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幣史照見文明發展脈絡

來源：光明日報

錢幣是人類社會的重要發明。它把復雜的人際信用和經濟價值判斷進行制度化“封裝”，成為經濟社會運轉的重要工具，且深刻地影響著社會結構和人們的思維方式。

在中國貨幣史上，四川錢幣品類獨特、文化內涵豐富，從先秦至近現代，產生了成百上千種獨特的錢幣，其中不少在全國甚至世界范圍內都具有開創意義，其豐富性、獨特性和創新性，對于今日之社會治理、金融建設，仍具有啟迪價值。由四川大學古典學系專職副研究員馬明宗歷時近十年撰寫的《四川錢幣史》，從歷史發展和專題研究兩個層面，對古蜀至近現代的數百種四川地區錢幣進行了系統化的梳理，可謂區域性錢幣史研究中考證精審、文圖互證、以小見大的代表。

新材料、新視野與新認知

該書寫作一大亮點，在于大量運用新材料。從先秦兩漢時期的錢范與鑄錢遺跡，到新見兩宋時期鐵錢，再到明代江口沉銀遺址、清代寶川局遺址出土的新資料，以及民國時期四川地區特有的代用幣，諸多新材料的披露與利用，使該書的史料顯得扎實且豐富。在書中，作者還搜集和整理了此前未受學界充分關注的實物材料，如樂泉齋披露的西漢榆莢半兩錢紅砂石范，川江錢幣博物館所藏西漢四銖半兩紅砂石范，德陽市博物館所藏大布黃千錢范、大泉五十錢范等。

這些材料，不僅補充了四川地區兩漢時期鑄幣活動的實物鏈條，更為理解中央鑄幣制度在地方的施行路徑與技術落實提供了新的證據。在此基礎上，作者梳理了兩漢時期錢幣在四川盆地內部擴展與流通的空間軌跡，進而將錢幣流通史與四川盆地早期開發史聯系起來，揭示出貨幣制度與區域開發之間的互動關系。

該書還對明代江口沉銀遺址出土的金銀錠進行了系統分析——通過對錠面文字鏨刻形式、改刻與補刻現象的細致辨析，作者歸納出明末銀錠錠面文字管理制度的若干特征，并對其背后的財稅征收、轉移支付機制進行了推測，使沉銀材料由“寶藏敘事”轉化為制度史研究的證據。

此外，本書還集中整理了民國時期四川代用幣材料。書中不僅展示了鑄造錢范與實物樣本，還整理了四川地區流行的212種代用錢牌、153種代用幣，以及僅見于文獻記載的代用幣百余種。這一梳理，為理解特殊條件下地方社會如何構建替代性金融體系提供了重要材料。

除考古與實物材料外，作者還深入發掘稀見檔案資料。如1946年說文社在重慶舉辦的錢幣展覽手冊《古今貨幣的展覽》，現藏于哈佛燕京學社中國-日本圖書館，已屬稀見文獻。該手冊記載了當時所展出錢幣的信息，展品豐富多樣，既涵蓋中國古代錢幣與西方錢幣，也包括巴蜀地區特有的馬蘭幣、代用幣和紙幣，反映了當時四川錢幣學與博物館實踐的活躍狀態。在書中，作者系統檢閱了《新新新聞》《成都市市政年鑒》《華西協和大學博物館圖錄》《泉幣》等報刊與圖錄資料，并搜尋《凈藕軒藏泉》《穞園泉蛻》《五族文字古泉墨拓》等稀見錢幣文獻，從中發掘了彭喬梓、易忠箓、施孝先、楊慶祥等長期在四川從事錢幣研究的學者群體。通過對這些資料的整合，該書首次較為完整地勾勒出近代以來四川錢幣學的學術網絡與知識傳播路徑，使區域錢幣學史由零散個案轉向系統研究。

可以想見，實物材料與文獻檔案之間的互證研究，必然會耗費作者大量心血：許多散見于各地博物館與收藏機構的原始材料，需要實地探訪；部分鑄錢遺址尚需田野調查；檔案整理亦需查閱大量舊刊與原始資料。因此，如讀者所見，這部學術著作字里行間所凝聚的，是作者持續多年的積累與勞作。

歷史遺物中的文明史

“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今人與古人如何對話？通過歷史遺物去“想見”故人故事，是一種獨特的浪漫。作者寫作這本書的宗旨，便是通過歷史遺物來追溯文明演進歷程。

該書第一章至第六章依循時間線索，系統呈現四川錢幣從萌芽、形成到成熟的歷史進程；第七章至第十二章則按錢幣類型與不同專題展開論述。全書從歷史發展和錢幣類型（一縱一橫）兩個維度，對四川古代錢幣、金銀幣、機制幣、紙幣、代用幣、民俗錢幣及錢幣學史進行了梳理。且這一表達并未局限于錢幣本身，而是通過錢幣照見文明史的運行脈絡——錢幣背后國家制度推廣、區域整合與社會信用體系生成的綜合歷史進程。

作者認為，兩漢時期中央貨幣制度向西南地區的推進，體現的是國家權力與區域開發的互動；宋代以來鐵錢的大規模鑄造與流通，折射的是特定經濟結構下，人們對貨幣材料與價值承載方式的重新選擇；紙幣的產生與推廣，則標志著貨幣由金屬實體向信用符號邁開了關鍵的一步。而錢幣更替背后，實為制度安排、經濟形態與社會信任結構的持續調整。

