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冤屈！前民警因“介紹相識”入獄，真相到底是什么？

蒙古包外的寒風卷著沙礫，拍打著窗欞。60多歲的達來都仁蜷縮在爐火旁，布滿老繭的手顫抖著摩挲著泛黃的警官證——照片上的青年身著警服、眼神堅毅，那是他堅守29年的從警印記。“一輩子守著法、護著民，怎么就栽在了‘介紹相識’這四個字上？”他聲音沙啞，淚水混著皺紋里的灰塵滾落，“16年了，我從受人尊敬的派出所所長，變成被開除黨籍公職的‘涉案人員’，家散錢空，連抬頭做人的底氣都沒了。”近日，這位蒙古族前民警向媒體坦露了自己跨越16年的申訴歷程。

照片上的青年身著警服、眼神堅毅，那是達來都仁堅守29年的信念。

2009年的一份刑事判決，鎖住了他的人生，也留下案件辦理的諸多疑點。當申訴腳步在各部門屢屢碰壁，這份看似塵埃落定的判決，愈發引人關注司法公正的踐行。

案件核心：“介紹人”獲罪，審批鏈條關鍵人員未被追責

鄂托克旗人民法院（2009）鄂法刑初字第47號刑事判決書顯示，2007至2008年間，達來都仁受陳延平所托，將其介紹給鄂托克旗公安局蘇米圖派出所所長文化；后續文化指派戶籍民警斯慶巴雅爾，為24名非內蒙古籍考生偽造戶籍，陳延平通過達來都仁向文化支付1.2萬元“好處費”。

據此，法院認定達來都仁與文化等人構成招收學生徇私舞弊罪共犯，判處拘役六個月、緩刑一年。這寥寥數行文字，將他29年從警生涯徹底清零。“這不是定罪，是糊涂賬！”達來都仁激動地說，深耕公安系統多年的他深知戶籍辦理嚴苛：“派出所所長簽字只是第一步，還需經公安局分管領導、戶籍部門兩道審核，文化一個人根本無法完成造假。”

達來都仁指出，涉案戶籍最終審批權在時任鄂托克旗公安局相關負責人手中，具體經辦為治安大隊相關人員，二人才是偽造戶籍的核心推手。但詭異的是，判決書對二人只字未提，二人未被追究任何責任，仿佛這場舞弊案是文化“單獨所為”。

更讓他無法接受的是自身“被牽連”的荒謬性。案發時，達來都仁擔任鄂托克前旗公安局城川派出所所長，職權僅覆蓋當地，與涉案戶籍辦理地鄂托克旗分屬獨立行政區劃、公安管轄互不隸屬。“我既無鄂托克旗戶籍審批權，也沒碰過造假材料、沒簽字，更沒從1.2萬元中拿過一分好處。”其辯護律師在申訴材料中明確，從犯罪構成要件來看，達來都仁不滿足犯罪成立條件，認定其為共犯于法無據。

程序存疑：民族語言權未保障，庭審過程有爭議

相較于實體判決的爭議，程序上的問題更引人深思。達來都仁自幼生長在蒙古族聚居區，母語為蒙古語，漢語理解和表達能力有限。庭審中，他攥著提前寫好的蒙古語訴求，多次懇請提供蒙古語翻譯，卻被辦案人員打斷。

“共犯’‘徇私舞弊’這些法律術語，我聽著像天書。”達來都仁回憶，原審法官見他茫然，非但未釋法，反而誘導：“別請律師，花錢沒用；也別上訴，知道的人越少對你越有利。”在語言不通、信息不對稱的無助中，他糊涂放棄了辯護權和上訴權，案件在缺乏有效抗辯的情況下草草定案。這份被誘導簽下的“放棄聲明”，成了他申訴路上的一道坎。

