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想4月9日結束戰爭？美以伊已陷入利益“錯位”的“退場困境”

據以色列Ynet新聞網站當地時間3月23日報道，一名以色列官員表示，美國方面已將4月9日設定為結束對伊朗戰爭的目標日期。

隨著美以伊戰爭進入第四周，戰火延宕，美以分歧逐漸浮出水面，成為影響戰爭進程的X因素。美國想在4月9日結束戰爭，恐怕未必能夠如愿。利益訴求和戰略目標的結構性錯位乃至抵觸，已令交戰三方在當前形勢下陷入騎虎難下的“退場困境”。軍事行動顯然對各方都不可持續，被迫收場是必然結局，但何時出現契機、怎樣退場，則免不了當事方來回拉扯，并繼續牽動著地區和國際社會的關切。

2026年3月20日，以色列控制的戈蘭高地，一枚從伊朗發射的彈道導彈尾段嵌在葡萄園地面。美國與以色列于2月28日對伊朗發動聯合襲擊，此后伊朗持續向以色列發射多波無人機與導彈。視覺中國 資料圖

閃擊變持久，美以分歧表面化

3月18日，以色列襲擊伊朗南帕爾斯氣田，伊朗旋即打擊卡塔爾液化天然氣設施，致使特朗普首次在其社交媒體“真實社交”上公開了美以兩國的分歧——以醒目的全大寫字母施壓以色列“不再攻擊”南帕爾斯氣田，還表示美國對此次襲擊“毫不知情”，而非此前美國和以色列部分媒體所說的“已征得特朗普同意”。

特朗普罕見地對鐵桿盟友以色列表達強烈不滿，正值美以伊戰爭即將進入第四周之際，戰事已從最初的“閃擊斬首”拖成持久戰。國際社會正為此次沖突買單，美國尤其感受到反噬和傷害：美軍基地屢遭打擊、美國士兵喪生海外；霍爾木茲海峽阻塞、國際油價拉高40%多、美股持續下跌；仇恨值越拉越高、談判空間不斷壓縮。

從開戰初的志在必得變成三周后的焦頭爛額，美國已處于欲罷不能的境地，美以圍繞對伊朗軍事行動的分歧亦隨之放大，并更直觀地影響著美國和戰場走勢。事實上，在看似基于共同目標的聯合軍事行動之下，美以兩國關切和訴求的側重點從一開始就不盡相同，只是被起初“形勢一片大好”的樂觀預期所掩蓋。

此次戰爭開始前，伊朗在歲末年初爆發了全國性的大規模抗議。由于嚴峻的經濟危機，民眾對通脹高企、物價飛漲、貨幣貶值的不滿，在相當程度上投射到伊斯蘭共和國政權本身，一時間“推翻現政權、迎回巴列維”的呼聲高漲。

伊朗國內的動蕩，加之美國1月3日針對委內瑞拉的“絕對決心行動”快速見效，使彼時的美國和以色列無疑產生了“樂觀判斷”，即伊朗現政權難以為繼、政權更替指日可待，似乎只需“稍加外力”就能至少復制“委內瑞拉模式”。基于“軍事行動效果立竿見影”的前提預設，美以兩國決定發起聯合打擊的確出于雙方的“重疊共識”。

對美國而言，既然和伊朗最近一次核談判仍分歧巨大（特別是鈾濃縮活動問題），沒有取得預期效果，那就干脆“軍事打擊+斬首”，讓本就“弱不禁風”的伊朗現政權上下人人自危，要么效仿委內瑞拉全盤讓步、要么“一打就垮”；對以色列而言，伊朗向來是地區所有反以勢力的“總后臺”，只有徹底摧毀現政權及其軍事能力，方可令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等“代理人”群龍無首，一勞永逸消除對以色列的“安全威脅”。

