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賡不贊同宣傳“陳謝大軍”，謙虛表示：我怎敢和劉鄧、陳粟并稱

1947年初夏，黃河水位漸漲，潼關到洛陽一線，鐵路、公路都在緊張運送兵員。國民黨方面忙著堵，解放軍這邊則在想辦法“穿”。就在這種僵持又詭異的氣氛中，一個后來被頻頻提起的稱呼，悄悄出現在報紙、電臺里——“陳謝大軍”。

當時不少基層指戰員聽到這個說法，還挺自豪。畢竟能被叫做“大軍”，誰心里不多少有點驕傲？有意思的是，真正被點名的那個人，卻是一臉不樂意。陳賡在戰地上聽到“陳謝大軍”這個詞，不止一次擺手，甚至還打趣：“我們這一路呀，只能算‘小軍’，是去給別人當幫手的。”

簡單一句玩笑，背后卻牽出一整段復雜的戰略布局，以及陳賡本人很明顯的態度——不愿把個人和集團抬到不該有的位置，更不愿與劉鄧、陳粟這種“主力中的主力”并列。這種不愿，其實要從1947年中原戰局的整體態勢說起。

一、中原戰略“品字形”，陳謝集團如何出現

1947年7月中下旬，中央對戰局的判斷有了一個關鍵轉折。西北野戰軍正在陜北牽制胡宗南主力，劉伯承、鄧小平率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準備大踏步南下，戰略重心開始由防御向反攻轉換。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原本打算把陳賡縱隊調往陜北的設想，被放下了。

新的安排，是讓第四縱隊、第九縱隊，再加上起義過來的西北民主聯軍第三十八軍、太岳軍區第二十二旅，組成一個機動集團，從黃河中游一段擇機南渡，進入豫西地區活動。地點選在潼關以東、洛陽以西一片地帶，這里國民黨軍兵力薄弱，正好適合深入穿插。

從戰役地圖上看，那一年的中原戰場，構成了一個頗有畫面感的格局：劉鄧大軍南下大別山，是東南一角；陳粟率華東野戰軍西兵團挺進豫皖蘇，是東北一翼；陳賡、謝富治率部南渡黃河，插入豫西，則在偏西北方向。三路大軍像“品”字形的三筆，指向國民黨統治腹心地帶。

蔣介石被迫在中原地區疲于奔命，兵力來回抽調，既要顧大別山，又要防豫皖蘇，還要盯著豫西的動向。試想一下，在他看來，任何一路失手，都可能牽動整個華中防線的松動。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劉鄧大軍”“陳粟大軍”“陳謝大軍”這幾個說法，在宣傳口徑中開始出現。站在當時的需要上，為了鼓舞士氣、提振信心，把幾路集團都稱作“大軍”，似乎并不過分。但在陳賡自己心里，這個詞分量如何，他有自己的尺子。

二、黃河渡口的伏擊與一句“我們是小軍”

1947年6月30日，劉伯承、鄧小平率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強渡黃河，開始挺進大別山的行動。緊接著，依托各軍區獨立旅改編出的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縱陸續成形。向守志原率領的獨立第二旅，在8月改編為第九縱隊第二十六旅，他仍擔任旅長。

不久之后，第九縱就與第四縱一起南下，進入豫西地區，與劉鄧大軍進軍大別山形成戰略呼應。向守志的二十六旅，成為率先南渡黃河的前衛部隊，負責開路和掩護。

陳謝集團到達豫西后，很快就引來蔣介石的注意。駐守洛陽的整編第十五師，師長武庭麟奉命向黃河一線急進，企圖占領渡口，切斷陳謝集團與黃河北岸的聯系。那時，守衛渡口、防止敵軍突入的任務，主要就落在向守志的二十六旅身上。

為了打掉對手的銳氣，也為了給主力爭取機動時間，向守志決定在中岳一帶設伏。他在旅里開會時，話說得并不復雜，大意是：利用兩側山地起伏，把敵人引進來，砍腰子。一支旅，如果用得好，并非不能啃下一塊“硬骨頭”。

