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拜師學書法的那些老師是誰，他們的書法功力到底有多高？

一九一二年前后，青島臺東一帶還是一派冷清模樣，街上馬車轱轆碾過青石板，發出嘎吱的聲音。黃島方向，一個十三四歲的少年被家里長輩領著，坐船、再換車，折騰半天，就為去一所“新式學堂”報到。這個少年，名叫張宗可，后來改名康生。

很多年后，他在回憶這段日子時，半帶炫耀地提了一句：“那時候，在青島見過宣統的老師陸潤庠，還有劉探花。”這話聽上去像閑聊，背后其實藏著一條不大起眼卻挺關鍵的線索——康生早年的書法路子，是怎么一步一步被這些清末遺老“調教”出來的。

有意思的是，那幾位他口中的“老師”，在當時各有各的名頭，放在晚清政壇、學界、書法圈里，都算響當當的人物。這些人到底什么來頭，書法水平又是什么檔次，得挨個說清楚。

一、從禮賢中學說起：德國教會學校里擠滿清朝遺老

要搞明白康生拜的這些“師”，繞不開一所學校——禮賢中學。

光緒二十年后，德國占據青島，開始大搞“軟刀子”式的文化滲透。到一九〇一年左右，德國同善教會牧師理查德·衛立姆看準時機，在青島創辦了一所新式學堂。這位牧師為討好中國士紳，居然給自己起了個文雅的漢名——衛禮賢，從“禮賢下士”四個字里摳出來的，頗有心思。

學校起名“禮賢”，門口要掛匾額，總得找個拿得出手的人題字。后來，校門石階下樹起了一座木牌坊，正面寫“禮賢中學校”，背面寫“禮門義路”，字挺俊秀，落款是“劉廷琛”。這一點細節，其實透露出禮賢中學跟普通教會學校不太一樣：它明里宣揚儒家，暗地里又教西學，是典型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路數。

為了顯得名正言順，禮賢中學請來的教員，清一色是科舉出身的舊士大夫。劉廷琛是其中之一，算是“門面擔當”；更有名的陸潤庠，則是壓陣的重磅人物。兩人一狀元一探花，就坐鎮在這所德國人辦的學堂里，多少顯得有點諷刺。

二、探花劉廷琛：翰林出身，大書法家晚年客居青島

劉廷琛，字幼云，號潛樓老人，一八五〇年代生于江西德化縣，是地地道道的傳統科舉精英。光緒十九年，也就是一八九三年，他鄉試中舉；第二年會試、殿試一路順利，中了甲午科進士，高中探花。那一年正值甲午戰爭爆發前后，清廷風雨飄搖，他卻以一手好文章殺出重圍，躋身翰林。

按規矩，探花進翰林院，先任編修，算是帝國最高知識層的一員。劉廷琛的仕途也算順利，先后任陜西提學使、學部右參議、京師大學總監督（后來的北京大學校長），再到學部副大臣，可謂位高名顯。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他還曾奉旨給小皇帝溥儀進講，可見受到信任。

但真正讓人記住他的，并不只是官銜，而是書法。劉廷琛自幼臨池，碑帖都不放過，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面貌。當時北京翰林圈子里，對他的字評價頗高，認為他“書卷氣濃，法度嚴謹，頗有晉唐風味”。行楷穩健，楷書中鋒用筆，清勁而不板滯，頗耐咀嚼。

清朝滅亡后，大批舊官員各謀出路。劉廷琛在政壇上已無可施展，索性南北輾轉，最后在青島寓居下來。青島當時氣候宜人，租界里西式建筑林立，又有新式學校，頗得一些清遺老喜愛。禮賢中學為了提高聲望，自然請到這位探花出任教席。一塊門匾、幾幅堂上字，就足以在當地士紳中傳開名頭。

那塊“禮賢中學校”的題字，筆畫剛勁而不失秀雅，氣息偏向中規中矩的館閣體，卻比一般官樣文章要靈動不少。對于剛進校門的少年學生來說，每天抬頭見字，耳濡目染，對書法的“規矩”和“氣質”，在不知不覺中就有了印象。

