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鈺去世，是時候把他請下神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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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華人神探”李昌鈺去世了，享年87歲。

從中國江蘇如皋的窮小子，到美國首位華裔州級警政廳廳長；從“碎木機謀殺案”到“辛普森殺妻案”，他被譽為“當代福爾摩斯”，是華人之光，是那個能讓證據“說話”的神。

這位所謂的“神探”，晚年竟被美國法官裁定“偽造證據”，導致兩名無辜少年蒙冤入獄三十年。

那么他究竟是破案如神的傳奇，還是被媒體和光環包裝得過于完美的表演？

李昌鈺之所以能成為“神”，很大程度上歸功于1994年的“辛普森殺妻案”。在那起轟動全美的案件中，作為辯方專家的李昌鈺，通過質疑警方證據的可靠性，成功幫辛普森脫罪。

當時，他指出了警方的“世紀大烏龍”：現場血跡含有防腐劑、血樣莫名其妙少了1.5毫升、那雙著名的血手套辛普森根本戴不上……

這一戰，讓李昌鈺名揚天下。媒體將他塑造成一個在腐敗的警方體制中，憑借一己之力挖掘真相、維護正義的孤膽英雄。

但這里有一個細思極恐的問題，李昌鈺幫辛普森脫罪，究竟是正義的勝利，還是程序正義對實質正義的碾壓？

時至今日，大部分美國人依然堅信辛普森就是兇手。甚至辛普森自己都在自傳《假如我干了》中，以假設的口吻詳細描述了作案過程。

李昌鈺的邏輯雖然摧毀了警方的證據鏈，卻也在某種意義上，讓一個可能雙手沾滿鮮血的人逃脫了法網。

我們崇拜他“挑戰權威”的勇氣，卻忘了，當神探只服務于“程序”而非“真相”時，他就不再是正義的化身，而只是一名高薪雇傭的、技術精湛的“解構大師”。

如果說辛普森案讓他封神，那么2004年的臺灣“319槍擊案”則是他職業生涯中揮之不去的陰影。

在那次調查中，李昌鈺的表現非常“不神”。面對這個改變臺灣地區選舉結果的懸案，他顯得異常謹慎，甚至可以說是模棱兩可。

當時就有島內輿論質疑，李昌鈺的報告存在諸多無法解釋的“爭點”：他無法確定子彈是從哪把槍射出的、無法確定真正的射擊角度、甚至無法確定射擊者的身高體重。

更尷尬的是，國民黨智庫曾質疑李昌鈺在報告中，先是判定陳水扁腹部傷口為“高溫”灼傷，后又刪除了“高溫”二字，這種關鍵用詞的刪除，被質疑是“不夠專業”的表現。

有民間調查組織更是直接挑戰李昌鈺的權威，質疑他連陳、呂中槍時的高度都不知道，又如何測量彈道？甚至暗示開槍者就在車內。

面對這些質疑，李昌鈺自己也大吐苦水，說“想朝自己開一槍算了”，因為這種案件“不管怎么做，一定有一方不滿意”。

這暴露了“神探”的另一面：當科學鑒定介入政治漩渦時，所謂的“客觀”往往只是一種妥協。

他在這鬧劇中，既沒能讓真相大白，也沒能堵住悠悠眾口，更像是一個在政治高壓下艱難維持平衡的技術官僚。

如果前面那些只是爭議，那么2023年的“偽證門”判決，則是對李昌鈺神話的致命一擊。

這起案件涉及1985年美國康涅狄格州的一起謀殺案。當時，17歲的亨寧和30歲的伯奇，被指控殺害了一名退休卡車司機。

李昌鈺在作證時表示，在案發現場附近的一條毛巾上檢測到了“血跡反應”，這成了給兩名嫌犯定罪的關鍵證據。

然而，三十多年后，當兩名已經在獄中服刑數十年的嫌犯上訴時，真相大白：那條毛巾上的污漬根本不是血，而是“無機顏料”！

2023年7月，美國聯邦法官裁定，李昌鈺“偽造證據”負有責任。法庭文件顯示，李昌鈺不僅拿不出當年做血跡檢測的任何書面或照片證據，而且他聲稱的“血跡”，在隨后的現代檢測技術下被證明根本就不存在。

雖然李昌鈺辯稱，證據在長期保存中可能發生了生物降解，導致現在測不出來。但法官顯然不買賬。因為他連“做過檢測”的證據都拿不出來。最終，這名84歲的老人被推上了被告席。

這意味著什么？

意味著那兩個少年，就因為這位“神探”的一句“我認為那是血”，在監獄里浪費了整整三十年的人生。當他們在鐵窗內從青蔥少年熬成白發老人時，真正的兇手可能早已逍遙法外。

當然，我們不能全盤否定李昌鈺。他在刑偵領域的貢獻，尤其是對物證科學的推廣，是不可磨滅的。他一生參與調查了8000多起案件，其勤奮和專業，確實值得尊敬。

但也正是這種“神探”的人設，讓他成了時代的流量密碼。當某某案件發生時，網上鋪天蓋地都是“李昌鈺斷言”，或者“李昌鈺推斷”的謠言。

這本身就極具諷刺意味：一個被神化的人，最終成了造謠者的“最佳背書”。

李昌鈺的去世，是一個時代的落幕，但更是一個反思的契機。

所謂的“神探”，不過是恰好站在了聚光燈下的技術專家。他可能會犯錯，可能會屈服于政治壓力，甚至可能在功成名就后變得傲慢，忽略了對證據的嚴謹驗證。

我們應該記住那個在實驗室里埋頭苦干的李昌鈺，但更該清醒地認識到，把他當成神來崇拜，本身就是對法治精神最大的褻瀆。

因為真正的法治，不相信任何個人英雄主義，只相信經得起檢驗的證據。

愿老先生安息。也愿我們，從此不再造神。

來源：公眾號“海上熙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