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年擺水老頭被舉報是特務，判刑前高喊：我為黨立功，陳賡可作證

1951年盛夏的南京，天氣悶得厲害。午后兩點多，玄武湖邊的一個茶水攤前，幾個拉黃包車的師傅正蹲在地上喝涼茶，順口議論著城里正在進行的“鎮反”運動。誰也沒想到，就在這樣一個再普通不過的角落里，那位替人倒水、收茶錢的瘦老頭，很快就會被扣上“特務”的帽子，推上審判臺。

這個老頭名叫鮑君甫。再往前推二十多年，他曾在上海灘叱咤一時，是國民黨特務機關里響當當的人物，又是中共隱蔽戰線上的一條重要“暗線”。身份、立場、功過，在他身上全部纏繞在一起。也正因為這段復雜經歷，新中國成立后，他的命運一度走到懸崖邊。

有意思的是，鮑君甫本人并沒有想到，改變他命運的關鍵時刻，不是在上海租界的暗戰中，而是在1951年的南京法庭上，那聲“陳賡可作證”的高喊。

一、從南京法庭，倒拉回上海灘

1950年10月，全國范圍內展開鎮壓反革命運動，各地公安機關開始全面清查舊政權時期的特務、反動黨團骨干。1951年1月，南京市公安局發出布告，要求原國民黨軍政、特務、幫會骨干如實登記。頭幾天，來登記的人絡繹不絕，僅第五天登記人數就突破四千，兩江舊事，一個個被扯進了新政權的視野。

就在這股浪潮中，一封舉報信擺到了南京市公安局的案頭。信中說，城里某地有個擺茶水的老頭，曾是國民黨“大特務”，在舊社會害過不少共產黨人。舉報內容寫得不算工整，卻相當肯定。公安機關一核查，這個老頭的身份很快浮出水面——他曾做過國民黨“感化院”和“反省院”的負責人，在舊政權特務、看管系統里身份不低。

按當時的形勢看，這樣的經歷很難不被懷疑。警方隨即依法將其拘捕，案件隨后移送南京市人民法院。案卷上寫著他的名字：鮑君甫，又名楊登瀛。

審判前，法院內部討論的意見偏重。有人指出：“長期在反省院、感化院任職，手里不知掌握多少共產黨人的生死，問題不會小。”文件翻了一摞又一摞，材料看了一遍又一遍，最終的處理意見，傾向于“重判”。

到了正式開庭那天，旁聽席上坐著不少單位代表。庭審進行到宣判階段，法官剛要宣讀判決，鮑君甫突然提高了嗓門：“我不是國民黨特務，我在大革命時候為黨立過功，陳賡可以作證！”

這句話，等于在審判廳里扔下了一顆石子。不少人心里一愣——陳賡，當時已經是解放軍名將，又是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還是抗美援朝的志愿軍領兵將領。一個擺水的老頭，會和陳賡扯上關系？

法官沒有當場翻臉，也沒有順勢駁回。他沉了一下，退庭后向上級匯報，為慎重起見，決定查一下這條線索。1951年7月，市法院接連兩次寫信給陳賡，請他核實鮑君甫在大革命時期的政治身份以及實際表現。

這封信，一路轉到了朝鮮戰場。炮火連天之中，陳賡抽空寫下了那封關鍵回信。1951年11月24日，他親筆致信南京市人民法院院長鞠華，確認鮑君甫自1927年起，就與中共和中央特科發生聯系，在1931年前后的工作中“對黨貢獻頗大”，并提到兩人在南京憲兵司令部有過同獄經歷。

這份證明，并沒讓所有問題瞬間消失，卻讓原本一邊倒的定性剎住了車。要理解這封信為什么這么重要，還得把時間拉回到1920年代的上海，回到那個白色恐怖最濃烈的年代。

二、在日本留學的“日本通”，怎么走上雙重身份

鮑君甫1893年出生在廣東中山縣，和后來許多著名人物是同鄉。青年時期，他去了日本，先在東京讀中學，后進入早稻田大學。在那個年代，能出洋留學本身就意味著家庭條件不差，而早稻田又是當時中國留學生較集中的學校之一，各種新思潮、新觀念在那里碰撞交織。

