巖倉具視與日本近代的破局

作者：蔣豐 來源：日本華僑報

在日本京都洛北的巖倉村，至今仍然保留著一座名為“對岳樓”的舊居。1862年到1867年間，那里看起來是根據(jù)巖倉具視的雅號“對岳”起名的詩意棲居之地，實際上是維新前夜最詭譎的情報中心。當時的巖倉具視，因推行“公武合體”被尊攘派視為“奸佞”，不得不辭官隱居。

巖倉具視出身于堀河家，后過繼給家格并不顯赫的巖倉家。這種“低級公卿”的身份，讓他沒有攝關家那種高高在上的腐朽，反而多了一份如戰(zhàn)國大名般的權謀。在蟄居期間，他不僅沒有消沉，反而通過秘密書信指點江山。

《巖倉公實記》（皇宮后職，1906年（明治三十九）9月第一版）中有一段他極具前瞻性的論述：“天下之亂，始于人心之離散。若欲定亂，非內(nèi)修政務、外講信義不可。徒以武力壓之，如以石壓草，石去草必復生。”我以為這段話揭示了巖倉具視與西鄉(xiāng)隆盛、大久保利通等武士階層的本質(zhì)區(qū)別：武士考慮的是如何“推倒”，而巖倉具視考慮的是推倒之后如何“建立”合法性。他深深地明白，公卿階層如果想在未來不被邊緣化，必須成為武力的“靈魂寄宿所”。

1867年12月9日，“王政復古大號令”頒布。那是決定日本國運的一夜。在京都御所的“小御所會議”上，有著“醉翁”之稱的親德川幕府的山內(nèi)豐信（容堂）借酒撒瘋，叫囂讓德川慶喜出席，試圖通過議會形式保留幕府的殘余權力。

此時，巖倉具視展現(xiàn)了其作為政治操盤手的驚人爆發(fā)力。根據(jù)記錄當時現(xiàn)場氣氛的《丁卯日記》（東京大學出版會，2015年2月第一版）載，巖倉當場聲色俱厲地駁斥了這位資歷遠深于己的“賢侯”：“今日之舉，乃天皇陛下之宸斷。爾等縱論公武，口稱先圣，其目中尚有陛下否？若有異議，便是抗旨！”

這種以“圣旨”為武器的政治恫嚇，瞬間瓦解了親幕派的士氣。更具傳奇色彩的是，巖倉具視命人趕制了“錦之御旗”。當這面繪有金日銀月的紅旗在鳥羽·伏見之戰(zhàn)的硝煙中升起時，德川幕府的軍隊在心理上瞬間崩塌。巖倉具視用這種近乎“巫術”般的正統(tǒng)符號，將一場武裝奪權洗白成了“奉天討逆”。

1871年12月，巖倉具視作為明治新政府的特命全權大使，率領規(guī)模宏大的使節(jié)團出訪歐美。出發(fā)時的巖倉，依然是一副典型的人間國寶形象：高聳的發(fā)髻、寬大的公卿服飾、手中常握一把鐵扇。

在舊金山的招待會上，當美國記者好奇地打量這位東方權臣時，巖倉具視尚帶有一種大國文明的傲慢。然而，隨著列車橫跨美洲大陸，從工廠的轟鳴到議會的辯論，巖倉原本對東方文明的自信，在工業(yè)文明的沖擊下迅速動搖。

在抵達芝加哥后，發(fā)生了一件震動日本政壇的小事——巖倉具視聽從在美國留學的兒子巖倉具定等人的勸說，毅然走入理發(fā)店，剪去了象征身份的發(fā)髻。他在隨后的日記和給國內(nèi)的匯報中（后整理收入《特命全權大使米歐回覽實記》，巖波文庫，1977年9月第一版）寫道：“余初至美洲，見彼之器物精良、制度嚴明，猶以為不過奇技淫巧。及至深入考察，方知其立國之本在于民氣與實學。我國若不忍痛斷發(fā)、改弦更張，則獨立之名實難保全。”

