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上將霍利回憶：德國步兵比美蘇強，但和中國步兵相比還是差太遠

1951年春天的漢江北岸，夜風刺骨，火光映紅了半邊天空。剛從歐洲戰場轉到遠東的一些英軍軍官，站在陣地后沿，仍然習慣性地談論“德國步兵的素養”“蘇聯部隊的強悍”。在他們眼里，幾個月前才出現在朝鮮戰場上的中國人民志愿軍，頂多算是裝備落后的“東方部隊”，遠談不上可怕。誰也沒料到，不到一年，這些人的看法會被徹底改寫，其中就包括后來坐到北約北歐方面軍總司令位置上的英國人法勒·霍利。

這位出身步兵的軍官，在回顧自己幾十年的軍旅生涯時，說了那句流傳甚廣的話：“德國步兵比蘇聯、美國的同行都強，但是和中國步兵比，還是差得遠。”這種評價聽上去有些夸張，可結合他在朝鮮戰場的親身經歷，再看那些戰例，就不難理解這句話從何而來。

有意思的是，霍利最早接觸中國軍隊，并不是在戰場上對射的那一刻，而是作為戰俘被看守、被對話、被觀察的那幾年。既做過交戰對手，又做過戰俘，他對志愿軍的印象，并不是簡單的“勇猛”兩個字能概括的。

一、歐洲老兵眼中的“東方步兵”

法勒·霍利在二戰中就已經是英軍的老兵，屬于在北非戰場、歐洲戰場都挨過德軍炮火的那一批人。戰后，他進入英軍名聲很響的第29旅，這支部隊有北非作戰的光環，官兵骨子里多少帶著些驕傲：畢竟他們和德軍交過火，知道什么叫“職業軍隊”。

從當時英軍內部的一些回憶看，不少軍官對美軍和蘇軍的觀感并不一致。美國兵裝備精良，火力猛烈，但紀律和耐久度在老牌帝國軍官眼中，總感覺“火候差一截”；蘇聯步兵沖擊力大，可指揮系統混亂，犧牲極重。英國軍人習慣性地拿這些對手和自己比較，常掛在嘴邊的評價，是“我們人少，但素養不差”。

戰爭結束后，蘇聯方面曾派軍官到德意志境內參觀英美軍營，對英軍也有一套自己的判斷。他們認為英軍在營、旅一級表現出色，防御嚴密，協同扎實，可人數有限，再加上一戰和二戰造成的巨大傷亡，導致英軍難以組織那種縱深很大、穿插很深的突擊戰。換句話說，英軍長于守，短于打大縱深攻勢。

這種評估，后來在朝鮮戰場上被印證得很明顯。志愿軍方面對英軍第29旅的定位也很清晰：防御頑強，縱深組織合理，炮火配合、步炮協同不錯，但正面突擊能力偏弱。不得不說，這種評價相當公允。

然而，英軍內部當時并不這么想。1950年底，朝鮮戰局逆轉前，英軍不少軍官甚至沒有把志愿軍看在眼里。個別軍人回憶，第一次聽說要和中國部隊交手時，心里冒出的念頭是：“裝備那么差，怎么打夜戰？”這種輕視，在1951年的幾場戰斗中，被打得支離破碎。

二、1950年底：誤判對手的代價

1950年12月31日，志愿軍配合朝鮮人民軍，越過“三八線”，對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和南朝鮮軍發動新一輪進攻。這已經是第三次戰役的關鍵階段。南朝鮮軍扼守的第一道防線很快被突破，前線出現了典型的“照面即崩潰”的局面。

時任“聯合國軍”總司令的李奇微，為了避免美英十幾萬兵力擠在漢江北岸被一鍋端，果斷下令后撤。在這種情況下，只能留下部分部隊充當掩護力量，其中就包括英軍第29旅下屬的皇家奧斯特來復槍團和一個“皇家重坦克營”，任務是在議政府一線遲滯志愿軍的追擊。

從戰術安排看，這些兵力確實有“擋槍”的意味。可英軍自己反倒有些興奮，終于有機會和志愿軍正面交手了。畢竟在他們印象中，志愿軍的裝備簡陋，坦克極少，重炮缺乏，而皇家重坦克營配備105毫米炮的重型坦克，火力、裝甲都相當可觀。他們相信，靠著機械化優勢，完全有機會打一場漂亮的阻擊戰。

