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 | 在高風險世界，基礎設施為何須從災后恢復轉向韌性提升

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亞洲善利信息）

氣候變化之下，自然危害不斷加劇，而大量基礎設施體系當初并未按當前風險水平進行建設，這一問題在亞太地區發展中經濟體尤為突出。全球年均因災損失額持續攀升，在亞太地區估計已超過1,700億美元。要打破“被動恢復重建”的循環，就必須在包括多邊開發銀行在內的發展伙伴支持下，通過融資、標準制定以及風險指引型規劃等手段，建設具備氣候韌性的基礎設施。

這需要一次范式轉變。與世界大部分地區一樣，亞太地區在減緩方面的投入遠高于適應與韌性建設。在全球氣候融資總額中，用于提升韌性的資金占比不足4%。但另一方面，持續開展減緩投資對于限制氣候變化對基礎設施體系的不利影響仍至關重要。故在實踐中，減緩與韌性行動需要更加緊密地協調一致。

過去一個世紀，人類活動排放的溫室氣體急劇增加，改變了氣候系統、降水模式和全球氣溫，導致氣候相關災害更加頻繁且日趨嚴重。這些危害正對交通運輸網、能源系統、水衛設施和電信等基礎設施體系構成日益嚴峻的系統性威脅，因為在規劃或建設之初，并未考慮到當下的風險環境。

洪水可能沖毀路橋、淹沒鐵路，并使排水和污水處理系統超負荷運行。高溫熱浪持續不退，會破壞路面和鐵軌，降低發電與輸電效率。沿海基礎設施日益暴露于海平面上升、侵蝕和咸水入侵等風險之下，可能削弱結構強度、加速腐蝕，并導致服務反復中斷。氣候沖擊猶如強大的“風險放大器”，持續暴露出設計標準、材料選擇、土地利用規劃和治理等方面的短板。非正規居住區通常依賴脆弱或不完善的基礎設施，因而尤為易受沖擊，進一步加深社會與空間不平等。

由于基礎設施體系深度互聯，一個領域的失效可能引發其他領域的連鎖中斷。以交通運輸網為例，一旦癱瘓，供應鏈將受阻、市場被切斷，人員、貨物和應急服務的流動受到限制，從而加重整體經濟負擔。電力供應中斷可能使供水系統、醫療衛生機構、電信網絡及工業生產停擺。供水和衛生基礎設施受損，尤其是在洪水影響地區，將增加疾病暴發的風險。學校和醫院可能變得難以進入或無法正常運轉，既有礙人力資本發展，又削弱社會韌性。

氣候沖擊反復發生，可能迫使政府陷入高成本的“修復—重建”循環，擠占原本用于教育、衛生和減貧等長期發展重點的稀缺公共資源。隨著時間推移，與氣候相關的基礎設施損毀所帶來的累積效應，可能侵蝕經濟生產力、擴大不平等鴻溝，并削弱公眾對制度的信任。

2025年末，孟加拉國、印度、印度尼西亞、斯里蘭卡、泰國和越南遭受嚴重洪災后，這些動態進一步顯現。洪水對住宅、生產性資產和重要基礎設施造成大范圍破壞，估計經濟損失逾200億美元。關鍵交通走廊、港口、電網和供水系統受損，導致國內乃至區域供應鏈中斷，抑制貿易與旅游，減少工農業產出。這些影響還可能跨越國界，推高保險損失、抬升借貸成本，抑制私人投資，對經濟增長和財政空間形成長期制約。

隨著氣候風險加劇，基礎設施規劃必須轉向維持增長、守護發展成果并增強韌性。這正是多邊開發銀行與廣泛的發展伙伴緊密合作，通過融資支持、政策參與、技術援助和知識生產等方式發揮催化作用的重要領域。

多邊開發銀行可通過提供長期、優惠性和混合融資，助推各國政府投向前期成本較高但長期效益顯著的項目，從而推進氣候韌性基礎設施建設。它們還可在項目評估和貸款決策中納入氣候風險，引導投資重點由災后反復重建轉向預防優先和韌性提升。

多邊開發銀行可借助氣候篩查工具和壓力測試，并通過更新工程標準以反映未來氣候狀況，支持氣候因素在基礎設施規劃和設計中實現主流化。此外，多邊開發銀行還可發揮召集者和知識樞紐作用，為區域合作、跨境統籌和循證政策制定提供支撐。

為實現上述目標，多邊開發銀行在動員私人資本以及運用擔保、公私合作（PPP）、綠色債券和韌性債券等創新型融資工具方面同樣大有可為，從而撬動更大規模的投資。其支持的項目正日益將氣候信息驅動的設計、耐久性建造和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融為一體，以降低對氣候風險的暴露。

從根本上說，多邊開發銀行可通過強化制度建設、支持政策改革，協助各國將氣候風險系統性納入基礎設施政策、融資和資產管理。綜合運用這些方法，有助于推動實踐從被動的災害應對轉向主動的風險壓降，從而打造更加穩健、更加包容、也更能抵御不斷加劇氣候沖擊的基礎設施。過去數十年來，將環境、社會和治理（ESG）因素主流化納入基礎設施規劃與投資已取得顯著進展。然而，韌性問題尚未得到同等程度的關注。范式轉變的時機已到，因為韌性基礎設施不僅更安全、更耐久，而且更具融資可行性。

本文作者

班邦·布羅佐內戈羅

Bambang Brodjonegoro

亞洲開發銀行研究院院長兼首席執行官

拉梅什·蘇布拉馬尼亞姆

Ramesh Subramaniam

抗災基礎設施聯盟方案和戰略全球主任

迪爾·拉胡特

Dil Rahut

亞洲開發銀行研究院研究部副主席、高級研究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