對康生來說，能在十幾歲時看到探花的原作，甚至有機會近距離臨摹，這種起點，在當時的鄉村出身子弟里，絕對算優待。

三、晚清狀元陸潤庠：皇帝老師，行楷高手

如果說劉廷琛是學部系統的骨干，那陸潤庠則屬于“頂級配置”。

陸潤庠，字鳳石，號云灑、固叟，一八四一年生于江蘇蘇州。同治十三年，也就是一八七四年，他在殿試中一舉奪魁，成為當科狀元。此后幾十年，他的仕途一路高升，官至太保、東閣大學士、體仁閣大學士，甚至當上光緒帝的老師之一，站在清帝國權力中樞。

宣統三年（一九一一）皇族內閣成立時，他擔任弼德院院長，名義上主管皇族事務。在整個晚清，他一直站在最保守一端，反對變法，力挺舊制度。辛亥革命成功后，清廷傾覆，這樣的“老臣”自然難以適應新局勢。辛亥后，他留在清宮，繼續當溥儀的老師，但內心郁郁。

一九一〇年代，清室勢力日益式微，陸潤庠自覺無力回天，最終選擇離開北京，去到青島定居。一個皇帝老師，最后流落到德國租界邊緣的城市，也算歷史的諷刺。禮賢中學發出聘書，他勉強點頭，既為謀生，也算在書卷之間茍延殘喘一點舊日威嚴。

在書法圈里，陸潤庠的名聲，甚至超過他的政績。他一生酷愛法帖，擅長行楷，取法歐陽詢、虞世南，并且融入自己對館閣風的理解。晚年書風趨于平和，線條細膩含蓄，骨力內斂，不浮不躁，在當時被公認為“行楷大家”。不少舊臣、地方紳士，求他題匾寫對聯，往往要排隊等候。

陸潤庠為人極守舊，重綱常禮法，情緒不輕易表露，喜怒不形于色。長年在宮廷浸潤，他對“收斂”“含蓄”這套做派，已經練到骨子里了。寫字也有這種味道：起筆收筆都不張揚，看著不驚人，卻經得起反復玩味。

在禮賢中學的課堂里，他講經史，也示范書法。想象一下場景：一位須發皆白的前朝狀元，身著長衫，拿起粉筆或毛筆，在黑板或宣紙上寫下一行行端正的行楷，臺下十幾歲的學生悄悄瞪大眼睛，有人暗暗在心里說一句：“這就是傳說中的狀元字啊。”

康生后來提到“宣統的老師陸潤庠”，語氣里帶著一絲自豪，說明他那時心里很清楚：能與這類人物有接觸，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站在一個鄉村少年角度，這種心理再正常不過。

四、張家門風：兩千畝地、三十二間屋，標準書香門第

說到康生的書法根子，還得從他老家那座“南樹德堂”說起。

康生出生于一九〇二年，祖籍在今天山東青島黃島區膠南一帶，當時隸屬諸城縣。張家是當地赫赫有名的書香大戶，幾代都走科舉路子。曾祖父張鴻儀是貢生，能被選送入京師國子監讀書，在清代屬于高級知識階層。

祖父一輩兄弟二人，張抱先、張葆元，都是典型的理學派，信奉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學，講究“存天理、滅人欲”的老調調。康生的伯父張呈祥是廩生，享受官府按時發銀、發糧補助的待遇，也是老派讀書人。

父親張發祥則通過了鄉試，是一名秀才。按當時社會眼光，秀才已經是“正經人”，有資格參與地方文教事務，張家在當地自然是有地位的。

家底方面，張家絕不只是“溫飽之家”。到康生父輩，家里還有近兩千畝地，一座三十二間屋子的平房大院，外面砌起土墻，遠遠看去有點像小型堡壘。大門上貼著“家有余糧雞犬飽，家上書多子孫賢”的對聯，既是自我標榜，也是家風寫照。

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康生從小接受的是非常標準的“舊式精英教育”。大概五六歲起，家里便請私塾先生進門授課，日常教材從《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一路打基礎，再往上是《四書》《五經》，背誦、默寫、講解，一個環節也不少。