此外，案件還存在回避缺位問題。時任鄂托克旗人民檢察院相關負責人的親屬，正是涉案戶籍審批核心責任人——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司法人員與當事人有近親屬關系需自行回避，但該負責人未回避，全程參與偵查、起訴，讓案件起點便面臨公正性質疑。

申訴漫漫：16年奔波無果，多部門協調遇阻

2009年判決生效后，達來都仁的申訴之路正式開啟。2017年，他帶著完整材料找到鄂托克旗人民檢察院，懇請依法監督，卻只等來“不予抗訴”通知書——文書未體現針對性審查，僅重復原審判決，對新線索只字未提。

此后多年，達來都仁頻繁往返于鄂爾多斯市檢察院、中級人民法院、紀委監委等部門，成了這些單位的“常客”。“去紀委，工作人員說‘有生效判決找法院’；去中院，材料被退回，說‘等相關高院結果’；有一次想當面遞材料，提前三小時守在相關領導單位門口，卻被保安攔下。”

被雙開后，達來都仁無收入、家庭破裂，申訴的郵寄費、路費全靠年邁母親接濟。16年間，他磨破幾十雙鞋，寄出上百份材料，收到的多是沉默或敷衍。

2025年8至11月，花甲之年、身患高血壓的達來都仁，再次提交申訴材料。他將案件問題梳理成清單，附上佐證材料，迫切希望查清真相、洗清冤屈。截至目前，他僅收到二級法院“調取材料核實”的通知，案件無實質性進展。

處罰爭議：同是緩刑，處理結果差異懸殊

2015年8月7日，鄂托克前旗紀委監委以“構成犯罪”為由，開除達來都仁黨籍、公職。但他發現，當地同期3-4名被判處拘役緩刑的公職人員，因罪名是酒駕，僅被降職，至今仍在原單位履職、領取俸祿。

“都是故意犯罪、都是緩刑，憑什么他們能保公職，我卻被一棍子打死？”達來都仁拿著處罰文件情緒激動，“我向當地紀委、監察部門相關負責人反映不公，可他們要么避而不見，要么含糊其辭。公正的標尺，不該因人而異。”

這場爭議的代價沉重。達來都仁測算，被雙開后每月1萬余元工資停發，29年工齡對應的社保、養老金被剝奪，16年經濟損失達240萬元，若正常退休至80歲，總損失超540萬元。更沉重的是名譽崩塌：鄉親指指點點、親友疏遠，退役軍人福利也因“案底”被拒。長期精神重壓讓他患上嚴重高血壓，深夜常被絕望淹沒，卻因不甘心放棄：“我沒做錯事，不能帶著污名離開。”

核心追問：16年冤屈，何時能昭雪？

隨著申訴材料公開，案件諸多疑點，向相關部門提出不容回避的追問：

其一，達來都仁作為無職權關聯的“介紹人”，未參與造假、無犯罪故意、未獲利，認定其為共犯，是否符合《刑法》“罪刑法定、主客觀相統一”原則？

其二，涉案戶籍審批指向核心責任人，為何二人未被追責？相關司法人員未依法回避，是否影響案件公正？

其三，未保障蒙古族當事人民族語言訴訟權、誘導其放棄辯護與上訴權，庭審程序是否合法？據此作出的判決效力如何？

其四，同是故意犯罪、緩刑，為何處罰差異巨大？背后是否存在選擇性追責？

其五，達來都仁申訴16年遭推諉，申訴復查程序為何難以推進？公民申訴權如何保障？

“我不求榮華，只求三件事：還我清白、宣告無罪；讓真正違法者受懲處；讓失職瀆職者擔責任。”達來都仁的訴求懇切。目前，他已將全部材料提交相關部門，仍在焦急等待消息。

這起跨越16年的案件，不僅是一個人的命運悲劇，更是對司法公正的考驗。它關乎一位老民警對法治的最后信仰，也關乎公眾對“正義或許會遲到，但絕不會缺席”的樸素期盼。媒體將持續追蹤案件進展，關注公正解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