然而戰事走向逐漸沖淡了樂觀預期和志得意滿情緒所澆筑的共識：兩周后美國多份情報坦承，伊朗政權并未因數十位高層遇害出現崩潰的風險；伊朗的報復和以色列的變本加厲不僅令全球油氣供應成為美國難以承受之重，更不斷拉高交戰方的敵對態勢，以致于想繼續打則不堪重負、難尋突破良機，想“見好就收”又難找臺階下。

現如今，特朗普政府的重點已從伊朗政權及其高層人員轉移到了另外兩個問題，即消除伊朗的核能力與國防體系，以及保持國際油氣價格穩定、敦促盟友和其它國家出力維系霍爾木茲海峽的航行安全與通暢。在此期間，美國亦需不失時機地以“體面”宣布“再次勝利”的方式抽身離場，遏止戰爭對美國的經濟壓力特別是通脹。

顯然以色列此時的行動重點與白宮截然不同。一方面，在已有約40名伊朗官員遇害的情況下，以色列仍未停止對伊朗官員的“定點清除”，近期先后“斬殺”了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阿里·拉里賈尼、巴斯基民兵指揮官古拉姆雷扎·蘇萊曼尼、情報部長伊斯梅爾·哈提卜、伊斯蘭革命衛隊發言人阿里·穆罕默德·納伊尼。簡言之，以色列仍然死盯著伊朗政權本身不放。

另一方面，以色列正設法擴大戰爭的烈度、規模、范圍，無視美國和國際社會對能源安全、航道安全等的考量。除了針對伊朗政權，襲擊伊朗油氣與核設施，以色列還將戰火燃燒到伊朗之外，以清除真主黨為名對黎巴嫩南部發起“有限地面行動”，以“為德魯茲人復仇”的理由打擊敘利亞南部的軍事設施，將更多國家卷入此次戰爭。

需求錯位，三方陷入“退場困境”

現在美國和以色列再將炮火對準伊朗核設施，各自圍繞的側重點仍不盡相同。特朗普政府明顯在時間上更“缺乏耐心”，甚至以威脅摧毀伊朗發電廠要求伊朗48小時內完全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以色列則繼續現有說辭，授權以軍無需批準、不加限制地打擊“任何伊朗高級官員”，為了“政權更迭”還提出“地面行動”的可能性。

目前美以伊三方關于戰爭結束的時間表說辭各不相同，語氣強硬的同時實質內容含糊不清、留有想象空間。不過綜合各自內在需求和戰場態勢的實際走向，可見三方的訴求和關切正在激烈的博弈中愈發錯位，以致于都處于騎虎難下的狀態。縱然無休止的軍事沖突終究無益于各方，但所有人都陷入“退場困境”往往是停戰的最大阻礙。

特朗普本以為借助美以迅猛的外科手術刀式打擊，“清除”哈梅內伊、令伊斯蘭共和國“群龍無首”，同時促使伊朗國內抗議民眾加大施壓乃至“顛覆政權”的力度，那么結果無非是伊朗現政權垮臺或者無條件服從美國，這兩種情況都能徹底消滅伊朗核能力、瓦解“抵抗軸心”，實現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關于中東的戰略目標：消除“安全威脅”、實現“地區和平”、掌控能源供應鏈，從而使美國可以一定程度上叢該地區“抽身”，將戰略重點轉移到其它地區（主要是西半球）。

時至今日，上述目標無一真正實現：伊朗現政權和“抵抗軸心”嚴重受損卻堅持抗爭，遑論“棄核”；反對干預、民族主義基礎深厚的伊朗社會沒有出現新的“反政府抗議高潮”；封鎖霍爾木茲海峽、能源供應危機和通脹壓力加劇了美國國內不滿，近六成美國民眾反對這場戰爭……特朗普至今沒有“見好”，很難用贏學敘事“就收”——何況拉里賈尼身亡后，已被伊斯蘭革命衛隊和強硬派主導的伊朗政權幾乎找不出談判對象。