1951年1月3日拂曉，戰場形勢卻出人意料。志愿軍第50軍149師一部穿插到英軍后方，短短幾個小時，就搶占195.3高地，堵住了皇家奧斯特來復槍57團第1營及“皇家重坦克營”的退路。對于習慣按教科書推演戰局的英軍軍官來說，這種突然出現在背后的敵人，既陌生，又危險。

為了拉出被截斷的部隊，英軍動用一千多名步兵，配合兩百多門火炮前去接應。然而，149師的防御死咬不放，始終把通路卡在手里。這時英軍不得不承認，對手并不是只會“前胸貼后背往前沖”的人群，而是很懂穿插、包圍、封鎖退路的部隊。

當天夜里，149師集中三個步兵連，向“皇家重坦克營”發起進攻。問題在于，志愿軍當時幾乎沒有成體系的反坦克炮，能依靠的就是爆破筒、炸藥包和集束手榴彈。戰士們必須頂著密集炮火，貼近坦克，用炸藥包去炸履帶，甚至掀開坦克艙蓋，把手榴彈丟進駕駛艙。這種打法，對勇氣、膽量和組織度要求極高。

2月26日，《人民日報》刊發《“皇家重坦克營”的覆滅》一文，公布了戰果：志愿軍僅用三個步兵連，殲滅英軍一個重坦克營，斃傷俘英軍三百余人，擊毀、繳獲坦克三十一輛，裝甲車一輛，牽引車及汽車二十四輛。這組數字，如今看仍然扎眼。

值得一提的是，被俘的英軍軍官一開始不相信自己是被“沒有反坦克炮”的部隊打敗的。營長柯尼斯少校在戰俘營里堅持認為，對方一定使用了反坦克火炮。負責管理戰俘的志愿軍干部蘇崢嶸面對面地告訴他：那晚參戰部隊沒有配備反坦克炮，坦克都是靠爆破筒、炸藥包和手榴彈破壞的。

“你在吹牛！用這些東西，怎么可能炸毀我們的重型坦克？我們的軍事教科書上，從來沒有這樣的說法！”柯尼斯的反應頗具代表性。對于受過系統訓練的英國職業軍官來說，戰場經驗和教科書之間，出現如此大的“偏差”，確實難以接受。

幾乎在同一時間段，志愿軍第39軍116師347團又在另一區域，將英軍第29旅來復槍團團團圍困，殲滅其中一個營，并繳獲其象征榮譽的綠老虎旗。這一連串打擊，讓英軍不得不重新估量志愿軍，霍利所在的部隊，也在這樣的背景下逐漸靠近戰線前沿。

三、雪馬里困局：格羅斯特營的被圍與突圍

與之前挨打的那些英軍部隊不同，格羅斯特營在1951年初一度撤得很及時，順利過了漢江，避免了被志愿軍合圍。這支營有著一百五十多年歷史，在英國陸軍內部是一塊響當當的牌子，曾參加遠征埃及等殖民戰爭，戰功卓著，甚至獲準佩戴雙帽徽，象征其特殊榮譽。

身處這樣的部隊，霍利自然也帶著一種“骨子里的自信”。哪怕前線傳來皇家重坦克營被殲的消息，他本人對志愿軍的整體評價，仍然停留在“勇猛，但不至于可怕”的層面。

1951年4月22日，志愿軍配合朝鮮人民軍發起第五次戰役。當晚九時，志愿軍第63軍187師在石湖地區突破臨津江防線，隨后向縱深穿插，目標直指“聯合國軍”縱深防御體系中的關鍵——雪馬里地區。

雪馬里地處臨津江以南約四公里，是防御縱深中的重要支撐點。英軍第29旅將皇家格羅斯特團第1營部署于此，配屬皇家坦克、炮兵各一連，承擔防守任務。陣地構筑較為完備，加上英軍防御功底不錯，從紙面上看，這里不應那么容易被撼動。

志愿軍的戰法，卻偏偏繞開“正面硬磕”的套路。187師采用大膽穿插的方式，很快切斷了格羅斯特營的退路。戰斗中，志愿軍戰士劉光子借著復雜地形和夜色，單人俘獲了六十三名英軍，算是戰史中頗為少見的一幕。對于格羅斯特營來說，這既是士氣打擊，也是對防線漏洞的殘酷提醒。

