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吳玉章寫信向中央組織部說明：李之龍當年被捕后未叛變

1964年10月，一個已經(jīng)進入耳順之年的老人，提筆寫下一封慎之又慎的信，收信人是中央組織部。落款處寫著自己的名字——吳玉章。這年他七十九歲，經(jīng)歷過辛亥風云、北伐烽火、長征艱難，見證過太多人的起伏沉浮。可在信中，他只抓住一個要點：關于黃埔一期學員、昔日的海軍中將李之龍，“在被捕后叛變的事，據(jù)我所知，不是事實”。

這句話不長，卻像一塊石頭丟進了已經(jīng)沉寂多年的舊案之中。二十多年前的結(jié)論、建國初期的批復、烈士名冊上的空白，都被重新翻起。試想一下，一位早在1928年犧牲的青年軍官，他的名譽問題，為何要拖到上世紀六十年代，才有人站出來慎重更正？

要說清這一點，不得不從更早的年代說起。從中山艦鳴笛的那一刻起，這個名字便和波詭云譎的政治漩渦纏在了一起。

一、“中山艦”的陰影

1926年春天的廣州，表面上旗幟招展，北伐在即，軍校操場上喊聲震天，實際上暗流早已翻涌。孫中山先生去世不到一年，國民黨內(nèi)部各派之間的纏斗愈發(fā)激烈，“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nóng)工”的路線遭遇強烈抵制，有些人開始盤算，究竟誰能真正掌握軍權(quán)。

就在這種氣氛下，3月中旬，中山艦悄悄駛離錨地，被調(diào)往黃埔水域。命令出自誰手，各方說法不一，但有一點確定無疑：簽字調(diào)動的，是時任海軍局代理局長、中山艦艦長的李之龍。當時他還不到三十歲，肩上早已掛上海軍中將的軍銜，在黃埔一期中算是出類拔萃的人物。

有意思的是，這名年輕的海軍中將，出身并不顯赫，靠的是在校期間表現(xiàn)突出、作風干練，又兼具政治可靠與軍事素養(yǎng)，被選進了國民政府海軍局政治部，很快得到重用。1925年，他就已升任海軍局政治部主任兼海軍參謀廳廳長，戴上少將軍銜；不久又接替外籍顧問，成為代理局長，在整個海軍系統(tǒng)中位居要津。

這一切，在當時看，是順理成章的晉升路徑。可調(diào)動中山艦這一紙命令，讓他從風頭正勁，瞬間跌入深淵。

3月18日晚，中山艦、寶璧艦抵達黃埔。第二天，蔣介石在黃埔軍校緊急召集人馬，宣稱有人企圖“劫持校長、陰謀暴動”，并以此為由宣布戒嚴。接著，一套精心設計的步驟迅速展開：搜查、拘押、軟禁共產(chǎn)黨人，整肅軍校內(nèi)部；同時將矛頭對準了主管艦船調(diào)動的李之龍。

當夜，負責執(zhí)行的海軍軍官上艦，將他扣押。周邊掌權(quán)者明白，這不僅是一樁軍事調(diào)動糾紛，而是一場借機整頓黨內(nèi)力量、壓制共產(chǎn)黨影響的政治行動。后來被稱為“中山艦事件”的這一幕，從頭到尾就是權(quán)力博弈的工具。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中共中央對于蔣介石的做法，并未采取徹底決裂的態(tài)度。考慮到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的主導權(quán)仍在國民黨手中，黨內(nèi)認為不能輕易把統(tǒng)一戰(zhàn)線完全撕裂，傾向于繼續(xù)妥協(xié)退讓。這種猶豫和顧忌，讓一些人得以騰挪操弄，而李之龍，恰恰被推到了風口浪尖上。

二、從“新星”到“嫌疑人”

如果把時間往前撥一點，可以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李之龍。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中，后來許多人聲名顯赫，徐向前、陳賡等人都是耳熟能詳?shù)膶㈩I，而在這些年輕人里，李之龍卻有一條別人難以企及的“履歷”：他是黃埔畢業(yè)生中最早佩戴將軍、甚至中將軍銜的軍官，而且還是被公認的中共黨員。

