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現民等：深化中小學校教育數據應用，破解數據價值發揮的“最后一公里”難題

2025年11月，國家發展改革委等五部門印發《關于加強數據要素學科專業建設和數字人才隊伍建設的意見》，明確提出“激活數據要素賦能新質生產力的創新引擎作用，促進數據領域教育鏈、人才鏈與產業鏈、創新鏈融合發展”，[1] 進一步強化了數據要素價值及相關學科專業人才培養的重要性。在教育數字化戰略加速推進的背景下，中小學校如何以“場景應用”為抓手促進數據要素與教育教學的深度融合，解決數據要素價值發揮的“最后一公里”難題，已成為數據賦能基礎教育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所在。基于上述背景，有必要系統梳理當前中小學校教育數據應用的實踐進展與現實挑戰，并探討可行的推進路徑，為構建高質量的基礎教育數據應用體系提供理論參考與實踐指引。

教育數據的戰略價值與驅動學校革新的內在邏輯

（一）教育數據是教育領域的關鍵生產要素

隨著教育數字化轉型戰略的推進以及循證教育理念的興起，數據已成為引領教育創新、重構教育生態的關鍵生產要素和動力引擎。[2] 教育數據要素化不僅有助于激發教育數據市場活力、豐富教育數據產品與服務供給，還能提升教育教學生產力。建設教育數據共享交換平臺，可以有效聯通數據供需雙方，并以數據交換、開發利用規范為約束，支持更多主體合法合規地獲取并深度開發教育數據，進而產出高品質的教育數據產品和服務。[3] 這些成果進一步反饋到教學、管理和評價等場景中，可以實現數據向教育生產力和教育變革力的轉化，進而為教育高質量發展提供持續動能。

（二）教育數據驅動學校系統革新的內在邏輯

作為教育生態系統的新型生產要素，數據能為學校系統革新提供動力，重塑學校的組織結構、運行機制與治理邏輯。通過強化信息流動、優化資源配置和提升決策質量，學校可以形成更加科學、高效、智能、精準的治理生態，推動教學、管理與評價在動態反饋與循環改進中持續優化升級。從內在邏輯來看，數據驅動學校系統革新可概括為“加速器—潤滑劑—儀表盤”的三重作用。[4] 其一，數據作為“加速器”，可以加快教育理念更新、教學模式重構和管理流程再造，推動學校治理結構和教學體系向更加開放、高效的方向演進。其二，數據作為“潤滑劑”，可以通過對教學行為、學習活動和管理運行的實時感知與分析，使教育實踐更加精準化、適應化，保障學校數字化轉型順利推進。其三，數據作為“儀表盤”，以可視化方式呈現教育活動狀態和關鍵指標，可以為學校在教學、管理與評價中的動態監測、問題診斷和策略優化提供依據，從而助力實現對學校系統的持續調控與精細化治理。

中小學校教育數據應用的實踐進展

筆者團隊長期深耕教育大數據領域的理論與實踐研究，通過對全國70余所致力于數據驅動精準教學改革的學校進行長期跟蹤研究，發現當前中小學校的教育數據應用呈蓬勃發展之勢，主要體現在教學模式創新、治理范式優化、評價方式轉變以及教研模式轉型四個方面。

江蘇省徐州市少華街第二小學教研現場（學校供圖）

（一）數據驅動精準教學逐步普及，課堂教學呈現精細化

教育數據為教育帶來的最大價值是對教育本身的“洞察”，推動教育加速邁向因材施教與個性化學習。[5] 在數據驅動理念的影響下，課堂教學正逐步從依賴教師經驗判斷的傳統方式，轉變為基于數據分析、學情診斷和智能反饋的精準化教學模式。一方面，課堂教學數據采集的連續性與準確性顯著增強，為學情分析與學業診斷提供了便利條件。例如，首都師范大學附屬中學構建了數據互聯互融的個性化教學支持服務系統，實現隨堂練習、課后作業、測驗聯考等多場景下學業數據的采集與處理，自動生成數據分析報告，支持教師精準教學。另一方面，智能學習支持平臺應用日益常態化。以上海市黃浦區盧灣一中心小學為例，學校將智能終端設備與教學平臺深度整合，使教師可以基于實時數據及時了解學生學習狀態，動態調整教學目標、教學內容及教學策略。

