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鵠｜王夫之論戰爭

培根云：“讀史使人明智。”然而古今懸隔，滄海尚且成了桑田，人事變化之巨可想而知，更何況現代化徹底改變了人類社會的面貌，又有多少史家真心相信，千年前的史事能給今人帶來應對現實挑戰的生活智慧？曾有出版社編輯告訴我，人文社科書籍中，不論學術專著還是通俗讀物，歷史類賣得最好。我想，讀者恐怕不是為了追求智慧，而是被迷人的故事吸引吧？

孰知，培根誠不我欺！近日筆者翻檢明末大儒王夫之（號船山）《宋論》，重讀宋金采石之戰一篇，不禁愕然——這不正是美以伊戰爭的寫照嗎？是耶非耶，容我細細道來，諸君自可評判。

王夫之

公元1161年，宋紹興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金朝君主完顏亮率軍南下，傾舉國之力，欲一戰滅宋，統一天下。金軍主力勢如破竹，很快占領了和州（安徽和縣），兵臨長江，對岸就是著名的長江三磯之采石磯。與此同時，另一支挺進至揚州的金軍取得了瓜洲大捷，徹底掃清了長江下游北岸的宋軍，并讓南宋賴以立國的主力——鎮江屯駐大軍遭受重創，宋軍一時人心渙散。若非金人考慮到“瓜州（洲）江闊難渡”（周必大《親征錄》），且完顏亮本人在和州軍中，當時沒有從瓜洲渡江的計劃，后果不堪設想。

遙想當年，隋朝韓擒虎平陳，宋初曹彬取南唐，都在采石磯渡江，完顏亮之心潮澎湃，讀者自能體會。陰歷十一月八日，金兵開始渡江。不料此時奉命前往蕪湖督師的中書舍人（主要職責是在皇帝的政令頒布前進行審核，如果覺得不妥，可以“封駁”，即將詔書“打回去”）虞允文恰至采石犒軍，他雖是一介書生，有膽有識，果斷指揮一路敗退至此的宋軍，堅決抵抗，焚毀大部分金軍船只，挫敗了其渡江企圖。完顏亮不得已，率軍東趨揚州，轉而尋求在瓜洲渡江。

完顏亮是金朝開國君主完顏阿骨打的孫子。皇統九年（1149），他發動政變，殺害了金朝第三任君主、堂兄金熙宗完顏亶，取而代之。在位期間，完顏亮是個極其強勢，也極其殘暴的皇帝，靠鐵腕壓制不同聲音，一意孤行。此番南侵，他留在身后的，是一個從宗室到百姓，怨氣已經積聚到臨界點的國家。大軍出發不久，其堂弟完顏褎即在遼陽自立為帝（金世宗），并“下詔暴揚海陵（完顏亮）罪惡數十事”（《金史·世宗紀上》）。不過，采石之戰前，消息可能尚未傳至軍中。除了戰船損失慘重，金軍在采石之戰中的傷亡或許并不大，但這對開戰以來金人的囂張氣焰，是一個沉重打擊。就在大軍轉移至瓜洲時，國內“變天”的噩耗到達了前線，更在心理上給金軍上下帶來了劇烈震蕩。

此時完顏亮進退維谷，剛愎自用的他孤注一擲，下了一道死命令：“三日渡江不得，將大臣盡行處斬。”（《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結果激起兵變，死在了自己人箭下（死后降封“海陵郡王”，并得到了惡謚“煬”）。宋朝不僅得以解除危險，甚至一度收復了南宋初年丟失的淮河以北的部分領土。

完顏亮

虞允文由此名揚天下，昭垂青史。他出身名門，是唐初“十八學士”之一、大書法家虞世南的后人。采石之戰前一年，虞允文奉命出使金國。金人炫耀武力，歷來會安排宋使與其比賽射箭，而虞氏“一發破的，（金）君臣驚異”（楊萬里《虞公神道碑》）。采石之戰后，他聲譽日隆，出將入相，允為一代名臣。不過，在其一生事業中，最為后人津津樂道、最富傳奇色彩的，還是采石一戰。

此戰具體經過，已有史家做過細致考證（陶晉生《金海陵帝的伐宋與采石戰役的考實》、顧宏義《宋金采石之戰考》）。就史實而言，王夫之的認識固然遠不及現代學者精細，但他憑借宏大的視野與深邃的洞察力，縱橫今古，“識其大者”，也有實證史學難以企及的發現。

