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汲清的地質求索之路

（來源：團結報）

轉自：團結報

　　□ 孔瑤竹

　　抗戰(zhàn)勝利后，面對“建國與救國”的雙重困難，許德珩、潘菽、梁希等一批學者深刻認識到：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有祖國，唯有將“科學”與“愛國”“民主”結合，才能為國家謀復興、為人民謀福祉。黃汲清作為中國地質科學的奠基人，其一生對科研報國的堅守，彰顯了一位九三學社社員為國分憂、為民盡責的責任擔當。

　　堅持科學報國

　　黃汲清原名黃德淦，1904年出生在四川仁壽縣青崗場的鄉(xiāng)紳家庭。在父親教育下，黃汲清兄弟自幼就知道康有為、梁啟超，立下為中華民族爭光的志向。當時黃汲清偶然從同學處借來一冊中國地理圖，用薄紙一省一省地將地圖拓繪下來。他說：“當時中國國土形似一片秋海棠葉，從此這片秋海棠葉就深深地印在我心中，永不褪色。”

　　五四運動把《新青年》《新潮》等刊物帶到川渝。黃汲清積極參加街頭演講、清查仇貨（日貨）等進步活動，他說：“我當時的想法是，年輕人必須學到真正的本領，尤其是科學技術，才能為國效力，也才能站穩(wěn)腳跟，立于不敗之地。”

　　1923年，黃汲清在參觀永利堿廠和大沽炮臺后說：“我深深感受到了中國近代歷史的痛苦與抗爭。”1924年夏，黃汲清考取北大地質系。為表明自己將科學與報國的使命融為一體，他給自己改名為“汲清”，意為廣納新知，博覽群書，由此開啟了長達70余年的地質學研究生涯。

　　在北京大學，黃汲清在王烈、葛利普、李四光、謝家榮、孫云鑄等人的課堂上頗有收獲，還參加過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的聯(lián)合考察，奠定了深厚的學術基礎。

　　1929年3月，黃汲清前往西北和西南考察，先后走訪秦嶺、漢中等地。在秦嶺，他們對當?shù)氐牡貙舆M行了詳細的考察，發(fā)現(xiàn)并糾正了前人一些地質研究中的錯誤，弄清了漢水以南大花崗巖體的地質屬性。在四川，他們深入研究了地質構造，特別是二疊紀和三疊紀的地層，確認了大部分地區(qū)的地質特征，對這些區(qū)域的化石進行了大量采集，并總結出了新的地質理論。

　　這些地質考察成果，不僅為中國的地質學發(fā)展作出了貢獻，也為后來學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根據(jù)實地調查材料，黃汲清完成了《秦嶺山及四川地質之研究》《中國南部二疊紀珊瑚化石》《中國南部二疊紀地層》等6部專著。其中，《中國南部二疊紀地層》是我國第一部斷代地層總結，奠定了中國二疊紀地層劃分的基礎，受到國內外地學界的高度評價，地質界稱黃汲清為“黃二疊”。

　　劃時代的地質構造研究

　　1945年，黃汲清根據(jù)實地考察的一手資料，完成了中國大地構造的經典著作《中國主要地質構造單位》，首次系統(tǒng)劃分了中國的基本構造單元和大地構造旋回，全面論述了中國及鄰區(qū)的大地構造特征及其演化歷史，提出了多旋回構造運動的著名論斷。這對我國地球科學研究和礦產普查勘探起到了長期的指導作用，被稱為是“亞洲大地構造研究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經典著作”。

　　1947年，黃汲清主編了中國東部14幅國際分幅地質圖和中國地質圖。這是我國地質界首次編制的系統(tǒng)性全國地質圖件，總結了我國20世紀40年代末以前地質調查的全部成果，具有重要的科學價值。

　　1956年，黃汲清在“中國第一次新構造運動座談會”上作“中國新構造運動的主要類型”主題報告，該研究奠定了中國新構造研究的基礎。中國地球環(huán)境科學研究領域專家劉東生回憶，“在中國召開第一次新構造座談會時，地震學界對新構造幾乎一無所知，大家認為中國沒有新構造，也不理解什么是新構造。當時許多人都認為要依賴蘇聯(lián)的經驗。黃汲清的報告使大家耳目一新，突然明白了什么是新構造，且令人吃驚的是，黃先生展示的工作早已完成，這顯示出他對這一問題的敏銳洞察力。”