（二）數據重構學校治理范式，推動教育決策科學化

學校通過匯聚教師教學、學生學習、教務管理、校園發展等多源數據，逐漸形成“用數據說話、用數據決策、用數據管理”的治理模式，使學校治理正從經驗判斷主導向證據驅動轉型。例如，上海市金山中學依托大數據分析系統，支持學情精準診斷，科學選科與合理填報志愿，同時利用智慧課堂生成的互動數據開展課堂觀察，提升教學監測的客觀性與精準度；廣東省廣州市黃埔區中小學校則以數據分類為基礎，系統推進校園管理數據、教師數據和學生數據的治理與應用，在管理效能提升、資源精準配置、教師教學能力發展以及學生精細化管理等方面取得顯著成效。

（三）數據賦能評價方式轉變，推動綜合評價體系的數智化升級

數據的持續匯聚與分析，使課堂行為、學習過程和綜合素質等難以量化的要素得以被捕捉與呈現，推動中小學校評價由單一結果性評價向過程性、增值性和綜合性評價延伸。[6] 例如，江蘇省徐州市泉山區利用課堂教學智能診斷系統，實時采集并智能分析學生的語音、行為與文本數據，助力實現對學生學習狀態的過程性診斷與即時反饋；內蒙古包頭市建設增值評價數據庫與實時查詢平臺，使不同學科和學段的增值評價數據能夠在同一數據維度或跨維度下進行橫向與縱向比較，形成覆蓋學校、學科、班級、學生四個層面的增值追蹤數據“基地”；浙江省杭州市春暉小學依托自主研發的數據平臺，持續記錄學生的學業表現、行為習慣和成長軌跡，據此生成每學期綜合素質評價報告，助力形成客觀全面的評價體系。

（四）數據支撐教研模式轉型，促進教師基于證據的專業發展

如今，數據驅動的教研模式正從探索性實踐走向常態化應用，教師以數據為重要依據開展教學診斷、專業判斷和反思改進，推動中小學校教研由經驗主導式轉向證據支撐型。例如，陜西省“AI教研員”系統從教學目標、課堂互動、教學策略、課堂管理、核心素養和學習興趣6個維度智能分析課堂數據，對課堂進行評估，為教師提供精準改進建議；江蘇省南京市雨花臺區通過設計“谷、教、企、校”協同機制〔“谷”指中國（南京）軟件谷〕，構建基于數據的精準教研體系，整合課堂行為、教學設計和教師互動數據，推動教研從經驗主導向數據驅動轉型；江蘇省無錫市南長實驗中學則探索基于多模態大數據下的循證教研，備課組借助數據分析精準診斷學情，優化教學設計與作業布置，為教師教學減負增效。

中小學校教育數據應用的現實挑戰

如上所述，中小學校的教育數據應用取得了積極進展和成效，但從數據全生命周期視角來看，教育數據應用仍面臨采集不足、流通不暢、應用不深、風險上升等現實挑戰。

（一）數據采集類型較為單一，教育數據的真實性與完整性不足

當前，中小學校已經建立起多元化數據采集技術體系，但教育數據的真實性、連續性與完整性仍有較大提升空間。一方面，現有數據主要依托智能錄播系統、作業系統、在線學習平臺等進行采集，數據內容以學習結果、作業成績、課堂提問與互動等認知能力指標為主，針對德育、體育、美育、勞動教育等非認知能力發展領域的數據采集相對不足，數據類型明顯向“智育”傾斜。另一方面，受限于數據采集設備與應用場景，目前在教育教學場景中尚未完全實現自動化、無干擾的伴隨式數據采集，有些學校甚至需要教師額外操作設備或手動上傳數據，既增加了一線教師的工作負擔，也削弱了數據采集的連續性與全面性，進而影響數據分析的可靠性與代表性。

