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最嚴標準”絕非空話

來源：視覺中國

　　□中國婦女報全媒體記者王恒

　　近日，知名兒童啟蒙數字內容品牌寶寶巴士，因在旗下兒童App中展示“三女共侍一夫”等違背社會良好風尚的低俗開屏廣告，被福建省福州市倉山區市場監督管理局罰款30萬元，沒收違法所得3.68元。監管部門指出，廣告內容嚴重違背了社會良好風尚，對“寶寶巴士兒歌”App的受眾群體（主要為低齡兒童）造成了不良影響。

　　此次處罰源于2025年的用戶投訴。早在2025年10月底，就有家長在社交平臺發聲控訴，安卓版本的寶寶巴士頻繁彈出尺度極大的成人廣告，點擊之后還會跳轉到低俗內容頁面，甚至自動下載不明程序，誘導性極強，安全隱患巨大。

　　處罰結果公布后，有網友直言：“只賺三塊多卻被罰30萬元，完全是自食惡果，一點都不冤！”有家長憤怒地表示：“專門給孩子做的軟件，卻藏著這么惡心的廣告，良心何在！”更有網友呼吁：“必須嚴查所有兒童應用，不能讓孩子的純凈世界被商業利益污染。”

　　行政處罰的輕重需要綜合裁量

　　違法所得3.68元，處罰高達30萬元，如此懸殊的一組數字，成為此次事件熱議的焦點之一。

　　對此，北京市鑫諾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高蕾表示，行政處罰的輕重，從來不是以違法所得多少作為唯一標準，而是以違法行為的性質、危害后果、主觀過錯、受眾特殊性來綜合裁量。寶寶巴士面向的是低齡未成年人，這是法律重點保護的特殊群體，低俗廣告對低齡孩子的價值觀和身心健康傷害極大，且不可逆。廣告法第五十八條規定，對危害未成年人的違法廣告，最高可處100萬元以下罰款，因此30萬元屬合理裁量，這讓違法成本遠高于3.68元所得，形成強震懾。

　　“在本案中，雖然違法所得僅為3.68元，但監管部門作出30萬元罰款的決定，具有明確且充分的法律依據，符合廣告法和《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的規定。”上海家與家律師事務所執行主任李凝未同樣認為，“此次事件并非按收益處罰，而是基于違法行為的性質、危害后果以及適用的法定幅度綜合裁量的結果。”

　　在高蕾看來，此次嚴懲表明，監管機構對兒童網絡空間實行“最嚴保護標準”，未成年人權益高于商業利益，平臺主體責任不可推卸，“第三方投放”絕不能成為逃避審核義務的擋箭牌，今后對侵害兒童的違規行為，應繼續頂格處罰、零容忍。此外，違法成本顯著高于違法收益，也將倒逼全行業進行合規整頓。

　　“處罰傳遞出非常清晰的監管信號，在未成年人網絡保護領域，不存在‘低違法成本’的僥幸空間，只要觸碰了法律紅線，監管部門就會依法嚴懲。”李凝未說。

　　重利益輕審核必遭嚴懲

　　此次寶寶巴士事件并非個例，近年來，兒童數字內容平臺因廣告審核不嚴引發的爭議時有發生。當兒童數字內容平臺因廣告審核不嚴引發不良后果時，應該承擔什么樣的法律責任？特別是此類廣告涉及淫穢色情或誘導未成年人消費時，將承擔什么樣的法律后果？

　　高蕾表示，根據廣告法的規定，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均是法律責任的承擔主體，在本案中，平臺作為兒童App的運營方，對廣告內容負有法定審核義務。出現低俗廣告，首先要承擔行政責任：沒收違法所得、罰款、責令整改、暫停廣告業務，情節嚴重可吊銷相關資質。

　　若廣告涉及淫穢色情、暴力、誘導未成年人沉迷或消費，還可能觸犯《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治安管理處罰法；若造成兒童身心傷害、財產損失，平臺需承擔民事賠償責任；情節特別嚴重、構成犯罪的，將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李凝未表示，若因廣告內容審核不嚴導致未成年人消費造成財產損失，或對兒童身心健康造成實質性侵害，依據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條，平臺應當承擔侵權賠償責任。如果此類廣告涉及淫穢色情內容，且平臺明知或應知卻放任傳播，可能構成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若廣告內容以虛假信息誘導未成年人消費，情節嚴重的，還可能構成虛假廣告罪。

　　“《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第二十四條明確規定，網絡產品和服務提供者不得在首頁首屏、彈窗、熱搜等處于產品或者服務醒目位置、易引起用戶關注的重點環節呈現可能影響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信息。”李凝未表示，對于違反者，由網信、新聞出版、電影、電信、公安、文化和旅游、市場監督管理、廣播電視等部門依據各自職責責令限期改正，給予警告，沒收違法所得。

　　“第三方同樣必須承擔法律責任。”高蕾強調，如果第三方明知或應知廣告內容違規，仍提供投放、接入、推廣服務，屬于共同違法，監管部門可對其同步處以罰款、停業整頓、吊銷廣告發布資質；若涉及違法犯罪，第三方將與平臺、廣告主一并被追責。“簡單說，兒童廣告鏈條上的所有主體，都逃不掉法律約束。”

　　一切以不損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為前提

　　面對某些兒童數字內容平臺重利輕審核的亂象，高蕾表示，平臺應當建立最嚴苛標準的合規審查底線。首先要確定基本原則，即一切以不損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為前提，商業利益必須讓位于兒童保護。其次建立廣告白名單制度，僅允許兒童教育、正版母嬰類合規內容，禁止一切誘導、跳轉、自動下載。最后，要建立嚴格審核機制，必須“人工+AI雙把關”，不能甩鍋第三方。

　　“監管應該常態化。”高蕾認為，要定期對兒童App開展專項抽檢、飛行檢查，對違規行為頂格處罰并公示，要壓實全鏈條責任，同時追責平臺、廣告主、第三方，形成震懾。此外，要提倡社會共治，暢通家長舉報渠道，建立黑名單與行業禁入制度，讓違規主體一處違法、處處受限。

　　李凝未認為，從平臺角度看，應重點強化以下幾方面合規機制：第一，建立嚴格的廣告準入制度，對兒童應用中的廣告類型進行實質性限制，避免成人化、低俗內容進入；第二，完善廣告審核機制，形成“技術審核+人工復核”雙重把關體系；第三，加強對第三方廣告平臺的管理，包括資質審查、合同約束及責任追溯機制；第四，在技術層面防范風險，例如限制跳轉下載、禁止誘導點擊、設置明顯關閉機制等。

　　從監管層面來看，李凝未認為，可以從三個方向進一步完善治理：一是加強常態化執法與專項整治，提高違法行為的發現率與處罰確定性；二是探索建立違規廣告平臺“黑名單”制度，從源頭限制問題廣告流通；三是運用技術監管手段，對重點應用場景（如兒童應用）實施動態監測。

　　高蕾認為，此次事件對于兒童啟蒙數字內容提供商而言，是一次深刻的警示。唯有堅守內容安全底線，將兒童權益放在首位，才能在自身商業得到可持續發展的同時，真正實現“啟蒙陪伴”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