美國陷入兩難，少不了以色列和內塔尼亞胡政府的作用。以色列自1948年建國以來就堅持“絕對安全觀”，“安全最大化”的邏輯促使該國追求獨立自主、擁有強大軍事力量乃至謀求地區主導權，而巴以沖突、以伊沖突乃至阿以矛盾都被視為“絕對安全”的威脅。經過兩年多的巴以沖突，以色列已進一步扼殺巴勒斯坦的生存和建國條件，如今自然隨著美國將焦點再次投向伊朗。

對于消除伊朗所謂“核威脅”和“恐怖主義威脅”的敘事，以色列比美國更加執著，而且在以政府看來，唯有顛覆伊斯蘭共和國、實現政權更迭，才能徹底根除“反以因子”，瓦解“抵抗軸心”，令哈馬斯、杰哈德、真主黨、胡塞武裝等一切反以前線力量土崩瓦解，實現絕對安全和“錫安主義”的猶太國家目標。為此，以色列不會放過難得的美國下場機會，基于“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的心態，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更何況擴大戰線、延長戰爭還服務于內塔尼亞胡的政府和個人安全利益。按計劃今年10月27日以色列將舉行大選，這被普遍視為以公眾對內塔尼亞胡政府的信任投票。過去幾年，以社會對這個“史上最右翼”政府的不滿包括司法改革爭議，巴以沖突的人質問題，聯合政府中極右翼成員的“挑釁”及其與軍方矛盾，內塔尼亞胡本人更因3項刑事指控（受賄、欺詐、違背公眾信任）面臨潛在的牢獄之災。

由此，保住執政權和內塔尼亞胡的人身自由在動機上相互聯系，而以對外戰爭強化“國家安全”敘事對于轉移國內壓力、動員公眾支持、穩固執政幾乎是近年來以政府屢試不爽的路徑依賴，此次同樣效果明顯：以色列民主研究所（IDI）3月4日的民調顯示，82%的以色列民眾支持對伊朗的軍事行動；猶太裔群體無論政治光譜左中右，都一邊倒地支持戰爭，其中57%認為應同時完成軍事目標和伊朗“政權更迭”目標。

于是以色列毫不收斂地清除伊朗高層，就兼具“政權顛覆”和進一步激怒伊朗、消除潛在談判代表與和談可能的雙重效果。與之相應的，已宣布“轉守為攻”的伊朗更沒有“妥協停戰換和平”的需要。伊斯蘭共和國政權自1979年成立之日起幾乎沒有經歷過“承平時代”，從兩伊戰爭、國際制裁、間歇性代理人沖突、以伊戰爭到如今的美以伊戰爭，在外部威脅和沖突中生存從來都是伊朗政權的常態。

伊朗政權不僅習慣了這種生存狀態，還在這種環境中孕育發展出獨特的體制運作與生存之道，例如由教士、軍事、文官集團支撐的權力根基，由伊斯蘭革命衛隊主導命脈的“抵抗經濟”。戰至今日，強硬派成為政權的主導力量，溫和派和改革派的話語權幾乎消失殆盡，抵抗侵略的民族主義敘事可用于凝聚國內社會，體制的剛性和談判轉圜的靈活性此消彼長。

對伊朗而言，雖然看似“被動挨打”，但只要政權不崩潰、戰場不潰敗、內部不瓦解，現階段堅持反擊、尋找轉機，繼續打能源安全牌、通過地區國家和國際社會將壓力轉嫁給美以，同樣是本能選擇。當然，世界上沒有永無止境的單場戰爭，美以伊三方的終極目標都是以對自己有利的方式停手，只是沒有人能預判時機會在何時出現。

或許有一個時間點，能讓特朗普單方面宣布“勝利”，內塔尼亞胡雖不情愿但也能接受并宣布“威脅削弱”，德黑蘭宣布“抵抗成功”；或許是能源危機、安全赤字外溢令國際社會加碼施壓，促成三方間接找臺階停手；又或許是伊朗政權真的在內外交困之下“崩潰”或“屈服”（但可能性相對最低）。至少目前為止，“退場困境”尚未找到破解之鑰，地區各國和世界仍在為戰爭承受代價。

（胡毓堃，國際政治專欄作家、中國翻譯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