一開篇，船山就說了一番振聾發聵的話：“以勢震人者，其傾必速；震之而不震者，其守必堅。其間必有非望之禍，與之相乘；非望之福，與之相就。非一幸而一不幸也，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致也。”

無論金國發生內亂、采石以少勝多，還是金主遇弒，均事出意外。讀史者恐怕大多會認為，面對傾全力南下的金朝大軍，南宋逃過一劫，不無僥幸。王夫之承認，事情的進展非時人意料所及（“非望之禍”“非望之福”），但他同時強調，結局并非偶然，而是“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致”。哪怕擁有巨大優勢，一方欲發起雷霆之擊（“史詩怒火”“雄獅怒吼”），意圖一招致命，這其實潛藏著極大風險，一旦弱小的另一方挺過了最初排山倒海般的攻擊，局勢可能會以驚人的速度逆轉。從船山的視角來看，自詡無敵天下的“極限施壓”，是把鋒利無比的雙刃劍。

王夫之列舉了四個犯下相似錯誤的君主：除了完顏亮，還有春秋時期的楚靈王和吳王夫差，以及淝水之戰時的前秦君主苻堅。以好細腰著稱于世的楚靈王，也靠政變上臺，謀殺侄子郟敖而后篡位。楚靈王三年（前538），他召集宋、蔡、陳、鄭等諸侯，在楚國的申（河南南陽）舉行盟會，壓倒晉平公，成了霸主。其后七年滅陳，十年滅蔡，次年又親統大軍包圍徐國。此時靈王志得意滿，忘乎所以，問大臣子革：“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子革見風使舵，回答道：“今周與四國（齊、晉、魯、衛）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不想靈王多年暴政，各種不滿力量乘其在外，聯合發難，順利進據楚都，立靈王的弟弟公子比為王，并派人通報前線楚軍：“先歸復所，后者劓。”于是靈王帳下一時星散，他感嘆“眾怒不可犯也”（《左傳》），最終自殺。

吳王夫差是吳王闔閭之子。公元前496年，吳國和越國爆發檇李（浙江嘉興）之戰，闔閭受傷而死。夫差立志復仇，“使人立于庭，茍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兩年后，吳軍大勝越軍，夫差不聽伍子胥勸阻，接受了勾踐投降。此后十余年，日益驕縱的夫差忽視南邊正在臥薪嘗膽的勁敵，一意北上，爭霸中原。公元前483年，吳國勢力達至頂峰，夫差耀武揚威，率軍遠赴黃池（河南封丘），與晉定公、魯哀公及周王室卿士單平公會盟。而勾踐利用吳國空虛，起兵攻入吳都，俘虜了留守的吳太子。當千里來使不辭辛勞，向夫差飛報戰敗的噩耗時，夫差卻擔心消息泄露，一連將七位信使親手刺死在自己的營帳中。隨后吳王盛陳兵馬，以開戰相威脅，與晉定公爭奪盟主之位，晉國最終退讓。如愿當上了霸主，夫差沉醉其中，不以吳國危亡為意，頤指氣使，指責魯國對盟主不恭，一度囚禁了魯大臣子服景伯，且在回師途中欲蕩平宋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左傳》），經太宰伯嚭勸諫方作罷。由于此時勾踐尚無力一舉滅吳，夫差回國后，達成了停戰協議。不過，經此一役，頂著霸主光環的吳國，實力遭到根本性的削弱，吳越關系發生了逆轉。勾踐沒有再給夫差機會，不急不躁，謹慎行事。九年后，吳國滅亡，夫差自剄。

苻堅是氐人，也靠政變、殺害堂兄上臺。公元316年，西晉滅亡，晉室南渡，偏安一隅，中原陷入了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混亂，史稱“五胡亂華”，即所謂十六國時代。在北魏結束分裂（439）之前，十六國中的前秦一度曾統一北方，其完成標志恰恰是北魏前身代國的覆滅（376）。創造這一洪業的，正是苻堅。不幸的是，就在統一中原的事業完成前夕，前秦政權的靈魂人物王猛去世了（375）。王猛死前，苦口婆心勸告苻堅：“臣沒之后，愿不以晉為圖。”（《晉書·王猛傳》）前秦治下，包含了諸多軍事征服的族群，至少就人口而言，氐人并不占據明顯優勢。軍事上一往無前的輝煌表象下，潛藏著一個巨大的政治難題：如何將“五胡”熔鑄為一個有凝聚力的國家？王猛最擔心的，是鮮卑慕容氏（曾建立前燕，被征服前是前秦最強勁的對手）不甘心接受氐人的統治。