在那個年代，軍校學員一旦有政治立場鮮明、作風勇猛的表現(xiàn)，很可能會被派往更關鍵的崗位。李之龍的成長軌跡就是典型例證。他不僅在湖北老家早早加入革命活動，還參與了在河南、淮陽一帶創(chuàng)建早期黨組織，影響不算小。到了廣州，他一邊在軍校和海軍系統(tǒng)中工作，一邊繼續(xù)堅持黨的活動。

可“中山艦事件”之后，形勢急轉(zhuǎn)直下。3月22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應對方針。在會上，有人對蔣介石的做法表示不滿，但終究拗不過既成事實。會議最后的決定中，有一句話格外扎眼：“李之龍有特種嫌疑，應即查辦。”

這實際上就意味著，他成了事件的直接“責任人”之一。隨后一段時間，他被關押審查，職務盡數(shù)撤銷。等到4月14日才恢復部分工作，擔任國民黨總政治部新劇團主任，之后又轉(zhuǎn)任中央人民俱樂部主任、《血花日報》社社長。這些職位，比起之前的海軍中將、海軍局代理局長，無論軍權(quán)還是話語權(quán)，已不可同日而語。

有人可能會問，如果真是政治投靠，為什么后來的站隊卻如此鮮明？1927年春夏之交，這個問題就得到了回答。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fā)動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chǎn)黨人和革命群眾；7月15日，汪精衛(wèi)在武漢公開“分共”，寧漢合流，第一次國共合作宣告破裂。就在這當口，李之龍在《人民日報》（武漢的中央人民俱樂部主辦）上發(fā)表題為《“三·二〇”反革命政變真相》的文章，揭開了中山艦事件的內(nèi)幕，直指蔣介石的政治用心。

站在他當時的處境看，做出這樣的公開表態(tài)，其實并不安全。因為不久之后，他又在武漢秘密組織“新海軍社”，策動寶璧、中山、自由等艦隊的兵運活動，隨后潛入廣州繼續(xù)聯(lián)絡海軍起義力量。這一系列動作，都已經(jīng)完全偏離了蔣系軍人的軌道，反而更接近一個堅定的革命者。

遺憾的是，風險也隨之而來。1928年2月6日，他自日本乘法籍輪船回廣州，一下船便被特務盯上，當晚遭到逮捕。兩天后，海軍第四艦隊司令陳策以“策動海軍叛亂”罪名，將其秘密處死于黃花崗。時年三十一歲。

據(jù)說，行刑前他留下一封短短的家書，叮囑妻子好好撫養(yǎng)子女，“希望你把孩子撫養(yǎng)成人，繼承我未完成的革命事業(yè)。”這種語氣并不夸張，卻能看出，他并未把個人生死放在第一位，仍然把自己視作革命陣營中的一員。

問題在于，這樣一個死于反動派屠刀下的海軍軍官，為什么在新中國成立后，卻遲遲得不到烈士的正式認定？

三、一紙“啟事”，幾十年疑云

故事的轉(zhuǎn)折點，落在建國初期的一份公文上。1951年，已經(jīng)在廣州辛苦拉扯兒女多年的李之龍遺孀潘慧勤，聯(lián)合兒子李光慈，向武漢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請，希望追認李之龍為革命烈士。武漢方面將材料上報中南行政委員會民政局。不久，一份答復送回：

“李之龍是否為革命而死，抑或為叛徒，尚有待繼續(xù)了解。”

這句話不長，卻透出謹慎甚至遲疑。為了搞清楚情況，中南民政局又專門向周恩來總理、董必武副總理及武漢市負責同志發(fā)函，征求意見。經(jīng)綜合各方反映后，1952年9月4日的正式批復給出了否定性的結(jié)論：李之龍“被捕后登報聲明悔過脫離我黨，出獄后復參加反動集團，在廣州槍斃，其屬于內(nèi)部矛盾所致，故不能予以烈士稱號”。

有這一紙“權(quán)威證明”在前，李之龍未被列入烈士名冊，似乎就成了理所當然的事。也正因為如此，后人再提起他時，往往會在“革命軍人”后面加上一層模糊的問號。

追根究底，當時的關鍵依據(jù)之一，是1926年5月18日刊登在《廣州國民日報》上的一則《李之龍啟事》。啟事的內(nèi)容大體是：為“避開糾紛，便利工作”，鄭重聲明退出中國共產(chǎn)黨及一切相關社團，以“單純的中國國民黨員資格”，在“蔣介石先生之指導”下實現(xiàn)三民主義，并希望共產(chǎn)黨同志原諒。

