工作就很容易進入AI的"可接管區間"。職位名稱里帶分析師、研究員、行政、翻譯的,都在這個區間里。
AI最先吃掉的,不是整個崗位,而是崗位里最流程化、最重復、最容易量化的那些任務。結果是:你還在,但你的工作在悄悄貶值。同樣的活,團隊人數在變少;同樣的崗位,招聘門檻在提高;同樣的薪資,要求你一個人做過去兩個人的工作。
AI的第一輪沖擊,往往不是讓你失去工作,而是先讓你的工作貶值。
第二:離收入遠,離決策遠。
Andrew Yang是美國前總統候選人,這些年持續從經濟、政策、社會多個角度討論自動化和就業問題。他有一個判斷,很直接也很現實:組織在裁員時,看的不是誰最忙,而是誰最接近結果。
如果你的工作本質上是支持性的、協調性的、輔助性的,雖然重要,但不直接帶來收入,也不掌握關鍵資源,它就更容易成為被壓縮的對象。在上市公司里,這個邏輯更明顯:資本市場不會因為某個崗位"很辛苦"就給它更高估值。
最先被保留的,是離客戶更近、離收入更近、離關鍵結果更近的人。法律、咨詢行業里真正能帶來客戶和合同的人,被替換的成本遠高于收益。但支持性、執行性的角色,決策者會很快算出那筆賬。
第三:主要靠基礎信息差生存。
過去很多白領崗位有一個隱性價值來源:信息差。你比別人更會搜資料、更會整理、更會輸出一份"像樣的東西"。在過去,這是可以形成壁壘的能力。
AI壓縮的,恰恰就是這類基礎信息差。以前需要培訓才能掌握的技能,正在變成越來越便宜的通用能力,研究員、助理、分析師、初級文案、翻譯,這些崗位的入門門檻都在快速下降。
危險的不是信息不重要了,而是只會處理信息、不負責最終判斷的人,正在變得越來越不稀缺。
會搜資料的人越來越多,能拍板的人仍然少。會生成內容的人越來越多,愿意對結果負責的人仍然少。
四、AI時代的煤:暫時更安全的人
Yang在newsletter里寫了一件很具體的小事:他的妻子給他買了10節私教課。私教叫Aaron,31歲,準備求婚,正在擔心AI健身App會讓他失業。
Yang給他的建議分三點。第一,有些人就是看重和真人一起訓練。第二,你在曼哈頓,客戶是對價格不敏感的富裕人群,他們付溢價不只是買訓練方案,而是買一個活生生的人站在旁邊盯著他們。第三,你的客戶年齡偏大,更傾向于面對真人。
Aaron聽完,放心了。幾周后,求婚成功。
這個故事里有一個很值得提煉的判斷:工作安不安全,不只取決于工作內容,還取決于你在什么地方、服務什么人、在什么組織里。
暫時更安全的工作,有幾個共同特征:
需要和人、孩子、病人、動物發生身體接觸的工作。這不只是因為機器人還不夠靈巧,更因為接觸本身就是服務的一部分。
沒有人會因為"AI也能給診斷建議"就不需要醫生觸診。護理、理療、心理咨詢,這類工作的核心不只是提供答案,而是建立信任、形成互動、推動行動。
工作會把手弄臟的人。水管工、電工、修車師傅、技工,每個現場都不一樣,需要在物理世界里移動、判斷、應變。
這類工作很難標準化,大模型坐在云端吃不了。Yang提到,灣區最常見的職業不是AI工程師,而是家庭健康助理。
服務于對價格不敏感的客戶的人。這是一個經常被低估的變量。在紐約曼哈頓做私教的Aaron,和在三線城市做私教的教練,面對的是完全不同的替代壓力。
有錢人付溢價買的是體驗和信任,不是最便宜的方案。越靠近愿意付高價的人,被替代的速度越慢。
在政府、工會組織、非營利機構里工作的人。自動化壓力在這里小得多,不是因為AI不能做,而是因為沒有人有足夠強的動機去推動這件事。Lowrey注意到,FDA嚴格的審批流程本質上減緩了AI替代放射科醫生的速度。
制度本身,是AI滲透速度最有效的減速帶之一。
五、真正決定你5年后是否失業的,是你在價值鏈中的位置
這大概是這兩篇文章給我們的最大啟發。
別再只問:“我是程序員嗎?”“我是設計師嗎?”“我是老師嗎?”“我是咨詢顧問嗎?”