除了讀經，他還被要求練字、畫畫。私塾先生會教他臨各種碑帖，寫楷書、行書，再附帶一點繪畫入門。張家條件寬裕，家里有藏書、有法帖，還有刻章工具，他從小就摸刻刀，學篆刻印章。五年下來，詩詞歌賦、書法繪畫，他多少都能來一點，這在一般農家子弟身上是難以想象的。

正因如此，當他后來跨進禮賢中學的大門時，并不是一張白紙，而是有了扎實的國學和書法基礎。可以說，這個家庭背景，是他日后在書法路上越走越遠的第一塊基石。

五、“洋學堂”里的舊學問：清遺老云集禮賢中學

一九一〇年前后，禮賢中學從書院改制為中學，課程結構發生了變化。表面看，學校是一所教會學校，德文、數學、物理、化學等西學內容占了不少比重，實際上，為了取得當地士紳信任，校方刻意強調儒家教育，把國文、經學擺在重要位置。

就這么個有點“混搭”的學校，吸引了一批清朝遺老前來教書。陸潤庠、劉廷琛只是其中最顯眼的兩位，還有一些科舉出身的地方官、翰林散官，陸續來青島避世謀生，禮賢中學就成了他們聚集的地方。

在康生眼里，這些老師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后來他回憶說，在青島結識過宣統的老師陸潤庠、山東狀元王壽彭、曹鴻勛以及“劉探花”等清末遺老遺少。這里面有夸張成分，他們未必真正“認識”這個學生，但從這句“津津樂道”的話可以看出，當年的少年，對這些前朝殘余的士大夫，確實懷著近乎崇拜的心態。

課堂上，他們講經史典故，談科舉舊事，也不免感嘆時局變化。偶爾提及“昔年進京趕考”“上殿對策”，少年學生聽得入迷。書法教學則更直接，有時就是老師當堂揮毫，讓學生照著練。這樣半新半舊的學習氛圍，在全國范圍看都很特別。

對于康生來說，禮賢中學的這段經歷，相當于在原有家庭私塾基礎上，再加了一層高規格的“精修班”。他一邊接觸西學和新式課程，一邊從這些遺老身上，汲取書法、詩文甚至聲韻、金石方面的傳統技藝。后來他在藝術路子上的寬度，很大程度上與這一階段的經歷有關。

六、康生書法的成形：章草見長，“康體”自成一格

離開禮賢中學多年后，康生在政治舞臺上的名聲已眾所周知，但在藝術圈里，他的另外一面也慢慢被人提起。把政治因素暫且放一邊，單看書法，確實不能簡單一句“寫得不錯”就打發過去。

從現存作品看，他真草隸篆都有涉獵，尤其在章草上造詣頗深。章草作為一種介于隸書和今草之間的古老書體，結構較為特殊，一般書家很少系統學習。康生偏偏在這一門上下了大功夫，線條奔放而不亂，字字有出處，又不完全拘泥于古帖。

有評論說他的書法“高處何如低處好，下來還比上來難”，意思是，實處、虛處都處理得有分寸，高點有氣勢，落筆處又收得住。整幅作品看過去，既有書卷氣，又有一股狠勁，這種張力很少在單一書體里出現。

更特別的一點，是他練就了左右手皆能寫字的本事。有時候，他會左右開弓寫梅花篆字，甚至故意只用左手書寫，并在作品上落款“康生左手”四個字。這種做法，看似有點“炫技”，其實說明他對筆法、腕力的掌控已經到了相當自如的程度。

一般章草的規則，是上下字多半獨立，不隨意連寫，康生卻有意打破這一“禁忌”，在合適處用三處聯筆，把原本斷開的字串聯起來，既保持字形獨立，又形成行氣上的流暢。這種處理，讓他的章草看起來更順眼，也更像一整段在呼吸的文字，而不是生硬堆砌的單個字形。

從整體風格看，他的隸書“老拙勁健”，線條厚重，卻不顯笨拙；行書明顯受“二王”（王羲之、王獻之）影響，又摻入北碑的方折之氣，間或用一點章草的筆意，寫出來既瀟灑又帶股雄渾，和一般柔軟滑順的帖學行書不太一樣。甲骨文字體則偏靜穆，結構疏朗，透出一種冷峻感。