單從文字看，這顯然是很不“光彩”的一紙聲明。尤其是那句“受吾師蔣介石先生之指導”，在后來許多人的印象中，幾乎成了“投靠”的直接證據(jù)。再加上后來關于中山艦事件的各種說法，有人干脆把他劃入“變節(jié)分子”一類。

然而，細細梳理當年的背景，就會發(fā)現(xiàn)事情并沒有那么簡單。1926年春夏之交，蔣介石一方面利用中山艦事件打壓共產(chǎn)黨，另一方面又還不具備完全翻臉的條件。蘇聯(lián)援助仍在繼續(xù)，國共兩黨合作的旗幟也不能輕易扯掉。在這種兩面權(quán)衡之下，他采取了一個頗為“折衷”的做法：要求參加國民黨的中共黨員，一律在形式上聲明退出共產(chǎn)黨，以示區(qū)分。

在這種壓力之下，不少處于軍政要職的共產(chǎn)黨員都不得不作出某種姿態(tài)。劉少奇曾經(jīng)提到過，黃埔內(nèi)部的形勢，已經(jīng)不允許公開堅持原有身份。站在這個角度看，《李之龍啟事》有很大可能是那種“政治表態(tài)式”的文字，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思想轉(zhuǎn)向。

更有意思的是，從后來掌握的審訊材料看，當時負責審問李之龍的馬文車，向蔣介石呈報的記錄中，并沒有出現(xiàn)所謂“供出組織”“揭發(fā)同志”的內(nèi)容。報上那則“脫黨聲明”，更多是一種公開姿態(tài)，而不是他被捕后為了求生而出賣革命。

事實也說明，聲明之后，他并沒有轉(zhuǎn)身投向“反動集團”，而是繼續(xù)參與兵運和組織活動，甚至因策動艦隊起義而被列為重點打擊對象。這種行為，與“變節(jié)”兩字多少有些對不上。

不過，在當年的黨內(nèi)，有人對他抱有嚴重懷疑。陳獨秀、張國燾均未批準其重新入黨。張國燾甚至說過：“李之龍是個不純分子，目無黨的領導……他是否與反革命勾結(jié)？一定要查清嚴肅處理，在黨內(nèi)決不能姑息養(yǎng)奸。”這樣的評價，在后來的檔案里留下了烙印，為建國初期的審查提供了“側(cè)證”。

多年之后再回頭看，當年這些判斷，很難說沒有情緒和派性斗爭的因素。可在那個年代，一旦形成了結(jié)論，要推翻并不容易。

四、遲到的平反與沉重的名字

盡管烈士資格被擱置，但新中國成立后，有關方面并沒有完全否認李之龍的革命經(jīng)歷。1953年，中央派出以謝覺哉為團長的“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據(jù)地訪問團”赴各地慰問，在廣州時，專門看望了潘慧勤及其兩個女兒，對她們長期遭受的磨難給予肯定。廣東省方面當時還頒發(fā)過烈士證書，只是這一地方層面的認定，后來又被上級文件的“否定”壓住。

這種尷尬狀態(tài)持續(xù)了很長時間。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撥亂反正的大背景下，一批歷史遺留問題被重新提上議程。李之龍的名字，再一次擺到了案頭。

此時，一封來自1960年的信，引起了注意。那是聶榮臻元帥寫給地方同志的一封復函，其中曾提及“李之龍被捕后變節(jié)”的說法。因為撰寫人身份特殊，這句話曾被視為重要依據(jù)之一。可是到了1981年，聶榮臻在詳細查閱資料、聽取多方回憶之后，又親自給楊獻珍寫信，推翻了當年的說法，并坦承“沒有李之龍同志變節(jié)的記載，也不記得他有變節(jié)行為”，同時明確表示撤銷1960年的那封信的結(jié)論。翌年，他又復函廣州市委組織部，重申這一態(tài)度。

與此同時，一些當年在廣東工作、熟悉中山艦事件內(nèi)情的老同志，也陸續(xù)站出來作證。長期在廣東省任職的羅明以書面材料說明，自己在黨內(nèi)從未聽聞李之龍“寫聲明退黨”“投降蔣介石”等情況；如果真有那樣嚴重的問題，不可能在黨內(nèi)毫無消息。原廣東區(qū)委組織部秘書饒衛(wèi)華、黃埔一期學員李奇中等人，也紛紛表示，未見過他“叛變”的行為和文件。