4月24日，圍殲雪馬里守軍的戰斗全面打響。格羅斯特營被牢牢壓在陣地上，進退不得。新上任的“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聽到格羅斯特營被圍的消息，當場愣住。這支營在英軍中的象征意義，遠大于其實際兵力，一旦全軍覆沒，對英方士氣和國內輿論都是不小的打擊。

于是，一場大規模的救援行動匆忙展開。英軍第29旅主力傾巢而出，還加上一個菲律賓營，美軍第三師則投入兩個營，配屬坦克營和炮兵營，南朝鮮軍也派出一個團，外加美軍重機槍連，從東西兩翼同時向雪馬里方向推進。空中則有美國航空兵全力支援，火力看上去相當可觀。

然而，志愿軍的防線并不是靜止的“線”，而是一張不斷調整的網。從東、西兩個方向逼近的救援部隊，多次遭遇志愿軍攔擊，傷亡不小，卻始終打不開通路。在地面，英軍步兵很快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壓力：對手不按既定路線退，也不在固定陣地死守，而是集中精力掐住關鍵要點，牢牢擋住援兵。

與此同時，格羅斯特營的情況越來越糟。英軍官兵被志愿軍的迫擊炮、穿插小分隊和夜戰沖擊搞得緊張不安，一些戰壕挖得越來越深，試圖降低迫擊炮破片對人員的殺傷。志愿軍這邊則根據地形調整射擊角度，讓炮彈從更高的角度落下，垂直砸入戰壕。

營長卡恩意識到陣地難以堅持，向美軍請求炮火支援。但這時，美軍援軍被擋在半路，遠程炮火很難提供精確支援，迫擊炮和坦克的力量又無法有效穿透志愿軍的封鎖圈。處境越來越被動的格羅斯特營，只能寄希望于一場“僥幸突圍”。

最終，卡恩下達了分散撤退的命令。大量傷兵被留在陣地上，這在英軍內部也是個很難啟齒的話題。霍利后來回憶這一幕時，仍然記得那種倉促：“我們撤得很急，傷員顧不上，只能留下。”這話聽上去冷酷，卻真實地反映了那一刻指揮層的抉擇——保留最大限度的有生力量，哪怕在道義上要承受壓力。

霍利帶著手下穿過山地，試圖繞開志愿軍的封鎖圈。可志愿軍的包圍網已經鋪開，多支小分隊在山間設伏，將逃出的英軍分批次截獲。幾番折騰之后，霍利和他的隊伍被逼無路，只好放下武器投降。多年后，他在回憶錄中寫下：“我們已經竭盡全力完成了我們的任務，我們做到了。我們的仗打完了。”這句看似平靜的話，背后其實是對那場失敗的另一種承認。

四、戰俘營里的觀察與第三次交手

被俘之后的霍利，經歷了與戰場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接觸”。在他的記憶中，志愿軍戰士穿著黃褐色的軍裝，剛被押解上路時，英軍俘虜甚至一度以為這些人是南朝鮮軍，因為軍裝顏色有些相似。直到看到對方胸口的標志、聽懂“志愿軍”幾個漢字，才徹底確認身份。

有趣的是，一些英軍士兵此前已經聽說過志愿軍“優待俘虜”的情況，心里雖然恐懼，但又夾雜著一點僥幸。霍利等人放下武器后，迎上來的志愿軍戰士沒有呵斥，也沒有毆打，而是主動伸手握手，有的還遞煙。看到部分英軍凍得發抖，個別志愿軍戰士脫下大衣給他們披上，這種場景讓不少俘虜愣在當場。

在戰俘營里，霍利的軍官身份自然暴露無遺。他曾多次嘗試逃走，又一次次被志愿軍抓回。比較值得注意的是，負責管理戰俘的干部并沒有因此加重對他的懲罰，而是繼續按規定供給食物、安排學習和活動。這些細節，在他后來評價志愿軍時，多次被提起。

另一方面，霍利并不知道的是，在他被關押期間，英軍和志愿軍之間還爆發了第三次大規模交手。1951年9月，正在停戰談判的敏感階段，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為了在談判桌上占據優勢，發起所謂“秋季攻勢”，試圖奪取有利地形，改善前線態勢。

同年10月，英聯邦第一師與美軍第一騎兵師第五團一部，聯合對志愿軍第64軍第191師防守的馬良山地區發起攻擊。馬良山一帶地形復雜，既有利于防守，也容易造成反復爭奪。英美聯軍憑借火力優勢，多次對志愿軍陣地實施猛攻，陣地幾度失而復得。