留日期間，他接觸到不少馬克思主義書籍，又因精通日語，和日本商人、新聞通訊社人員來往頻繁。多年下來，他不僅說得一口流利日語，對日本政情、社會情況也頗有了解，成了后來人們口中的“日本通”。

1919年，他回到國內。接下來幾年，國內局勢風云突變，工人運動、學生運動此起彼伏。1925年“五卅運動”前后，他時常出入上海總工會，接觸過不少共產黨人，也參加過國民黨左派的活動。那個時期，各種政治力量尚未完全決裂，很多人既和國民黨左派來往，又同共產黨打交道，鮑君甫也不例外。

在上海，他認識了洋務工會負責人楊劍虹，兩人同是廣東人，一來二去成了關系很近的朋友。楊劍虹后來在國民黨特務系統中地位不低，這段交往為鮑君甫日后的“身份變化”埋下伏筆。

同時期，他還結識了陳養山。陳養山曾在國民黨中央宣傳系統任職，經常去鮑家學日文，還會順手帶些《向導》《語絲》《中國青年》等進步刊物給他讀。他通過這條線，又被介紹給中共上海某區黨支部的負責人敖景象，陸續接觸到陳望道、沈雁冰等一批共產黨人。

到了1926年前后，鮑君甫在自己的申辯材料里，堅持說那時已經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不過，由于當時組織關系復雜，加上后來隱蔽戰線的特殊性，具體手續是否完備，在后來反復核查時一直難有定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確實很早與中共保持密切接觸。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形勢急轉直下。大批共產黨人和左派人士被捕、被殺，上海成了血雨腥風的城市。鮑君甫因為對鎮壓舉動表示不滿，被國民黨抓進牢里。幾個月后，在當時聲望很高的蔡元培出面保釋下獲釋，只能在上海暫時蟄居。

不久，國民黨內部斗爭暫告一段落，蔣介石重新掌握大權。1928年10月，蔣出任國民黨軍隊總司令，很快又當上國民政府主席。隨著權力集中，他開始著手搭建更加嚴密的情報、特務體系。陳立夫受命在中央組織部下設立黨務調查科，也就是后來“中統”的前身。

調查科缺人，更缺懂得上海情況、能穿梭各方的人。調查科里的老熟人楊劍虹，被任命為采訪股總干事，他自然想起了老朋友鮑君甫，多次找他談，希望拉他加入反共情報工作。在許多人眼里，這是一條“升官發財”的新路。

有趣的是，鮑君甫并沒有立刻答應，他把這幾次談話的內容，原原本本地告訴了陳養山。陳養山覺得，這個人既有門路，又對反共工作心存抵觸，還愿意講明情況，說明態度并不徹底站在國民黨一邊，于是把這一重要情報上報給中央特科負責人陳賡，并建議爭取鮑、利用楊劍虹這條線。

那時的陳賡，已經在中共隱蔽戰線里扛起重要擔子，擔任中央特科二科科長。中共在情報戰、反特戰上的經驗還不豐富，如何打入國民黨心臟，是擺在他和周恩來面前的難題。鮑君甫這樣的人，手上有人脈，又能通日文，還被國民黨特務系統看好，在他們看來確實“難得”。

經過反復研究后，周恩來作出決定：由陳賡出面，與鮑建立單線聯系，嘗試把他培養成黨的秘密力量。

1928年5月的一天，陳賡化名“王庸”，在霞飛路一家咖啡館與鮑君甫見面。那次談話，是鮑人生軌跡真正拐彎的一刻。

陳賡聽完鮑對楊劍虹招攬的敘述，又仔細分析他的處境，態度堅定而直率。他表示理解鮑君甫當時“身在國民黨”的苦衷，明確支持他繼續順著調查科這條線往上爬，同時提出要求——利用這個身份，盡可能打入國民黨在上海的特務體系，爭取與淞滬警備司令部、市黨部，還有法租界、公共租界的警務機構建立關系。