在具體問題探討上，作者尤為注重將個案放入長時段的歷史視野之中予以考察，探討某種錢幣產生的社會人文環境。例如，在論述交子這一人類歷史上最早的紙幣時，作者并未僅強調其“首創”意義，而是梳理交子誕生前后錢幣形態的演變，并結合北宋財政政策、四川鐵錢流通格局與印刷技術條件，揭示其誕生的歷史必然性。又如研究宋代鐵錢時，作者不僅分析了當時的制度，更將其與前后蜀及兩漢之交公孫述政權的鐵錢實踐聯系起來，提出“四川長期偏重運用鐵錢”這一歷史現象，并指出，其背后反映的是區域經濟結構特征與信用觀念逐漸走向符號化、制度化的趨勢。透過錢幣這一具體而微的載體，作者所勾勒出的不僅是四川歷史的發展軌跡，更是整個中華文明在不同空間中不斷調適與創新的演進圖景。

區別于碎片化的研究模式，該書從通史視角出發，對四川錢幣進行整體梳理，從而更能發現其發展的總體特征。

作者認為，在四川錢幣發展史中，創新性和連續性尤為突出。許多“中國第一”乃至“世界第一”的貨幣實踐，都誕生于此。例如中國第一種官方鐵錢（公孫述鐵錢）、中國第一種年號錢（漢興錢）、中國第一個鐵錢流通區（四川鐵錢流通區）、世界上第一種紙幣（交子）、世界上第一種銀本位的紙幣（關外銀會子）、中國第一種帶有國家元首圖像的官方錢幣（四川藏洋）等。這些創新，是連續性的，并非集中于某一朝代，而是在整個歷史時期中都綿延不絕。

作者總結，四川錢幣發展還體現出明顯的信用化傾向。兩漢之交的成家政權、后蜀和兩宋時期大規模鐵錢鑄造，兩宋時期印刷紙幣，民國時期大量發行代用幣，均體現出以低價值材料承載高面額貨幣的制度嘗試。這一傾向，不僅有助于理解交子為何誕生于四川，也進一步揭示了巴蜀地區特殊的地理環境與社會結構。書中反復傳達的理念是：錢幣只是文明演進中的一種“示蹤跡”，其形態與特征，實為地域文化脈搏的具體呈現。正是四川地區的文化氛圍，孕育出這種持續不斷的創新傳統。

探索學術新境

錢幣學的發展源遠流長，可謂“所由來尚矣”。《漢書·食貨志》中對錢幣沿革已有所記載，現存最早的錢幣學著作可追溯至南朝梁代顧烜所著的《錢譜》。宋、明、清等朝代，錢幣學因金石學的興盛而一次次達到高峰。改革開放以來，隨著金融學的發展，錢幣學亦曾迎來新的關注。

雖然“錢幣”一直以來頗受關注，但從學理上講，在近代考古學、博物館學、經濟學等學科興起之后，錢幣學難以逃脫被新式學科分化吸收的命運。尤其是進入新世紀后，傳統金石學視域下的錢幣學研究面臨著新的困難：既有的錢幣研究探索幾近窮盡，遺留的重要問題難以突破，研究范式難獲主流學術界認可。在此背景之下，一部分錢幣學研究逐步從學術界轉向民間，并與實物收藏結合起來；另一部分錢幣學研究則原地徘徊，成為其他學科或者專門學問的注腳。

如何回應近代分科之學對傳統錢幣學的解構，突破錢幣學自身發展的瓶頸，不僅是錢幣學研究者所面臨的兩難境地，也是考古學者與博物館學者所應共同回答的問題。該書的寫作，無疑為這一困境的破解提供了一束靈光。中國擁有兩千多年的錢幣使用歷史，盡管錢幣學的主體脈絡經由前代學者的不斷努力而漸趨完備，但各地區擁有的豐富錢幣資料仍待深入挖掘。這讓我們認識到，關注細分領域和區域材料或許是未來的突破。另外，錢幣學從來都不是一門孤立的學問，無論是從研究旨趣還是從研究方法來看，它都應當是一門交叉的學科。錢幣研究既能揭示其本身發展規律，也能發掘錢幣背后的經濟金融與社會人文因素，還能與鑄造學、機械學、冶金學結合，通過錢幣制作工藝的研究，探究古代科技史發展進程。這些多重可能，是該書帶來的重要啟示。

該書作者也曾提及，四川錢幣通史的梳理在學界內尚屬首次，之前研究者關注的，往往是交子、宋代鐵錢、清代寶川局等具體個案。而“四川錢幣史”這一概念，能否成為一個真正具有學理支撐的課題，也是作者在撰述此書之前需要解決的問題。現在，該書以近600頁的篇幅出版，已經以事實告訴我們，看似冷門的課題，可能是學術的富礦。“回首向來蕭瑟處”，可看出一名學者近十年的耕耘與堅守。

希望《四川錢幣史》不僅能夠成為一部讓讀者了解四川錢幣及其發展史的著作，也能成為展現四川文化特性和祖國文化多樣性的窗口。更希望該書所展現的交叉研究方法、以物證史的學術路徑，以及恒久的寫作耐力，能鼓舞更多研究者不斷發掘新課題，在歷史的遺跡中把握文明的密碼。

（作者：周靜系四川大學博物館副館長，冷文娜系四川大學博物館典藏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