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純如，今天58歲了

今天是張純如的生日。

如果她還活著，今天該是五十八歲了。

五十八歲，對一個作家來說，正是爐火純青的年紀。可她走得太早了，早到很多人都還沒來得及認識她，她就匆匆離開了這個世界。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張純如出生在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這個名字是她外公取的，“純如”二字出自《論語》“從之，純如也”，意思是純正和諧。名字很安靜，可她這輩子做的事，卻像一聲驚雷，震醒了無數沉睡的人。

她父母都是哈佛畢業的科學家，家里沒有文史的傳統。可有些東西，不是靠專業傳承的，是靠血脈里流淌的記憶。小時候，父母常跟她講起南京大屠殺。她母親張盈盈每次講到這段歷史，聲音都會發抖——不是為了嚇孩子，是那些記憶實在太重了，重到壓在一個成年人身上，都會讓她聲音發顫。

張純如記住了。但她不滿足于記住。

上小學時，她跑去學校圖書館找關于南京大屠殺的書，什么也沒找到。她又去市里公共圖書館找，還是沒有。翻遍世界歷史教材，一個字都沒有。她問老師，老師一臉茫然，說不知道這件事。

一個三十萬人殞命的事件，在西方世界，竟然是一片空白。

她心里那個問號，一存就是很多年。

一九九四年，她參加了一個圖片展。在那里，她第一次親眼看到那些照片——被斬斷頭顱的尸體、被開膛破肚的平民、被強暴的婦女扭曲的臉。她后來說，那一刻她感到眩暈，不是恐懼，是一種憤怒和震驚交織的情緒。

她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歷史如果不被書寫，就會被遺忘。被遺忘的受害者，等于被二次屠殺。

她決定寫這本書。

這個決定，改變了她的一生，也改變了很多人對那段歷史的認識。

寫這本書有多難，今天的人很難想象。她不會中文，要在浩如煙海的檔案里找到第一手資料，全靠自己摸索。一九九五年夏天，她一個人飛到南京。那年南京熱到什么程度？她水土不服，發著高燒，體溫超過三十八度，只休息了半天就又出門采訪幸存者了。

她采訪的那些老人，很多都住在很差的房子里，生活艱難。她每次采訪完，都要塞給老人一些錢。她跟身邊陪同的學者說，等書出版后，她要去學法律，替這些人跟日本打官司，爭取賠償。她說這話時，是真誠的，是急迫的，因為她知道，這些老人等不起了。

那些幸存者的證言，她一條一條錄下來，帶回美國，反復核對。她不僅要采訪中國人，還要找當年的日本老兵、西方傳教士的日記，把不同視角的材料拼在一起，交叉驗證，互相佐證。

最傳奇的發現，是《拉貝日記》。

她在研究材料時，發現一個叫約翰·拉貝的名字反復出現。這個德國商人，當年在南京建立了安全區，庇護了二十五萬中國人。可一九三八年他回德國后，就再也沒有消息了。張純如憑著記者的直覺，一路追查，聯系到了拉貝的外孫女，最終讓這本沉睡六十年的日記重見天日。后來有人拍電影，叫《拉貝日記》，源頭就在她這兒。

可這本書的代價，是常人無法承受的。

寫作那三年，她每天面對的都是人類最黑暗的記錄——屠殺、強奸、活埋、肢解。她開始失眠，開始掉頭發，體重急劇下降，經常做噩夢。她母親心疼她，問她還要不要繼續寫。她說：“媽媽，我現在承受的這些，跟那些在大屠殺中死去的人比，根本不算什么。”

書出版后，引起了巨大的轟動。登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這是美國圖書界最權威的榜單，之前只有一位華裔作家上去過。她成了第二位。

可隨之而來的，是日本右翼勢力的瘋狂攻擊。有人在網上罵她，有人給她寄恐嚇信，甚至有人寄過兩顆子彈。她常年生活在恐懼之中，精神受到極大的折磨。

她扛了七年。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九日，她在自己的車里，結束了自己三十六歲的生命。

很多人不理解，她為什么走這一步。其實答案早在她寫書的過程中就埋下了。她讀了太多血腥的史料，聽了太多幸存者的哭訴，又承受了太多來自日本右翼的威脅。這些壓力疊加在一起，就像一根繃得太久的弦，終于斷了。

她生前說過一句話：“忘記屠殺，就是第二次屠殺。”

她用自己的生命，阻止了第二次屠殺的發生。

今天是她生日。我想起她母親在回憶錄里寫的一段話：張純如小時候很喜歡一種叫“勿忘我”的小藍花。這種花很小，不起眼，卻有一個美好的名字。

她這輩子做的事，就是讓世界不要忘記那些被屠殺的人。她自己也成了那朵小藍花，開在歷史最黑暗的角落里，提醒每一個路過的人——這里曾經有人死去，這里不應該被遺忘。

今天是她的生日，我們記住她，就是對她最好的紀念。

愿她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