談話臨近結束時，陳賡問他：“你有什么條件？”鮑君甫提出兩點：一是與國民黨特務來往，免不了要花不少錢，需要經費支持；二是將來國民黨一定會不斷索要“共產黨情報”，那時怎么應付？陳賡對這些顧慮一項項作了回答，表示會提供必要的經費，也會安排中央特科配合他“做戲”，送去適量的材料，以便應付國民黨方面的交差。

半個月后，第二次談話里，雙方把合作方式進一步說細。陳賡還提出，把陳養山調入中央特科情報科，由另一名特工連德生專門負責與鮑的日常聯系。有了這套安排，鮑君甫從此走上雙重身份的道路。

三、“楊登瀛辦事處”里的千里眼和順風耳

從這時起，鮑君甫名義上是國民黨調查科重要干員，暗地里卻接受中共中央特科的直接領導。可以說，這是中共在敵方特務機關里建立起來的第一條高層內線關系。

為了讓他在調查科站得住腳，中央特科給他“搭臺子”。在北四川路大德里的一處過街樓上，以“楊登瀛”的名義設立了一個辦事處。公開說法是調查科駐滬機構之一，實際卻同時是中共特工的重要聯絡點。辦事處里的“專職秘書”，是中共優秀女特工張式沅，化名安娥。

國民黨調查科對上海的任務，核心就是“反共”，要求密切監視共產黨以及各類反蔣力量的活動。要在這樣的機關里混出名堂，光靠個人交情遠遠不夠，還得拿出一樁樁“戰果”。

周恩來當機立斷，批準了一個看似矛盾卻極富巧妙的安排：由中共方面定期向鮑提供一些出版物和宣傳材料，甚至包括部分過時、已無實際價值的舊情報，讓他“上交”給調查科，以顯示“業績”。同時，還會預先布置一些供敵方“破獲”的假機關，留下一些文件、密碼、暗號，讓鮑帶隊“查獲”，好在國民黨高層那里立功。

久而久之，上海的情形出現了一個頗為微妙的局面。每當中共地下組織在某處開展活動，或者有動作露出一絲痕跡，上海警備司令部和各路偵緝機關剛剛捕風捉影，南京調查科的案頭上往往已經躺著鮑君甫呈送上去的“情報匯總”。“楊登瀛辦事處”變成了一個匯集各方消息的節點，實際上則成了中共在敵占區的“千里眼、順風耳”。

在國民黨內部，多次人事變動，并沒有影響鮑的地位。調查科主任從張道藩到錢大鈞，再到葉秀峰，后來又換到徐恩曾，皆看重他這根“臺柱子”。1929年12月，徐恩曾上任后，更是允許他自由支取經費。這在當時，是相當高的信任等級。

憑著“中央特派員”的頭銜，鮑把觸角伸向上海軍政各界。淞滬警備司令錢大鈞，是他的座上客；上海市黨部、市政府、憲兵機關里，到處都有他的人脈和線索。這種地位，既讓他在國民黨內部如魚得水，也為中共在上海開展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值得一提的是，在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倒向反革命陣營后，上海租界成為各路政治力量競相利用的舞臺。中共中央機關、各類反蔣組織、甚至汪精衛自己建立的團體，都把租界當成活動中心。誰掌握了租界里的信息，誰就在政治斗爭中占據主動。陳賡正是看準了這一點，要求鮑設法打入租界警務機構。

機會很快出現。一次，公共租界警務處幫辦譚紹良——恰巧也是鮑的同鄉——手下的兩個工賊被淞滬警備司令部抓了。譚急得團團轉，只能求助鮑君甫。鮑抓住這個機會，上門與錢大鈞打電話疏通，很快就把人撈了出來。