（二）數據貫通與共享不暢，制約教育數據價值的有效轉化

近年來，教育部相繼發布《基礎教育教學資源元數據》《教育基礎數據》等教育行業標準，規范教育基礎數據管理，以推進教育數據與資源的規范治理、互通共享和深度應用。從實踐來看，中小學校信息化系統建設正逐漸完善，但教育數據在不同系統、不同業務場景間的流動與共享仍顯不足，制約其向教學成效和治理效能的轉化。[7] 從技術架構來看，許多學校的信息系統仍呈“煙囪式”建設格局，缺乏統一的數據標準與接口規范，導致數據難以實現跨系統匯聚和統一管理。從業務場景來看，教學、管理、評價、教研等業務系統之間的數據壁壘依然明顯，不同場景間的數據缺乏有效關聯。例如，課堂行為數據難以與作業或練習數據貫通，教師發展數據難以與學校治理數據貫通，導致多源異構數據被限制在局部場景中“各自為戰”，難以形成合力有效支撐教學與管理決策優化，最終會影響教育數據價值的轉化與釋放。

（三）場景應用深度不足，數據驅動難以轉化為教學實際增益

中小學校目前已積累大量教育數據，但由于數據與具體業務場景融合深度不足，其價值仍難以真正轉化為可感知的教學增益。深究其原因，一方面，學校數據應用多停留在結果呈現和情況記錄等描述性層面，與備課設計、課堂教學、評價反饋等教學環節銜接不夠緊密，難以對教師教學決策提供實質性支撐，導致陷入“看得到數據、用不出成效”的困境。另一方面，部分教師的數據素養與分析能力不足，難以基于數據開展具有針對性的教學診斷、分層教學或精準干預，導致數據難以在教學鏈條中發揮應有的驅動作用，進一步加劇“數據可用但難以用好”的現實問題。

（四）安全與倫理治理滯后，教育數據要素應用風險上升

早在2018年，教育部辦公廳印發《教育部機關及直屬事業單位教育數據管理辦法》，要求“明確教育數據各環節的管理程序，做到教育數據管理全過程有規可依”“保護個人隱私信息，保障教育數據資源安全”。[8] 但從實踐來看，隨著中小學校教育數據應用規模持續擴大、數據類型日益豐富，安全與倫理治理的滯后性仍然存在，導致教育數據要素在實際應用中的潛在風險不斷上升。首先，不少學校在數據采集、存儲和使用環節尚未構建相對完備的安全防護體系，易引發師生個人信息泄露、濫用或未經授權訪問等安全問題。團隊調研也發現，由于學校缺乏可靠的技術支撐，不少教師和學生對個人信息安全表示高度擔憂。[9] 其次，數據治理機制尚不健全，部分學校缺乏覆蓋數據全生命周期的治理制度安排，數據使用權限邊界不清晰、監管問責機制缺位，致使教師或第三方平臺在獲取和使用學生數據時易出現越界訪問、用途不當及流程不規范等問題，加劇教育數據應用過程中的安全與倫理風險。

中小學校教育數據應用的推進路徑

數據應用是實現數據價值轉化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影響因素最多、挑戰度最大的一個環節。為破解現實瓶頸、推動教育數據深度應用，各中小學校可從數據治理體系構建、數據素養培養、關鍵場景應用、安全與倫理保障以及開放數據網絡建設五個維度協同發力，探索一條實用有效的校本化教育數據應用之路。

（一）加強系統性頂層設計，構建學校教育數據治理體系

在治理主體多元、數據來源分散、業務流程存在壁壘的背景下，中小學校要想充分發揮數據價值，首要任務是從整體上進行頂層設計，構建系統化、可落地的數據治理體系。一方面，可在現有組織架構基礎上建立數據治理協調機制，明確各部門的數據管理職責、運行流程與審核要求，為數字技術在教學、教研和管理中的應用提供制度支撐。另一方面，要強化校內部門協同。借助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推動教學、教務、德育等業務在數據采集、分析與使用等環節實現標準化和流程貫通，打破不同場景間的數據壁壘，達到教學、管理、評價與教研數據的高效匯聚和共享，從而切實提升學校整體的數據治理能力。

（二）實施數據素養提升工程，強化教師與管理者的數據使用能力

當前，中小學校教師普遍存在“數據意識不強、分析能力有限、使用動力不足”等問題，亟須系統開展普及式、滲透式、遞進式的數據素養培訓活動，[10] 切實提升教師與管理者利用數據改進教學和優化管理的能力。數據素養發展應超越對統計指標的簡單理解與描述層面，重點培養能夠基于數據揭示教育現象內在規律、診斷教學問題、預測學生發展潛能、優化資源配置等具有高教育價值的深度分析能力。同時，教師與管理者需要掌握常用數字化工具及其在教學與治理中的應用方式，理解這些工具如何與既有業務流程深度融合，真正把數據轉化為可操作的教學改進路徑和治理優化方案，從而切實提升數據在課堂改進與學校治理中的實際效能。