9月9日，武庭麟率部發起試探性進攻。開始階段，他誤以為遭遇的是零散游擊隊，沒太在意，結果越打越深，直接闖進了我軍設定的伏擊圈。伏擊打響后，二十六旅三個團合力作戰，殲滅整編十五師一個團，逼得武庭麟倉促后撤，橫水渡口被我軍收復。

以一個旅的力量，全殲敵一個團，擊退其余五個團的進攻，在當時整個野戰軍體系中，的確算得上漂亮戰例。戰報傳到陳賡那邊，他特意在戰斗間隙把向守志叫到司令部。

帳篷里氣氛并不拘束。陳賡笑著夸：“你們二十六旅打得不賴嘛！三個團干掉敵人五個團里的一個團，這一仗能寫進教材。”一邊說，一邊讓人端上來一鍋狗肉，兩人邊吃邊聊，話題也就順著戰況扯開。

聊到宣傳部門稱“陳謝大軍”的說法時，陳賡忽然收了笑，語氣卻仍舊帶著一點幽默：“為了宣傳方便，都說我們是陳謝‘大軍’。其實呀，我們這一塊，是‘小軍’，是劉鄧大軍分出來的一路。真正算得上大軍的，是他們那一主力。”

說著，他還豎起小指，比了個“小”的姿勢。這種半玩笑半認真的回應，既是對宣傳口徑的提醒，也透露出他對自身位置的清醒判斷。

三、第四縱的出身與“陳謝集團”的真實身份

陳賡為什么對“大軍”這兩個字這么敏感，很大一部分原因，來自他對部隊來源和隸屬關系的認識。在他看來，自己率領的第四縱隊，出身明確，根系就在劉伯承、鄧小平領導的第一二九師，是晉冀魯豫軍區的血脈之一。

從抗戰勝利前后說起，晉冀魯豫軍區為了對付向解放區滲透、蠶食的國民黨軍，各軍分區抽調主力，組建了幾支野戰縱隊。后來成形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縱隊，基本都在這一時期完成組建，成為機動性強、能夠遠程作戰的骨干力量。

1946年7月，全面內戰爆發后，晉冀魯豫軍區成立野戰軍指揮機關，下轄第三、第六、第七縱隊（隨后又補入第二縱隊），以及冀魯豫軍區部分主力，組成晉冀魯豫野戰軍。那時，第一縱隊尚在晉察冀軍區，暫時還未歸建。值得注意的是，第四縱隊當時并不在這個野戰軍序列之中。

原因并不復雜。第四縱隊被賦予了一項相對獨立的使命——經營晉南解放區，穩住這一重要區域的根基。戰斗打得很密集，發展也頗為順利。可以說，在被調往豫西以前，第四縱在晉南走的是“深耕”的路子，長期在一個方向用力。

如果日后沒有南渡任務，解放山西的作戰中，第四縱的名字極可能被寫在更顯眼的位置。但當時中央從全局出發，要在中原腹地打開一個新的戰略支點，綜合比較后，把這支實力較強、機動能力也不錯的部隊，從晉南抽出來，改由中央軍委直接使用。

1947年6月，劉鄧率主力渡河南進，陳賡的第四縱隊與第九縱隊合編，再加上原西北民主聯軍第三十八軍等部，組成“陳謝集團”，接受命令，從黃河南岸插入豫西。此時，這支部隊在組織關系上，雖然官兵多出自晉冀魯豫軍區，但在指揮鏈條上，已經成為中央軍委直接掌握的一支戰略機動力量。

嚴格來講，陳謝集團在行軍、作戰上，與劉鄧率領的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已經是兩個并列的集團。雙方在戰略目標上相互配合，在具體行動上互為策應，但指揮命令的出處，是統一報中央軍委，而不再是簡單的上下級關系。