有一位對他評價頗高的人，不得不提——陳叔通。陳叔通出身前清翰林，后來以文物鑒賞和書法鑒識著稱，眼光歷來苛刻。他曾說：康生隸書老辣、功力深，行書乳二王而融北碑，且時有章草筆意，氣息瀟灑雄渾；甲骨文寫得“靜穆雅潔，含蘊無限”。在他的判斷中，康生算得上“當代四大書法家之首”。

這種評價絕不會輕易說出口。陳叔通走過晚清、民國、新中國三個時期，看過的碑帖真跡不計其數，他愿意這樣定論，說明康生在書法上的水平，至少在當時文人圈里，是被公認的。

七、多面手：書法之外的藝術修養

康生的藝術興趣，并不只限于書法。他對國學、國畫、金石篆刻、文物收藏，都有實際涉獵。早年在家里就接觸篆刻，后來又跟著禮賢中學那幫遺老“混圈子”，能拿到不少舊印、舊拓本，眼界逐漸拉開。

在繪畫上，他喜歡山水、花卉，雖談不上大家，但構圖有古意，筆墨上追求“書卷氣”，與他的書法相輔相成。金石方面，他對古器物的銘文、造型頗有研究，手中確實也積累了不少藏品。對戲曲，他也很感興趣，會拉胡琴，偶爾研究唱腔、曲牌。這種幾乎“全能”的藝術傾向，很符合一個傳統意義上“博學多藝”的文人形象。

有人曾半開玩笑說：“要是他一輩子只在書房里寫字畫畫，不問政事，大概會被當成一位大書畫家記在史冊里。”話里雖有調侃，卻也從側面說明，他在藝術上的才華，本身并不虛。

八、名師與高徒：傳統功夫與個人天分的疊加

回到最初那個問題：康生曾拜師學習書法的這些人，到底啥來頭，書法水平如何？

從身份來說，陸潤庠是晚清狀元，皇帝老師，行楷名家；劉廷琛是甲午探花，翰林出身的大書法家，曾任京師大學總監督。再加上一批清末遺老，如王壽彭、曹鴻勛等，都是實打實的舊學高手。這一群人集中到一所教會學校去教書，本身已經夠戲劇性。

他們的書法特點各異，卻有一個共同點：都是在科舉制度下成長起來的士大夫，一筆一畫講求法度，重視“中鋒行筆”“結體平穩”，講“氣韻”，講“書卷氣”。康生少年時在他們身邊打轉，耳濡目染，先學會的是守規矩。

在此基礎上，他又有張家私塾教育打底，五六年背經讀史、臨帖刻印，讓他比普通學生多了一層“內勁”。等到進入動蕩年代，經歷軍閥混戰、抗戰、解放戰爭，他在政治斗爭中練就了另一套性格，鋒利、謹慎、善于隱忍。這一內一外，加在書法里，就形成一種比較特別的剛柔交織的味道。

如果簡單說，是“名師出高徒”，顯得太輕飄。更貼切一點的看法是：名門家學給了他底子，禮賢中學那群清遺老給了他門路，而個人的悟性和多年不輟的練習，則把這一切融合成了獨屬于他的“康體”。這種書體并非憑空而來，而是晚清館閣體、北碑風、章草筆意等多種傳統的疊加和改造。

客觀說，在中國近現代書法史上，要單從藝術水準評判，把他的政治經歷和評價先放在一邊，他確實能排進前列。一些老一輩書法家提起他，往往用的是“功力深”“路子正”“自成面貌”這類評價，這種態度，本身就說明問題。

從青島禮賢中學校門那幾行字算起，到后來那些帶有“康生左手”款識的作品，中間隔著幾十年風云變幻。時代怎么變，個人道路怎么轉折，從書法這一條線索看下來，倒是有一點值得注意：扎扎實實的傳統功夫，碰上持續的練習，哪怕身處亂世，也很難完全被埋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