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寸之間的美與溫度

《北京榮寶齋新記詩箋譜》 翠鳥箋

　　■中國婦女報全媒體記者范語晨文/攝

　　三月的北京，玉蘭開放，山桃初綻。街頭漫步，總有偶遇花事的浪漫。

　　行走于北京朝陽公園南路，若有心步入位于此處的北京畫院美術(shù)館，便會驚喜地發(fā)現(xiàn)，這里亦有一方花影搖曳的“天地”——由北京美術(shù)家協(xié)會、蘇州博物館、榮寶齋有限公司、北京畫院聯(lián)合主辦的“云中誰寄錦書來：花箋中的藝術(shù)世界”展覽，正以箋紙上的斑斕，呼應(yīng)著窗外的春色如許。

　　中國婦女報全媒體記者走進美術(shù)館三層的展廳時，眼前是兩張花箋拼接起來的展覽海報，紙頁透出柔和的粉色，上面的花朵暗紋和娟秀字體，仿佛能夠帶觀眾暫時離開即時通信的現(xiàn)代生活，回到依靠書信傳遞消息的“慢時光”。

　　悠長時光里，信紙從單純的書寫工具，演變成中國文人的美學(xué)追求與情感寄托。此次展覽匯集了來自八家文博機構(gòu)的珍貴箋紙、箋譜、信札、箋畫、雕版等百余件珍貴文物，系統(tǒng)梳理了中國箋紙從唐宋元明清至民國的發(fā)展脈絡(luò)，通過“斑斕色彩”“暗花疏影”“魚雁傳情”三大板塊，試圖告訴觀眾，一方信紙里，究竟藏著多少故事與情懷。

　　花箋的發(fā)展史，亦是對美的追尋史

　　何為“箋”？展覽從字形與文獻資料開始，溯源箋的歷史。《說文解字》中定義：“箋，表識書也。從竹。”這表明，箋誕生于紙的發(fā)明之前，彼時人們需要用短短幾句話記錄、傳遞信息時，會削小竹片作為書寫載體，稱為箋。漢代紙張發(fā)明后，文人便把供題詩、寫信用的小幅精美紙張稱為箋紙。

　　然而，古代文人不滿足于將箋紙作為簡單的書寫工具，想方設(shè)法在這落筆的方寸之間填充美的底色。于是，各種“花箋”應(yīng)運而生，展覽的“暗花疏影”和“斑斕色彩”兩個板塊，便從制箋工藝和文人精神兩條線索，串聯(lián)起了花箋的“進化史”。

　　展板上，由簡及繁的各種制箋工藝以文字與箋樣結(jié)合的形式呈現(xiàn)在觀眾面前，讓我們知曉花箋紋樣背后的匠心——“泥金”工藝研金成霧，與紙面相融，似金河般流轉(zhuǎn)生輝。此次展出的清乾隆年間梅花玉版箋與如意云紋粉蠟箋，其上的冰裂紋梅花與如意云紋，皆為泥金工藝的杰作；“灑金”則是匠人持金箔或金粉揮灑于箋紙，疏密有致，營造紙上的光影之舞；“拱花”工藝先將文人畫雕刻于木板，再印于濕潤的紙上，通過凹凸紋樣形成立體的美感，玻璃展柜里展示的《蘿軒變古箋譜》中的“擇棲”箋便是這種工藝的產(chǎn)物，只見花叢與水波間，兩只嬉戲的水鳥凸起于紙面，靈動之姿令畫面生機盎然……

　　如果說印刷、制箋工藝的進步是花箋不斷豐富的技術(shù)基礎(chǔ)，那么文人雅士的美學(xué)追求與個性表達，則為花箋之美注入了靈魂。展覽中著重介紹開創(chuàng)了“私人訂制花箋”先河的“薛濤箋”——中唐時期的女詩人薛濤晚年居于成都浣花溪畔，她將當(dāng)?shù)芈榧堅O(shè)計加工成便箋，用芙蓉花汁將紙張染成桃紅色，并用這種花箋與元稹、白居易、杜牧、劉禹錫等多人寫詩唱和，而她與元稹的愛情也成為留在詩箋上的佳話。可惜早期的薛濤箋沒有留存下來，所幸，展柜中上海圖書館藏的三種清代“薛濤箋”，讓我們得以略窺其色澤——藏品為清代大臣潘世恩的家書手札，顏色以橙色和紅色、藍色三色為底色，上面印有牡丹、桃花、樓閣聽雨圖，而展板上張大千所繪的《薛濤制箋圖》、成都百花潭旁的古井照片，還有薛濤因元稹被貶遠離蜀地、倍感思念而作的《贈遠二首》詩歌，則讓觀眾駐足遙想，薛濤的才情、匠心與情感，如何凝結(jié)于一方桃花色的箋紙之上。

　　隨著箋紙紋樣的豐富，文人開始將喜愛的箋紙歸類成冊，成為“箋譜”。明代在南京刊刻的《蘿軒變古箋譜》和《十竹齋箋譜》收錄了大量工藝精美的箋紙圖案。于展柜之間，欣賞一本本翻開的箋譜，眼前便是一段流動的“美的歷程”。

　　思念與情誼，在紋樣中傳遞

　　“云中誰寄錦書來”，自魏晉至民國，一封“錦書”，承載的不僅是美學(xué)上的無盡追求，更是跨越時間的期盼與思念。本次展覽將“魚雁傳書”設(shè)為一個主題單元，搜集、呈現(xiàn)了不同時期的書信手札，讓觀眾直觀地感受到，箋上圖案絕不只是裝飾，而是與文字一道，共訴心事與情誼。