191師依托工事和山地，組織多層次防御。攻防過程中，一些陣地在一天之內反復易手數次。英美聯軍付出了不小代價，卻始終無法根本撼動志愿軍防線。到戰斗結束時，志愿軍共斃傷俘英美軍四千四百余人，擊落飛機十四架，擊毀坦克六輛。這場戰斗對穩定西線戰局意義重大，也再次證明：英軍在營、師一級雖能打硬仗，但面對吃苦耐勞、反復沖殺的志愿軍步兵，很難取得決定性突破。

朝鮮停戰協定簽署后，霍利作為戰俘移交回英軍。此時的他已經經歷了從“輕視對手”到“被對手俘獲”的完整過程，親眼看到對方怎樣戰斗，怎樣處置俘虜。回國后，他繼續在軍中服役，一步步走上高位，1975年升任北約北歐方面軍總司令，授上將軍銜。站在這種位置上回看二十多年前的戰爭，他的評價自然不會停留在情緒，而是帶著更多冷靜分析。

五、從“人海戰術”到戰術素養

在西方關于朝鮮戰爭的許多討論里，“人海戰術”幾乎成了志愿軍的固定標簽。尤其是在戰后初期，一些英美軍官習慣性地把志愿軍的攻勢解釋為“靠數量壓上來”。這種說法簡單粗暴，卻掩蓋了大量事實，也讓部分外界忽略了志愿軍戰術上的成熟。

霍利的看法明顯不同。他在整理戰史和回憶錄時，多次指出，所謂“人海戰術”的說法并不準確。志愿軍確實在兵員上投入大，但在戰術運用上絕不是只靠“往前沖”。無論是1950年底對漢江北岸敵軍的追擊，還是1951年雪馬里圍殲格羅斯特營，再到馬良山防御戰，都體現出一個共同特征：善于選擇突破點，善于夜戰穿插，善于利用地形隱蔽接敵。

例如，50軍149師在195.3高地的穿插，就體現了對敵退路的精確把握，而不是簡單正面硬打；雪馬里戰斗中，187師沒有被格羅斯特營構筑完整防御線嚇倒，而是利用夜色切斷后路，先抱住敵營外圍，再逐步蠶食核心陣地；馬良山的反復爭奪，則顯示志愿軍對“陣地失守并不等于戰役失敗”的理解，通過反撲、搶占制高點，把主動權抓回手中。

霍利特別提到志愿軍的隱蔽能力和進攻突然性。他認為，這支軍隊在裝備落后、后勤艱難的情況下，仍然能組織起具有沖擊力的攻勢，靠的是官兵之間的默契、連排以下指揮員的靈活，以及對夜戰、山地戰的熟練運用。用他的話講，如果單純用“人海”解釋志愿軍的戰斗方式，“是不負責任的，也是對失敗的一種自我安慰”。

在評價各國步兵時，霍利的比較也頗為直接。德國步兵在二戰中表現出高度職業化和戰術素養，戰斗技能扎實，對火力運用、工事構筑和小隊協同掌握熟練，這一點令英軍老兵印象深刻。蘇聯步兵在東線展現出驚人的忍耐力和犧牲精神，但指揮系統時常混亂，協調不足。美軍步兵依托強大工業基礎，火力壓制能力極強，可在長期攻堅戰中，往往對傷亡敏感，士氣起伏較大。

在他看來，志愿軍步兵身上既有“能吃苦”的一面，也有嚴密組織的一面。尤其是在朝鮮這種惡劣環境下，許多戰斗是在補給不足、衣物單薄、藥品匱乏的條件下打出來的，這種情況下還能保持隊形、實施夜襲、組織對坦克的近距離攻擊，這一點讓他感到“難以想象”。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他才會給出“德國步兵比美蘇強，但與中國步兵相比，還是差得遠”的結論。

有人可能覺得，這樣的評價難免帶有一點“被對手打服了”的情緒成分。可如果把具體戰例和雙方條件擺在一起衡量，就會發現，這句話并不是隨口一說，而是經歷了戰場、戰俘營、參謀工作和高級指揮崗位后，對一個對手的立體判斷。霍利對德國步兵并不吝贊美，能在這種前提下仍然把中國步兵放在更高位置，背后是深思熟慮，也折射出朝鮮戰場上那一支支中國步兵部隊的真實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