（三）深化“教學管評研”場景數據應用，釋放教育數據要素價值

中小學校要充分激活數據要素價值，關鍵在于圍繞“教學、學習、管理、評價、教研”構建系統化場景應用鏈，實現業務重構與數據深度嵌入。在教學與學習場景中，可利用課堂行為、作業表現和學習軌跡等多源數據構建學習診斷模型，更精準地識別學生差異，提升個性化教學、分層指導與學習支持的有效性。在管理場景中，通過整合辦學資源、校園運行和師生行為等數據，構建數字化治理模型，優化資源調度、提升運行效率，并推動管理流程再造與風險預警機制建設，使學校管理更加科學、高效與精細。在評價場景中，可基于認知、情感和行為等多維指標，構建發展性、過程性與綜合性的數字化評價體系，為學業診斷、教學調整和教育質量監測提供數據支撐。在教研場景中，通過對課堂模式、學習瓶頸和教學策略成效的系統分析，引導教研由經驗驅動走向證據驅動，推動教師基于數據開展持續的專業反思與教學改進。

（四）健全安全與倫理保障體系，提升數據使用的可信性與安全性

在推進教育數據應用時，既要不斷提升數據利用水平，也要同步強化制度約束與倫理規范。當前，中小學校教育數據安全與倫理治理能力相對薄弱，亟須從制度、倫理和責任三個維度構建完善的數據安全保障體系，提升數據使用的可信性與安全性。在制度層面，國家數據局綜合司印發的《關于在國家數據基礎設施建設先行先試中加強場景應用的實施方案》明確提出強化數據安全保障，落實數據分類分級、個人信息保護、網絡安全等級保護等要求。[11] 鑒于此，可建立覆蓋教育數據采集、存儲、訪問和使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同步完善教育數據分級分類保護制度，進一步細化數據收集與使用規范，[12] 明晰權限邊界與操作規范，確保教育數據處理過程合法、合規、可溯源。在倫理層面，應圍繞學生權益保護、算法透明與公平使用等重點領域制定學校教育數據倫理規范，健全教師、學生及家長的知情同意機制，避免數據被不當利用。在責任層面，要明確管理者、教師、技術人員及第三方平臺的職責，完善監督與追責機制，確保教育數據在采集、傳輸和應用各環節實現安全、可信且可控的流轉。

（五）深化多主體協同合作，建設開放共享的教育數據網絡

中小學校教育數據的高效、深度應用，依賴校內外多主體的協同聯動與資源共享。在校企協同方面，學校可與教育技術企業共建教學數據平臺和智能分析工具，推動技術與教育教學深度融合，將課堂行為、作業表現、學情診斷等多源數據整合應用于教學管理和學業分析等環節，為課堂優化、作業布置和教師決策提供可信度較高的證據支持。在多主體合作方面，學校可與科研機構、教育管理部門及相關社會組織共享匿名化的學情數據和分析成果，用于課程優化、評價體系建設及教師專業發展等領域，形成多方協作的教育數據網絡。通過深化校企協同與多主體合作，中小學校能夠在開放共享的數據生態中實現教學改進、學情分析與教師發展的協同應用，充分釋放教育數據價值，推動學校管理和課堂教學向更加科學化、精細化的方向演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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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黃榮懷，張國良，劉夢彧.面向智慧教育的技術倫理取向與風險規約[J].現代教育技術，2024，34（02）：13-22.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學（全國教育科學規劃）2025年度國家一般課題“中小學校數據文化成熟度模型構建及區域實踐研究”（課題編號：BCA250062）研究成果

[作者楊現民系江蘇師范大學智能學習與評價江蘇省產業技術工程化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楊怡博系江蘇師范大學人工智能與計算機學院碩士研究生；李新（通訊作者）系江蘇師范大學智能學習與評價江蘇省產業技術工程化中心講師、碩士生導師]

《人民教育》2026年第2期，原標題為《深化中小學校教育數據應用：實踐與發展》

作者：楊現民 楊怡博 李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