王猛死后，前秦依舊高歌猛進，不僅結束了北方六七十年的分裂，還將西域納入版圖，可謂盛極一時。沒有了王猛，隨著事業蒸蒸日上，苻堅的心態逐漸膨脹，不顧群臣勸阻，執意討伐東晉。公元383年，前秦征召百萬大軍，傾國出動，上演了青史留名的淝水之戰。苻堅敗后，鮮卑慕容氏（后燕、西燕）、拓跋氏（代，隨即改稱“魏”）紛紛復國，羌人姚萇（后秦）、氐人呂光（后涼）等則脫離前秦，割據一方。一時間，如日中天的前秦土崩瓦解，苻堅本人也為姚萇縊殺。

苻堅

完顏亮也是從春風得意的事業最高峰，陡然跌落的。金初雖然控制了秦嶺、淮河以北的龐大區域，但首都在上京會寧府（黑龍江哈爾濱），這一地理格局給金朝的統治制造了難題，非遷都不足以滿足日常行政的理性需求。但遷都談何容易！這一政權的核心決策圈由女真貴族構成，這些人習慣了上京的生活，堅決反對南遷。完顏亮以強悍的手腕，力排眾議，將首都遷到了燕京（改稱“中都”）。他還以同樣的方式，改革官制，極大加強了君主權力。凡此種種，都顯示，南侵前夕，完顏亮正以前所未見的強勢統治著這個國家（參拙作《再說金朝覆亡》，《文史知識》2025年第12期）。而他的結局，同樣呈現為令人驚心動魄的反轉。

接著，船山又舉了四個相反的例子：西晉名臣羊祜、隋初宰相高颎、北魏太武帝拓跋燾與后周世宗柴榮。公元280年，西晉滅吳，漢末分崩離析的天下終于重歸一統。而平吳方略的總設計師羊祜，已在兩年前去世了。羊祜生前長期鎮守襄陽，認為滅吳不宜操之過急，積極在人才、練兵、物資、民心等方面做準備。各方面條件成熟了，自然水到渠成。遺憾的是，羊祜辭世前，條件已經成熟，卻因為眾多朝臣的反對，晉武帝司馬炎沒能下定決心。羊祜擔心，一旦錯過時機，局勢可能發生變化。所幸司馬炎不久即悔悟，遵照羊祜留下的藍圖，興師滅吳。功成之日，“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晉書·羊祜傳》）

公元581年，楊堅（隋文帝）建立隋朝，改元開皇。楊堅志在滅陳，一統宇內，這年陰歷九月就令宰相高颎節度諸軍南征。“時突厥屢為寇患”，不久高颎“奏請班師”，并獻上了逐漸消耗陳朝實力的長遠策略。開皇九年（589），晉王楊廣（后日的隋煬帝）“大舉伐陳，以颎為元帥長史，三軍咨稟，皆取斷于颎”（《隋書·高颎傳》）。高颎之于隋，與羊祜之于晉相似。

拓跋燾，鮮卑本名“佛貍伐”（簡稱“佛貍”），因辛棄疾《京口北固亭懷古》“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而廣為人知。苻堅之后，再度統一北方的，正是此人。南朝劉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即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宋文帝劉義隆大舉北伐。北伐之初，軍事進展頗為順利，但不久魏軍發動反攻，長驅直入，佛貍親自來到了長江邊，“聲言欲渡江”。建康（南京）城內風聲鶴唳，“民皆荷擔而立”（《資治通鑒》）。話雖如此，拓跋燾控制住了激蕩的壯懷，沒有渡江，主動撤軍北歸。

柴榮則是五代最雄才大略的君主，為北宋的崛起奠定了基礎。顯德三年（956）至五年，柴榮三次親征南唐（南方最重要的強敵），迫使南唐君主李璟割讓長江以北的全部土地，并“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他派遣使者告訴李璟：“吾與江南，大義已定，然慮后世不能容汝，可及吾世修城隍、治要害為子孫計。”（《新五代史·南唐世家》）可見周世宗胸有成竹，并不汲汲吞滅南唐。