次日見面時，譚紹良當然感激不盡。英國人蘭普遜——公共租界警務處督察長——也很給面子，表示要送鮑一筆二百元大洋的謝禮。鮑嘴上只是輕描淡寫：“這點小事，何必言謝。”這樣的姿態，自然更博得對方好感。從此，他在租界警務系統里進出自如，成為蘭普遜的“座上客”，又以“日本通”身份受邀擔任法租界巡捕房顧問。

至此，從國民黨調查科，到上海警備司令部，再到英法租界的巡捕房，各條線織成了一張蛛網。鮑君甫站在網心，表面為國民黨服務，暗里卻為中共傳遞情報。這種局面之下，隱蔽戰線的許多行動，都可以通過他獲得關鍵信息或掩護。

四、營救、反叛徒、保衛中樞：幾次關鍵行動

在這張隱密的網中，有幾起事件不得不提。

1929年8月24日，農民運動領袖彭湃與刑士貞等人在上海新閘路的住處開會時，被叛徒白鑫出賣，落入敵手。被捕后，他們被關押在上海公安局小北門水縣廟偵緝處，遭受殘酷刑訊。消息傳到中共中央，周恩來連夜召開會議，研究營救方案。

陳賡接受任務后，想到的第一個人就是鮑君甫。鮑認為，彭湃身份敏感，一旦進龍華司令部，營救難度將陡然增加，于是建議在押解途中設伏劫車。周恩來同意這個方案，立即部署力量，準備8月28日清晨在路上動手。

然而，事態發展超出了預期。當天一早，當鮑和我方同志趕到偽公安局時，押解行動已經提前進行，彭湃等人先一步被押往龍華，營救行動無功而返。8月30日，彭湃等五人在龍華遭到殺害。這一結果，不得不說是隱蔽戰線的重大遺憾。

案子沒有救回來，叛徒卻不能不查。兩個月后，鮑通過自己的關系，摸清白鑫出賣彭湃的來龍去脈，將此詳細報告中央特科。中共中央隨后成立專門的紅隊，負責鎮壓叛徒，保衛黨中央安全，一連對數名出賣同志者實行懲處。白鑫案的細節，正是通過鮑的線索被徹底掌握。

另一類行動，則是營救被捕的中共高級干部。

1928年10月，任弼時在安徽進行巡視工作時被捕。面對敵人的審訊，他堅稱自己只是小學教員。中共中央獲知情況后，交給中央特科設法搭救。陳賡轉而又找上鮑，讓他利用與租界警務處的關系出手。

那次營救，方式看似簡單，卻極見功力。鮑帶著一個大紅包，直接登門找到蘭普遜，一邊閑聊，一邊用輕描淡寫的語氣說：“最近招了個情報人員，怕是被巡捕錯當成什么人關了，麻煩給個面子。”蘭普遜權衡再三，同意“給這位楊先生一個方便”。幾天后，這個被稱作“新招募人員”的人，被平安送到“楊登瀛辦事處”。實際上，他就是后來長期擔任中共中央重要領導職務的任弼時。

1931年，另一位重要干部關向應在公共租界被捕。更棘手的是，敵人從他處搜出一大箱文件，其中不乏黨內核心資料，如果落入國民黨特務機關之手，后果難以估量。中共中央緊急指示，必須千方百計救人，同時搶回文件。

那時，國民黨特務機關對這批材料同樣“有興趣”，提出派人前來“整理”文件。蘭普遜卻表示，這個案子是租界破獲，原則上只讓“楊登瀛”插手。鮑抓住這一點，安排我方特工劉鼎以“研究中共文件的專家”身份出面，協助“鑒定”。

經過一段時間“分析”，鮑對蘭普遜說：“那一箱東西，多是理論性文字，頂多算一些激進言論，不是什么軍政機密。”與此同時，在獄中的關向應，化名李世珍，與陳為人、劉曉等人一起組成臨時黨支部，刻意表現得沉悶、悲觀，配合鮑的外線工作。最后，租界方面將他界定為“激進學者”，從寬處理，押了幾個月后予以釋放。