同時期，華東野戰軍的一個重要兵團，由粟裕指揮，從山東、蘇北一帶西進，進入豫皖蘇地區。這一路，加上挺進大別山的劉鄧主力，以及挺進豫西的陳謝集團，三路力量在中原縱深地帶形成呼應，把戰火帶進國民黨統治較深的區域，使敵人不得不在自己的“后院”應付局勢。

這個戰略安排后來被證明是成功的。大別山方向雖然承受的壓力極大，劉鄧主力多次受到合圍，但始終沒有被吃掉，還在部分地區建立起星星點點的根據地。相比之下，陳謝集團和華野西兵團在豫陜鄂、豫皖蘇地區扎下的根更牢，形成的根據地，為日后中原大規模殲滅戰提供了回旋地帶。

從組織和任務屬性來看，陳謝集團長期由中央軍委直接指揮，承擔的是一條戰略突擊線。在這種意義上，稱之為“大軍”，算不上夸大。但陳賡始終堅持一個前提：無論級別怎么劃，根是從晉冀魯豫野戰軍那里來的，自己這一塊，是在整體布局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另立門戶的“新旗號”。

四、豫陜鄂根據地與未成形的“豫陜鄂野戰軍”

陳謝集團進入豫西后，并不是打一仗就走，而是邊作戰邊經營地盤。豫西地區山嶺、河谷交錯，交通相對不算通暢，既給了部隊機動的空間，也有利于開展地方工作。陳賡率部在這一帶連續作戰兩個月左右，頻頻出現在潼關到洛陽之間，把國民黨軍拖得疲于奔命，甚至兩度打到洛陽外圍。

隨著戰局推進，豫陜鄂一帶的根據地逐漸成形。陳賡不只是野戰部隊指揮員，還兼任豫陜鄂軍區司令員，負責這一片區域軍政工作的整體布局。等到劉鄧主力從大別山一線突圍調動，部分部隊、傷病員和干部轉移到這一帶休整時，豫陜鄂根據地就成為一個重要的接應點。

在考慮下一步戰略時，中央一度有過一個設想：讓粟裕率華野第一、第四、第六縱隊渡江南下，成立東南野戰軍，在更南方打開新戰場；與此同時，以豫陜鄂為基礎，籌建一支豫陜鄂野戰軍，并設立中原局豫陜鄂中央分局，陳賡將出任豫陜鄂軍區和豫陜鄂野戰軍的主官。

這個構想如果完全落地，中原和華東南部的格局將出現新的板塊劃分。不過，事情在1948年發生了轉折。粟裕發出那封著名的“子養電”，建議華東主力不要急于南下，而應留在中原地區，抓住機會尋求更大的殲滅戰。中央采納了這份建議，原定的東南野戰軍和豫陜鄂野戰軍計劃，也就自然擱置。

有意思的是，從這個未實行的計劃也能看出一點端倪：中央對陳賡及其部隊能力的認可，并不局限于某一段“協同作戰”的角色，而是考慮過在更大范圍內讓他負責一個戰區的整體指揮。只不過，戰局變化太快，很多構想停留在電報和方案階段，沒有走向完全實行。

1948年5月，晉冀魯豫野戰軍統一改稱為中原野戰軍。隨著這個調整，陳謝集團重新并入中原野戰軍序列，名義上回到了“大部隊”中去。表面上看，是一塊牌子和番號的變動，實際上也是中原戰場力量重新整合的一個節點。

在這一前后，“陳謝大軍”這個稱呼，在官方文件中出現的頻率并不高，更多還是停留在傳媒宣傳和解放區大眾口頭上的說法。陳賡對這個稱呼始終很克制，就是因為清楚：自己帶領的，是一部分主力，是一條突擊線，而不是可以與整支中原主力相提并論的獨立大軍。

五、洛陽一役、炮兵爭論與“有大局觀”的指揮員

1948年3月，宜川戰役結束后，洛陽地區兵力出現空檔。抓住這個機會，中原野戰軍與華東野戰軍陳唐兵團商定，聯合發起對洛陽的作戰。洛陽地處中原要沖，鐵路、公路均在此交匯，拿下這座城市，對下一步戰役展開意義重大。