這些標簽已經越來越不夠用了。因為同一個職業里,不同層次、不同環節、不同位置的人,面對 AI 的命運完全不同。
真正要問的是:
我在這個職業里,做的是哪一層工作?
你做的是最容易被寫成流程、交給工具接管的那一層,還是那個必須理解上下文、做判斷、扛責任、整合資源的那一層?
你做的是把材料整理漂亮的那一層,還是那個決定什么該做、什么不該做、結果由誰負責的那一層?
你做的是“誰來都差不多”的那一層,還是那個一旦失去你,組織就會明顯失速的那一層?
同樣是程序員,有人主要在寫重復性代碼,有人負責架構、業務理解、系統整合、團隊協作,風險就完全不同。
同樣是設計師,有人做的是基礎出圖和改稿,有人做的是品牌表達、策略判斷和整合創意,也完全不同。
同樣是老師,有人只是傳遞知識,有人能管理課堂、塑造關系、激發學生,這種價值短期很難替代。
所以,未來最危險的,不是某個職業整體,而是這個職業內部那些最容易被工具接管、又無法向上升級的部分。
你是否安全,最終取決于三件事:
你是否接近真實結果;你是否掌握別人替代不了的判斷;你是否處在組織和客戶都愿意保留的位置上。
說到底,AI 帶來的真正分化,也許不是“白領和藍領”的分化,不是“程序員和非程序員”的分化,甚至不只是“會不會用 AI”的分化。
而是另一種更鋒利的分化:
有些人仍然只是流程中的一個環節;有些人已經站到了價值鏈更上游的位置。
前者會越來越便宜。后者會越來越少,也會越來越貴。
所以,比起反復問“AI 會不會搶走我的工作”,更值得反復追問的,可能是另一件事:
當組織開始重新給每一個崗位定價時,你到底站在價值鏈的哪一段?
這個問題,沒有哪個模型能替你回答。
但越早開始回答它的人,越不容易在五年后,突然發現自己已經站在了時代的邊緣。
六、煤也會走向馬的命運
Lowrey的文章有一個結尾,我覺得是整篇最有意思的部分。
英國最后一座燃煤電廠,在2024年關閉。今天英國的煤炭使用量,已經回落到1666年的水平,那時候最常見的職業還是農奴。
煤最終也走向了馬的命運。
但杰文斯寫《煤的問題》的時候,一個來自賓夕法尼亞的人,被人們叫作德雷克上校,雖然他實際上并不是上校,正在琢磨著向地層深處鉆探,把石油抽上來。石油取代了煤,正如煤曾取代生物燃料,而太陽能正在慢慢取代石油。
每種能源都有它的峰值,也有它的終局。
這個邏輯對職業也是一樣的。今天看起來像煤的崗位,不代表永遠是煤。判斷自己是煤還是馬,是此刻的定位,不是終身的判決。
所以Yang最后給出的建議,我倒覺得比任何分析框架都更接近問題的核心:
"要防止老板把你的工作自動化掉,最好的辦法就是你自己變成老板。因為那樣一來,唯一能開除你的人,就只剩你自己了。"
這不是一個容易實現的建議。但它指向的邏輯很清楚:煤有價值,但煤本身沒有選擇權。馬更慘,馬也沒有選擇權。
人和它們的本質區別,在于人可以判斷自己現在站在哪里,然后主動移動。
你現在的工作,是煤還是馬,這是今天的問題。
而德雷克上校正在往地下鉆的那個東西,又是什么,這是需要你睡覺時想的問題。【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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