這次斷發(fā)，不僅僅是個人的審美轉(zhuǎn)型，更是日本統(tǒng)治階層整體轉(zhuǎn)向“脫亞入歐”的投名狀。巖倉具視意識到，要在西方主導的叢林法則中生存，首先必須在視覺和儀式上“融入”。

1873年歸國后，巖倉具視面臨的是明治維新以來最大的內(nèi)部危機——“征韓論”。西鄉(xiāng)隆盛等人主張通過對外擴張來解決國內(nèi)士官階層的出路問題。

此時的巖倉具視，展現(xiàn)出了極其冷酷的一面。他并非基于道德反對侵略，而是基于風險評估反對冒險。他在向明治天皇提交的《巖倉具視奏上書》（即著名的“內(nèi)治優(yōu)先論”）中分析道：“國家尚在瘡痍之初，租稅未平，物價飛漲。且我國之海軍尚不足以守海疆，若遽興兵于海外，一旦失利，英俄諸國必乘虛而入。此乃舍本逐末，危及國本之舉。”

這篇奏折直接導致了政權的分裂。巖倉具視聯(lián)手大久保利通，通過復雜的程序正義將西鄉(xiāng)派逐出權力中心。這種對國力的精準評估，體現(xiàn)了巖倉作為“大管家”的特質(zhì)：他絕不容許任何浪漫主義的沖動破壞他苦心經(jīng)營的近代化藍圖。

在明治維新的后期，隨著自由民權運動的興起，日本社會開始要求建立國會、制定憲法。作為公卿出身的政治家，巖倉具視對“西方民主”抱有本能的警惕。

他既支持現(xiàn)代化，又恐懼共和制。他晚年最核心的工作，就是如何將西方的立憲框架裝進天皇權威的舊瓶子里。在寫給政府重臣三條實美的信函（收錄于《巖倉文庫》）中，他叮囑道：“萬機雖出于政府，然尊王之念，乃維系億兆民心之根本。不可一日荒廢。憲法之制定，必須確立君權至高無上之地位，方能使國家穩(wěn)如泰山。”

這種思想直接啟發(fā)了后來的伊藤博文。1889年頒布的《大日本帝國憲法》，在很大程度上實現(xiàn)了巖倉具視的構想：表面上是現(xiàn)代國家的代議制，核心卻是皇權神授的絕對權威。

1883年，巖倉具視因喉頭癌病逝。臨終前，他囑托天皇要繼續(xù)推行強兵之策。明治政府則為他舉辦了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國葬”。

回顧巖倉具視的一生，會發(fā)現(xiàn)他是一個極具矛盾感的歷史人物。他能為了國家利益剪掉發(fā)髻，也能為了鞏固權力而構陷昔日的戰(zhàn)友；他既是開啟民智的先驅(qū)，也是神權政治的構建者。在史學家眼中，他不是西鄉(xiāng)隆盛那種可以感召萬民的英雄，也不是大久保利通那種精密的行政官，他更像是一名深藏不露的“導演”。

被譽為“維新十杰”之一的巖倉具視，最大的歷史功績在于他在舊日本（公卿與武士）與新日本（官僚與資本）之間，充當了那座不可或缺的橋梁。他用公卿的圓滑化解了轉(zhuǎn)型的劇痛，用現(xiàn)實主義的刀刃切除了舊時代的癰疽。

在那張曾被印在日本500日元舊紙幣上的肖像中，巖倉具視目光深邃。他那把在舊金山合上的鐵扇，最終化作了橫跨太平洋的黑煙蒸汽船。他的一生，證明了一個深刻的道理：在一個劇變的時代，真正的勇者不僅是那些敢于赴死的人，更是那些敢于否定舊自我、在廢墟上建立規(guī)矩的人。（2026年3月26日寫于日本東京樂豐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