在安排指揮員時，出現了一個看似細小卻很能說明問題的決定。按資歷和資格，陳賡完全可以出任此次戰役的總指揮。他參加革命早，擔任縱隊主官多年，又在豫西作戰經驗豐富，指揮大城市攻堅戰并非能力之外的事。

但那時有一個現實情況：陳賡名義上還只是第四縱隊司令員，陳謝集團并未正式掛出“兵團指揮部”的牌子；而華東一方的陳士榘任華東野戰軍參謀長，唐亮任政治部主任，職務上都屬于野戰軍機關的主要領導。從行政等級和建制上，兩邊不好簡單放在一條線上。

為了讓兩支部隊在聯合行動中減少隔閡，也為了在組織上體現對華東野戰軍整體的尊重，陳賡主動提出，由陳士榘擔任洛陽戰役總指揮，自己則指揮所屬部隊，按統一計劃配合行動。在火力保障不足的情況下，他的部隊仍然盡量按統一火力計劃攻擊，而不是單獨“搶風頭”。

洛陽戰役打完后，中原野戰軍在豫西召開總結會，陳士榘出席，并在會上大談炮兵在攻堅戰中的作用，強調長時間炮擊的重要性。聽的人當中，不少中原部隊干部心里多少有些不以為然：這場仗固然離不開炮火，但也不是單靠炮彈砸出來的。

劉伯承、鄧小平兩位首長，對這種情緒沒有公開表態。不過，陳賡在豫西的總結會上，就看出了問題，他不回避，直接指出：如果過分強調長時間炮擊，很容易讓部隊產生對炮火的依賴心理，進而削弱沖鋒時的決心，而在物資條件有限的情況下，還可能養成浪費炮彈的毛病。

之后，他專門給粟裕、陳士榘發電報，話說得相當明確，大意是：洛陽戰斗中，第三縱隊突擊前炮擊時間長達一到兩個小時，陳士榘在總結中又過于夸大炮火作用，這是不妥的。即便戰斗取得了勝利，也應該從中反思火力使用的合理性，防止唯裝備論的傾向。

這封電報從一個側面折射出陳賡的一個特點：在涉及戰役原則問題時，并不因為考慮面子而含糊其辭。他在意的是大局，在意的是整個野戰軍打仗的風氣，而不是哪一戰誰的名聲更響亮。也正因此，他對“陳謝大軍”這種容易引發錯位理解的稱呼，格外慎重。

中原方面對洛陽戰役總結不久，中央也就一些問題發出意見。關于某些戰役總結只著重自方戰果，而較少提到兄弟部隊配合作用的情況，中央提出了批評；同時，對過度倚重炮兵的做法，也作了提醒。這些觀點，與陳賡電報里的看法高度一致，可見他在分析問題時，已經自覺站到全國戰局“一盤棋”的高度。

從更長的時間軸看，陳賡在解放戰爭中的多次作戰構想，往往與中央的總體思路相吻合。他不是那種只盯著眼前一城一地得失的指揮員，而是能夠把手里這一支部隊，擺進全國局面的棋盤上來看。這種能力，在后來對他的評價中，被多次提到。

毛澤東曾在一封給中央的電報中提到，黨在二十多年斗爭歷程中真正成長起來的軍事家并不多，而最近幾年里，粟裕、陳賡相繼嶄露頭角，前途遠大，可以與彭德懷、劉伯承、林彪等并肩邁進。這番評價，已經把陳賡放在了“戰略指揮員”的行列。

也正因為如此，他對“陳謝大軍”這些容易被誤解為“另立一塊大旗”的說法，總是格外謹慎。他寧可在部下面前自稱“一路小軍”，也不愿在政治和宣傳層面留下任何模糊空間。對他來說，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名字，而是能否在整體戰略安排中，完成交給這一支部隊的那一段最艱難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