　　1958年，黃汲清開始主持編制中國大地構造圖。他憑借豐富的地質學知識與經驗，整合了中國各地的地質數(shù)據(jù)，精確地勾畫出中國復雜的大地構造圖，不僅為地質學界提供了科學依據(jù)，也為礦產資源的勘探提供了指導。

　　在繪制過程中，黃汲清通過對不同地區(qū)地質結構的分析與比較，提出了多輪回褶皺運動、深斷裂帶和地臺—地槽劃分等新的構造理論。這些理論對后來的地質研究和礦產資源開發(fā)，特別是在發(fā)現(xiàn)中國石油、天然氣資源方面起到了推動作用。

　　黃汲清還提出編制全國綜合地質圖件的宏大構想，主張通過“大協(xié)作”的方式，形成一套包含地質圖、大地構造圖、成礦規(guī)律圖等多種要素的地質圖集。這一提議獲得了地質部的全力支持，于是黃汲清迅速組織了團隊進行編制工作。在廣東、福建、烏魯木齊等地的試點工作中，黃汲清親自參與指導，確保圖件的精確性與實用性。

　　通過這一系統(tǒng)工程，黃汲清為中國地質事業(yè)提供了一整套科學工具，這些工作在中國地質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不僅適用于礦產資源的勘探，還為國家的經濟發(fā)展提供了重要的資源保障，深刻影響了中國地質學的發(fā)展進程，也為世界地質學的發(fā)展作出了貢獻。

　　打破中國“貧油論”

　　自赴歐美多國勘察調研后，黃汲清便致力于國內石油天然氣資源勘探。

　　黃汲清始終堅信四川盆地石油和天然氣勘探的可行性。1938年到1939年，黃汲清在四川隆昌發(fā)現(xiàn)圣燈山氣田，并在威遠、江油等地開展油氣調查。他在四川盆地證實：陸相地層同樣能生成、儲存油氣，直接沖擊了西方“海相生油、陸相貧油”的核心思想，并形成了從川渝找氣到西北找油、全國找油的理論鏈條。

　　新中國成立后，訪美歸國的黃汲清拒絕了臺灣大學的邀請，回到重慶北碚，為西南地區(qū)地質研究事業(yè)奠定基礎。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成立國家地質部，他作為核心成員肩負起新中國石油勘探的重任。1954年，黃汲清調任北京，擔任地質部礦產普查委員會常務委員，工作重心由綜合礦產資源普查轉向了全國范圍的石油和天然氣勘探。

　　1954年底，黃汲清與謝家榮共同籌備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會議。1955年2月，地質部召開了全國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會議。黃汲清根據(jù)多年實踐和地質理論提出：陸相地層具備石油生成和儲藏的潛力，特別是在四川、鄂爾多斯、松遼等大型沉積盆地，具備廣闊的石油前景。

　　不久，五支石油普查隊伍分赴新疆、柴達木、鄂爾多斯、四川和華北平原展開大規(guī)模油氣普查工作。黃汲清全程參加野外檢查并指導工作。

　　在新疆，黃汲清指出，準噶爾盆地的山前帶具有較大的油氣勘探潛力，對勘探方向提出指導意見，并在柴達木盆地發(fā)現(xiàn)了許多具有潛力的油氣構造，建議加大勘探力度，為后續(xù)的油田發(fā)現(xiàn)奠定了基礎。在四川，檢查組對川西、川南地區(qū)的侏羅系和白堊系構造進行了細致的地質分析，黃汲清提出了具體的勘探方向和方針。在松遼平原，黃汲清指導技術員對松遼平原的第三紀和白堊紀沉積層進行了詳細的地質勘查，初步確認松遼平原具有良好的石油潛力……

　　1956年，地質部恢復石油地質局，黃汲清被任命為總工程師，肩負石油勘探的核心任務。1957年初，他主持編制中國含油遠景分區(qū)圖，為全國石油勘探指明方向。同年3月，黃汲清主持召開第三次全國石油普查會議，并作題為“對我國含油氣遠景分區(qū)的初步意見”的報告，闡述了中國各大含油區(qū)的勘探潛力。中國油氣田的開發(fā)實踐驗證，黃汲清的工作基本準確預測了未來數(shù)十年的石油勘探走向。