柴榮

四人的共同特點，是不追求一時的表面輝煌，“自固其本”，“徐圖于后”。與之相對，船山將完顏亮等人的錯誤，概括為：

德不足以綏，義不足以正，名無可執，釁無可乘，竭己之威力以加于人，是浮動之氣也。氣者，一浮而無乎不動者也；合數十萬人而動其浮氣，則一夫蹶起，而九軍之情皆蕩。況乎不恤其內之已空，而淫于外，授人以余地，使無憚以生其心，有不可坐而待其斃者乎？

名不正，言不順，對手并無可乘之機，僅僅憑借自己拳頭大，就想一舉制伏他人，這是狂妄。以狂妄的心態，出動數十萬人的大軍，一旦遭受挫折，全軍上下會人心浮動。更何況，無視國內潛藏的危機，對外窮兵黷武，給反對者制造機會，這不是自尋死路嗎？

現今白宮執掌者的情況，與此若合符契。他不顧日益撕裂的國內社會，不顧國際社會的普遍反對，不顧軍事專家的一再警告，悍然開戰，稱之為“冒天下之大不韙”，不是修辭，而是直白的事實陳述。如果王夫之活在當下，相信會預測，其結局恐怕不妙。甚者，二戰后美利堅帝國開始建立、蘇聯解體后正式形成的全球軍事霸權，這場狂妄的戰爭也將吹響其瓦解的號角。

自古以來，軍隊人數就是震懾對手的重要武器。僅僅聽聞“百萬大軍”即將到來，弱勢一方或許就不戰自潰。而船山認為，這不過是一種“神話”效應，其實一支規模較小但精悍且凝聚力強的軍隊，可能比一支龐大的軍隊更有優勢。比如數十萬人的部隊，不可能都是精兵，必然包含相當數量戰斗力較弱的士卒，這不僅容易制造內部矛盾，還會從身體上、精神上拖累精兵，使其無法充分發揮戰斗力。同樣，規模大意味著將領多，不免良莠不齊。眾口難調，相互間爭多論少，主帥稍一不慎，就可能引發厚此薄彼的抱怨。進攻時不愿當出頭鳥，免得犧牲自己，反而成就了他人；撤退則爭先恐后，都把責任推到別人頭上。更何況，人數雖眾，戰場空間終究是有限的，決戰時能投入戰斗的，往往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淝水之戰，前秦軍隊就是如此）。而直接面對敵人的，往往自恃有強大援軍，不能置之死地而后生，斗志不夠頑強，士氣易受摧折。

如何將一支龐大軍隊擰成一股繩，做到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是個巨大難題。劉邦與韓信評論諸將高下，問及他對兩人自身的看法，韓信回答：“陛下不過能將十萬”，“臣多多而益善”（《史記·淮陰侯列傳》）。沒有韓信的天才，統領數十萬大軍，恐怕只會制造災難。

盡管現代戰爭日益倚重科技，但軍隊規模仍是一個不可小覷的因素——俄烏沖突已經證明了這一點。而美利堅慣于拉上眾多盟友，組成聯軍，以增強威懾力。從王夫之的視角看，狂妄者以數量震懾對手，反而作繭自縛。所謂盟友，所謂聯軍，其實各懷鬼胎。戰事順利時搖旗吶喊，不可一世，一旦遭遇不測，首先考慮的都是自保。

“如是，則以我孤立之軍，敵彼云集之旅，制在我而不在彼，明矣。”如果沒有憑一己之力決一雌雄的魄力，妄圖靠拉攏盟友，拼湊聯軍，以聲勢唬人，有識者適見其心虛而已。“謝安談笑而待捷書”，“非幸也，實有其可以相御之理也”！

面對張牙舞爪、泰山壓頂般的對手，無須恐慌，“凝立以待其自斃者，固必有道矣”。自力更生，內部團結，才是硬道理。“現代史學之父”蘭克如此界定“大國”：“這個國家必須能夠抵御一切集中起來的他國力量而維持自身”，“一個無須任何盟約便可自立的力量”（《諸大國》）。只有這樣，一個國家才擁有真正的獨立與自由，民族才能贏得精神獨立，才能成熟，才能煥發出蓬勃的生命力與創造力。自助者天助之。歐洲國家依賴歐洲之外的同盟，只會加速自身的衰落。附帶說一句，貿易戰也是戰爭，道理并無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