這種一條條、看似瑣碎的證詞，慢慢拼出了另一幅圖景：那個被冠以“變節(jié)”之名的年輕軍官，也許從頭到尾都沒有放棄過革命道路。吳玉章在1964年的那封信，也再次浮出水面，為這一判斷增加了分量。

1982年1月7日，中顧委委員楊獻珍寫信給湖北省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對李之龍的經(jīng)歷進行了梳理，表示其“并無叛黨事實”，建議為其恢復名譽。這封信，與之前來自各方的證言一起，推動了有關部門重新審視早年的結(jié)論。

就這樣，這個從1926年拖到1950年代、又從1950年代拖到1980年代的問題，總算有了比較明確的定論。那些關于“登報脫黨”“被捕變節(jié)”的說法，在更完整的材料前，顯得站不住腳。李之龍“在被捕后未叛變”的判斷，不再只是個人回憶，而是重新核實后形成的正式認知。

有意思的是，在名譽問題遲遲未完全厘清的年代里，社會記憶并未完全把他忘掉。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的弟弟們曾撰寫《李之龍簡略》呈報中央和毛澤東，詳細說明其革命經(jīng)歷，并提到遺孀與子女多年孤苦生活的情況，希望組織予以照顧。地方政府在實際政策上，也確實對其家屬給予了相應關懷。

至于那幾艘曾與他命運糾纏在一起的軍艦，中山艦的下落最為清楚。這艘1913年建成、原名“永豐”的小型艦艇，因為護法運動、孫中山兩次登艦和廣州風波而聲名大噪。1938年10月24日，它在抗戰(zhàn)中于武昌金口被日機炸沉。1986年，湖北省啟動打撈議程，1997年終于整體出水，打撈出中外文物三千余件，在全國巡展。這個本不算大的鋼鐵之軀，因為歷史事件和人事興衰，被賦予了特殊象征，而李之龍的經(jīng)歷，剛好與它交織在一起。

從個人命運看，他是不折不扣的“多舛之人”：黃埔出身、年紀輕輕做到海軍中將，又在國共合作破裂的大潮中被推上前臺，旋即遭受打擊；其后堅持兵運，最終殞命黃花崗，身后名譽卻又被長期擱置。不得不說，這種起落，折射出的是那個時代的復雜與殘酷。

1980年代以后，隨著檔案開放、調(diào)查深入，他的形象終于逐漸清晰起來。在湖北，“功勛湖北一百人”的評選中，他與葉挺、關向應、周逸群、惲代英等革命者并列，被選為“為新中國建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荊楚英模人物”之一，得票位居前列。頒獎詞中用了這樣一句話：“東征西討，一片赤誠為國民，被囚獲釋，方知革命有真假。”這種概括，說到底是對其一生抉擇的肯定。

1991年，廣州市編制委員會決定，將當?shù)氐亩鸥G中學更名為“之龍中學”（現(xiàn)為之龍學校），把這段經(jīng)歷悄悄鐫刻在校園牌匾之上。從此，在校園口的校牌上，“之龍”二字提醒著后來者，這個名字曾在黃埔校園、中山艦甲板和黃花崗前，留下過清晰的足跡。

回看整個過程，從1926年的緊急戒嚴，到1928年的黃花崗槍聲，再到1950年代的審查和1980年代的重新調(diào)查，一名早逝軍人的名譽，在不同歷史階段被賦予了不同的注腳。有人憑片面的啟事斷言“變節(jié)”，也有人在多年之后，憑握在手中的記憶與史料，謹慎地寫下“不是事實”四個字。

時間跨度長達半個世紀，這樣的曲折，的確令人感慨。不過從史實本身來看，有幾點已經(jīng)難以否認：李之龍早年積極參與建黨建軍，在中山艦事件后仍敢公開揭露政變內(nèi)幕，后來又積極從事兵運，最終死于反動派之手，而不是“內(nèi)部矛盾”的清算。至于那則風波漸生的《啟事》，與其說是個人真心抉擇，不如說是在強大政治壓力下的權(quán)宜之計。

在那樣的年代，一個人的命運往往被大潮裹挾，難以自主。但一個人是否叛變、是否背棄初心，卻自有具體的行動、具體的選擇可以對照。這一點，幾十年后的調(diào)查和更正，已經(jīng)給出了相對清楚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