獲釋后，關向應迅速離開上海，轉赴香港，又輾轉進入鄂西革命根據地，擔任紅二軍團政委，與賀龍并肩作戰。此后他在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中的作用，都與那次營救密不可分。

還有一件事，直接關系到鮑君甫自身的安危。1931年4月，顧順章在武漢叛變，主動投靠國民黨，把許多中共中央和中央特科的重要情況向敵人吐露。這場叛變，在中共歷史上影響巨大，使大量地下組織暴露在敵方視線之下。

顧順章清楚知道，鮑君甫是“內線”。他的出賣，讓鮑處在刀尖上。陳賡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還是設法找到了鮑，向他說明情況，建議他設法離開上海，暫避鋒芒。鮑聽完，只是緊緊握住陳賡的手，說了一句掏心窩的話：“危急時候，還能想到我，共產黨夠義氣。”

只可惜，他低估了事態嚴重性，自恃與國民黨高層關系深厚，加之張道藩等人的掩護，認為自己“說得過去”，并未立即撤離。當年4月底，他還是被國民黨逮捕。敵人對他軟硬兼施，希望撬開這條秘密通道。鮑咬死不承認與中共有關系，還當面指斥顧順章的供詞不實。

半年之后，國民黨沒抓到實證，再加上國民黨高層替他運作，他被保釋出獄。更離奇的是，出獄不久，他還在南京出任了反省院副院長。多年以后，這一職位恰恰成為法院審理他時的重要罪證，形成了一段頗具諷刺意味的歷史回環。

五、從“反省院院長”到玄武湖擺水老人

抗戰爆發后，國民黨政權步入內外交困階段。鮑君甫先后在反省院、感化院等機構任職，直接接觸的對象，多是當局劃定的“政治犯”“思想犯”。其中既有真正的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也有各種復雜身份者。關于這段歷史，他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交代中提到，自己在力所能及范圍內保護過一些人，但在當時的情勢下，很多事情難以完全掌控。

1949年以后，全國政權更替。對長期在國民黨機關任職的人，新政府需要一一甄別。最初幾年，鮑君甫并未主動站出來登記。直到1951年被舉報、被捕時，他的“舊案”才集中暴露到陽光之下。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陳賡的那封回信，成為扭轉方向的起點。法院在收到回信后，并沒有馬上作結論。隨后，又通過組織系統征求了多位老干部的意見，從不同渠道核實他的經歷。綜合多方材料后，最終確認：在大革命失敗后到1931年前后，鮑君甫確實為黨提供過重要情報，營救過多名重要干部，在打擊叛徒、防衛黨中央安全方面做出貢獻。但同時，他也長期在國民黨機關擔任重要職務，客觀上參與了舊政權的司法、看管工作，其間是否存在具體不當行為，需要另作區分。

在這樣的判斷之下，法院決定對其從輕處理。鮑君甫沒有再被當作“死罪反革命”，而是被判處管制一年。對于一個原本幾乎被推到生死線上的老人而言，這一結果的分量不難想象。

判決之后，他留在南京，先在玄武區大樹根一帶居住，后來搬到隨園。年紀漸長，身體狀況每況愈下，幾乎沒有固定生活來源，基本靠子女和零星接濟過日子。有人路過玄武湖附近，看見一個腰背微駝、操著粵口音的老頭在街邊擺水，很難把他同當年上海灘的那位“中央特派員”聯系到一起。

1952年11月，一個老朋友注意到了這段境遇。這個人，就是當年把他介紹到中共陣營門口的陳養山。此時，他已是司法部副部長。得知鮑的處境后，他專門寫信給南京市公安局幾位局長，明確指出：“鮑君甫在大革命以后，對我黨保衛工作有很大貢獻，救出許多負責同志。”還提到自己已經和陳賡商量，希望設法在生活上給予一定幫助。