　　1959年9月26日，松基3井成功鉆探出油，標志著大慶油田的發(fā)現(xiàn)，成為中國石油史上的重大突破，為國家提供了急需的石油資源，徹底打破了“中國貧油”的論調。

　　以科學精神服務參政建言

　　黃汲清認為，只有真正尊重科學規(guī)律，才能推動國家科技進步和社會發(fā)展，不僅在工作中始終堅持科學發(fā)展的正確道路，在科學共同體建設和議政建言中，黃汲清也展示出了極強的組織能力與民主協(xié)商精神。

　　在全國政協(xié)五屆二次會議上，黃汲清呼吁科技工作者為國家四化建設貢獻力量；在全國政協(xié)五屆三次會議上，他圍繞人才選拔、尊重科學規(guī)律等問題提出重要見解，推動國家重視和支持科技人才，助力我國科研體制的改革與完善；在全國政協(xié)五屆四次會議上，他提議盡早整理編寫中國科學社、中國地質學會等學術團體和科技組織的史料，并就能源與水利資源開發(fā)提出建議，為解決能源危機、減少環(huán)境污染提供思路……

　　憑借崇高的學術地位和富有前瞻性的科學建議，黃汲清在參加中國科學院第四次學部委員大會期間，受中共中央書記處邀請赴中南海座談。會上，中央領導同志與黃汲清等學部委員親切交流，共同探討科學研究與技術發(fā)展的方向。

　　1984年，黃汲清在中國石油學會組織的座談會上，結合我國油氣資源勘探開發(fā)實際，強調大型盆地沉積的多層生油、多層儲油體系的重要性。這一理論為我國油氣資源的科學勘探構建了新的理論框架，有力推動了油氣勘探技術的發(fā)展。

　　1980年12月，在中國科學技術協(xié)會舉辦的“科學發(fā)現(xiàn)經驗座談會”上，黃汲清分享了在大慶油田勘探、大地構造研究、內蒙古鉻礦勘查等領域的實踐經驗，激勵青年科研人員勇攀科學高峰、探索未知。

　　在九三學社七屆四中全會及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黃汲清當選九三學社中央參政議政委員會副主任，他為籌措我國自然科學基金建言獻策，建議覆蓋科學研究資助各方面，同時為中國地質學史專輯編纂、國際地質科學學術交流提供專業(yè)指導。

　　接續(xù)奮進的地質報國志

　　黃汲清說：“地質工作者的生命有限，但地質事業(yè)長青。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不僅在于完成當下的科研任務，更在于培養(yǎng)出能夠超越我們的下一代。”這種強烈的歷史使命感，推動他將大量精力投入人才培養(yǎng)和學術傳承的制度化建設中。黃汲清一生培養(yǎng)出27位院士，在油氣勘探、地質災害防治等領域為國家持續(xù)作出貢獻；設立“黃汲清青年地質科學技術獎”，激勵青年學者投身地質事業(yè)，推動科技進步，服務社會發(fā)展。

　　黃汲清始終堅持“理論聯(lián)系實際”的教育理念。他在地質部地質研究所任教時，每周組織“野外標本解讀會”，要求學生對標本展開從巖性到含油氣潛力的全鏈條分析，還常帶學生赴北京西山等多地開展野外考察，其野外記錄被當時的蘇聯(lián)專家稱贊“無需加工即可做教科書”。他倡導學術爭鳴，鼓勵自由討論，鼓勵青年學者創(chuàng)新，虛心向青年學習，這種開放包容的治學態(tài)度，為教育現(xiàn)代化注入了“終身學習”“教學相長”的實踐內涵。

　　黃汲清以自身科研突破為科學教育提供了素材——他提出的“多旋回構造運動”理論、證實的“陸相生油理論”，不僅顛覆傳統(tǒng)認知，更成為地質科學教育的重要內容；他主編的《中國地質學》被譯為多國文字，為科學教育提供了權威教材。他還強調地質學史研究的價值，讓真實的學科發(fā)展經驗助力科技與建設事業(yè)，這種“以史明學”的思路，極大豐富了科學精神的培育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