　　花箋之上，有父子情感與諄諄教誨——展覽展出了清華大學(xué)藝術(shù)博物館所藏《弗堂家書》，即近代書畫家、金石學(xué)家姚茫父與兒子姚鋈、弟子王伯群的多封書信。從展柜中翻開的家書信箋，多為姚茫父自己收藏的金石制箋。古樸厚重的金石紋樣代表著姚茫父對金石學(xué)的熱愛，也傳遞出他對兒子的深沉關(guān)懷：他與姚鋈交流讀書之法、關(guān)心他在日本留學(xué)時的飲食，分析他留學(xué)歸來的職業(yè)方向，字字飽蘸牽掛。花箋之上，亦有摯友間的往來互動——展覽趣味性地布置出“齊白石的箋上朋友圈”展區(qū)，集中呈現(xiàn)齊白石與好友的信札往來，觀眾不僅能夠從中讀懂寫信人選擇信箋的巧思，也得以一睹民國文人間的交往日常：陳師曾與齊白石交流作畫與印章之法時，同樣選用了金石圖樣的信箋；田漢寫給齊白石的賀詞，使用了大紅底色疊加吉祥紋樣的信紙；而蕭方駿給齊白石寄去畫扇的附信寫于炎夏，便采用了荷葉圖樣的箋紙，或許是期待對方在展信時，能夠感受一絲清涼……

　　而魯迅與許廣平的書信展示，可以說是展覽中最富有溫情的一角。展板上，信紙復(fù)制件與信件內(nèi)容的文字版并列展示——1929年5月，魯迅在旅途中給有孕的妻子許廣平寫信，特意選用“枇杷箋”與“蓮蓬箋”。他知許廣平愛甜食，便以枇杷寄甜；借蓮蓬并蒂，寓意兩人感情和睦、孩子平安。枇杷與蓮蓬構(gòu)成清新的底色，與其上滾燙的文字相呼應(yīng)。雖然書信寄送需要時日，但借由紙上的圖案，寫信人落筆時的深情，在收信人輕展信紙那一刻，便先于文字抵達心間。

　　從兩部箋譜中，看見文化守護的赤誠

　　在今天的我們看來，花箋似乎是文人閑情雅致的產(chǎn)物，但展覽著重展出的兩部重量級箋譜，背后卻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文化保衛(wèi)戰(zhàn)”。

　　竹枝亭亭，花影綽約，拱花技藝創(chuàng)造出精美絕倫的立體圖樣……展柜里榮寶齋出品的《十竹齋箋譜》原是明代末年胡正言所繪制的饾版拱花箋譜，是明代箋譜制作的最高成就。而我們今天得以欣賞這部箋譜的真容，得益于魯迅、鄭振鐸兩人發(fā)起的搶救式保護——展板上的文獻資料顯示，由于明末清初的戰(zhàn)亂，《十竹齋箋譜》原版流傳極少，至20世紀(jì)30年代，全國僅存三部。1934年，鄭振鐸攜藏家王孝慈所藏珍本到上海，與魯迅共同發(fā)起搶救性翻刻工程。二人委托北平榮寶齋精心復(fù)刻，親自參與選紙、定色、校稿乃至設(shè)計版權(quán)頁，力求再現(xiàn)原譜神韻。箋譜歷經(jīng)七年終告完成，成為近代中國出版史與藝術(shù)保護的重要里程碑。

　　另一組展柜中，匯集齊白石、陳師曾、張大千等大師畫作、包含花鳥、人物、山水等生動圖樣的《北平箋譜》令觀眾大飽眼福，而這同樣是魯迅與鄭振鐸守護花箋藝術(shù)的明證——魯迅1932年冬在琉璃廠偶然見到陳師曾遺作箋紙時，意識到傳統(tǒng)木刻技藝的瀕危，擔(dān)憂“彩色套印之術(shù)將成絕響”，于是與鄭振鐸商定“擇尤輯印”。鄭振鐸奔走于榮寶齋、淳菁閣等九大南紙店，累計搜集箋樣四百余種；魯迅則在上海審定畫稿，堅持“去吉祥圖案之俗媚，留文人筆墨之清雅”。1933年，《北平箋譜》出版，因其融匯古今的藝術(shù)價值與文化意義引起轟動，被譽為“中國木刻史上斷代之唯一豐碑”。

　　兩部彌足珍貴的箋譜，幾乎讓前來觀展的我們得見自明代至民國，中國傳統(tǒng)國畫與木刻版畫藝術(shù)的精華，也令我們深深震撼于魯迅、鄭振鐸守護文化的巨大責(zé)任感。觀看至此，歷代中國文人對美的追求、對文化的深情，似乎經(jīng)由一方方雅致的箋紙連綴成線，構(gòu)筑起我們心底永不陷落的文化認(rèn)同。

　　展廳結(jié)尾處，信箱與懸掛著的紅色信封搭建起“你的來信”互動區(qū)域，觀眾可以在長桌旁寫下一封信，掛于展廳或投入信箱中。幾位觀眾靜坐于此，或是深思，或是落筆，將心緒落于一筆一畫間。

　　這份久違的耐心與靜謐，或許便是此次展覽帶給我們的饋贈。鴻雁傳書已成歷史，而方寸花箋里寄托的美與溫度，古今共通，不曾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