這封信，讓相關部門重新關注這個曾經的隱蔽戰線人物。但真正讓鮑的處境有所好轉的，是幾年之后的一次“專程邀請”。

六、北京一行，與老戰友的遲到相見

1956年3月，南京軍區派人專程接鮑君甫去北京。這次安排并非臨時起意，而是經過慎重考慮的決定。對于這樣一個長期在隱蔽戰線活動、又在新中國初期遭遇誤會的人，相關領導認為，有必要當面對他表示一種態度。

到了北京，他見到了幾位熟悉又久違的人——陳賡，李克農，陳養山。他們在不同階段、不同戰線工作，卻都對這條隱藏了多年的線索知根知底。

會上，陳賡詳細詢問了他的生活狀況，關心他在南京的居住、經濟來源、身體情況。說話間，并沒有太多客套，更像是多年戰友久別重逢后的對話。據在場人員回憶，氣氛并不輕松，卻很真誠。

隨后，相關部門為他安排了在國防部系統的生活待遇。考慮到他年事已高，牙齒不好，還特意讓他去協和醫院裝了假牙，做了皮鞋、呢料制服等衣物。這些細節，或許在旁人看來只是生活小事，對于一個已經歷起落、誤會、艱難度日的老人，卻有著格外復雜的意味。

從那以后，每當陳賡因公務到南京，總要抽空去看他，問問生活怎么樣，身體有沒有新的毛病。對于隱蔽戰線上的很多人來說，這樣的惦記，比正式的評價更有分量。

七、彌留前的那句話

1969年冬天，南京的天氣格外陰冷。12月29日，76歲的鮑君甫病重，在病床上反復對子女說了一句話：“我不是內奸，也不是特務。我是什么人，周恩來知道……”

這話，說得并不激昂，卻能聽出一種壓在心口多年難以完全放下的東西。對于一個在白色恐怖中周旋于敵我之間的人來說，這種糾結有跡可循。新中國成立后，很多隱蔽戰線人員的經歷一時難以說清，組織調查需要時間，個體的心理落差也就可想而知。

從史料來看，他確實長期以非黨員身份，在中共和國民黨之間走鋼絲。一頭是國民黨調查科、反省院、感化院這樣不光彩的機構，一頭是給中共送情報、營救同志、協助鎮壓叛徒的隱秘使命。功與過、忠與疑，注定在他身上交織成一道棱角分明又難以完全磨平的印記。

1969年，他在南京去世。那一年，離1928年在霞飛路咖啡館那次密談，已經過去四十多年。很多當年的細節，僅存于零散回憶和檔案記載里，人卻帶著尚未完全解開的心結走完了生命。

回頭看，他在1951年法庭上那聲“陳賡可作證”，并非一時慌亂的辯解，而是對自己那段隱蔽戰線經歷的堅決堅持。這種堅持，對當時身處審判席上的人來說，未必完全理解；對后來翻閱檔案的人來說，卻是一條繞不過去的線索。

隱蔽戰線的工作，本就充滿矛盾。有人名垂青史，有人深藏不露，也有人在歷史夾縫里留下模糊的背影。鮑君甫大半生的軌跡，大致屬于第三類。他沒有在戰場上沖鋒陷陣，也沒有在公開場合發表慷慨演說，而是在國民黨機關、租界巡捕房、上海灘的黑白兩道之間反復游走，用時人難以理解的方式，為中共的地下斗爭提供了情報支持和安全屏障。

他身上的復雜性，不宜被簡單削平。既不能因為他當過“反省院院長”就一筆抹殺，也不能因為他曾營救過任弼時、關向應，就完全忽略他在舊政權機構中客觀承擔的角色。正是這種難以用單一標簽概括的歷史人物，構成了那段年代里隱蔽戰線的真實面貌。

1969年那個冬天，玄武湖畔早已看不到擺水老頭的身影。只是在檔案館里，在陳賡那封1951年的親筆信中，在少數當事人的回憶里，還能看見他當年在上海灘和南京城之間來回奔走的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