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的無奈！勤政一生難挽狂瀾，近代中國落后的根源竟在這兒？

近代中國落后的根源是什么，這次我們聚焦在一個關鍵人物身上清仁宗嘉慶皇帝。在大家眼中，嘉慶是個運氣極好卻又是個非常無能的皇帝。說他運氣好，是因為他一上任就抄掉了史上第一貪官和珅，巨額銀兩收入囊中不說，還樹立了新君的權威。

說他無能因為他執政二十四年的結果是“嘉道中衰”，歷來都說是他把康乾盛世的一手好牌打爛了。那這種說法準確嗎？

我們從“和珅跌倒，嘉慶吃飽”的故事說起，這大概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抄家典故了，但此事疑點重重，夾雜著大量以訛傳訛的內容。

這句話最早出自清代知名筆記小說《清稗類鈔》，這本書書記載了大量清代野史，朝野異聞、名人逸事，無所不包。

懂得傳播學的朋友應該都知道，押韻的傳播威力有多可怕。隨著“和珅跌倒，嘉慶吃飽”這句押韻的流行語傳開，和珅貪污的規模就扶搖直上。

隨著這種說法的不斷發酵，后來又出現了一份看似權威的史料叫《和珅犯罪全案檔》，現在網絡上流傳的和珅財產清單全都來自這份資料。

說“看似權威”，是因為這份全案檔藏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這個檔案館專門保存明清兩代的官方檔案，館藏資料多半來自大內，按理說可信度極高。所以很多人一看這份檔案的來歷，就一頭扎進去研究，最終把和珅的家產越抬越高，吹捧到了富可敵國的程度。

但如果攤開原始資料來看，很容易就能發現這套全案檔問題很多。

而且這份檔案里所有的“寧”字都缺一筆，這是標準的避諱寫法。因為道光皇帝的名字叫旻寧，在他之前沒有理由避諱“寧”字，所以學者判斷，這是道光年間才出現的野史，那時距離和珅被抄家至少已經過去三四十年了，根本不是該檔案所宣稱的嘉慶年間完成。

檔案中還有許多常識性錯誤，比如說和珅家里有黃金二百多噸。要知道乾隆年間中國黃金的年產量不足十噸，和珅家里藏了相當于中國二十年的黃金總產量。檔案還說和珅總資產超過八億兩，要知道乾隆年間中國白銀的總流通量是三億六百萬兩，和珅去哪里搞來八億兩？

既然網絡說法都不可信，那和珅到底貪了多少？

專門研究和珅的清史學者馮佐哲認為和珅貪的錢財大約在一千萬到兩千萬兩之間。

那這筆錢夠不夠嘉慶“吃飽”呢？

康熙朝結束時國庫存銀兩千三百六十一萬兩；

雍正朝結束時國庫存銀三千三百九十六萬兩；

乾隆朝結束時國庫存銀六千九百三十九萬兩。

這是康雍乾三朝的財政狀況總結，很能說明問題。當然先聲明一下，這些數字是賬面上的，肯定有水分，但數量級是不會有出入的。

也就是說，就算抄掉和珅的家產，讓嘉慶多了一兩千萬兩，這當然不是小數目，四舍五入都快趕上康熙朝末年的國庫存量了。但是要說這是多么大一筆巨款，未必能解決所有問題。

嘉慶登基要用錢的地方多了去了，因為乾隆給他留下了好幾個爛攤子，收拾任何一個都要花很多錢。

《大清會典》記載，乾隆年間的平均稅收來自田稅大約2900萬兩，鹽稅大約550萬兩，關稅大約430萬兩，最主要的三大項加起來大約每年四千萬兩左右。嘉慶年間的平均收入也是每年差不多四千萬兩。

從乾隆到嘉慶，兩朝政府收入基本持平。

而當時清朝的固定開銷成本是三個大項目：官俸、兵餉，河工，大約在三千五六百萬兩之間浮動。

也就是說，如果沒什么意外開銷，國家收支應該能平衡，每年還能剩個幾百萬兩，累積起來就是前面說的國庫存銀。

既然國庫有儲蓄，收支還略有盈余，再加上和珅家產充公的款項，嘉慶手頭應該很寬裕了吧？

可惜事實并非如此。

新皇登基，首先得平衡賬目。就是得把先皇時期留下來的各種爛賬盡可能一筆勾銷，學術性的說法叫“普免天下積欠錢糧”。

這筆錢非常多。根據乾隆晚年的財政收支推算，這些欠稅累計總額大概占歲入的百分之十，也就是兩千萬兩左右。

只看賬面數字，這筆呆賬沖銷就足以抵消和珅家產充公的進賬。新皇帝真正能動用的國庫存銀，并沒有剛才報出來的數字那么多，至少得打八折，糟糕的話可能要打五折。

不過皇帝通常不會太心痛，因為這是標準的陳年爛賬。欠稅的地區不是常年受災，就是盜匪橫行，老百姓通常窮得有上頓沒下頓，哪有錢補稅，收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與其逼地方官橫征暴斂，不如新皇登基免掉舊欠，也算收買人心。

不過對嘉慶來說，這只是開胃菜，真正的大麻煩是鎮壓白蓮教的軍費開銷。

白蓮教起義可以算是后來太平天國的超長預告片，這時的大清還在巔峰期尾聲，雖然被這場動亂剝掉三層皮，好歹是用全國資源碾壓了反叛軍，沒被這場大亂搞垮江山。

換句話說，抄掉史上第一貪官的進賬，也就夠打一年，剩下九年的開銷還得自己墊上。單就這一筆開銷，嘉慶根本就吃不飽。

而這么大的一場內戰是他爹乾隆留下來的爛攤子。

在乾隆朝最后幾年，由于承平日久，又不收人頭稅，大清人口劇增，已逼近傳統農業社會承載力的極限。當時大清人口超過三億，但凡哪個地方發生點天災，立刻就有幾十萬災民嗷嗷待哺，這就是大規模內戰的根源。

那幾年，河南、安徽、江西加起來有數百萬居民在逃荒，其中上百萬人涌向四川、湖北一帶，朝廷把這批人稱為“川楚難民”。

這些難民避災逃荒，哪里有口飯吃就往哪里去。但中國有句古話叫“人離鄉賤”，難民生活自然極為艱難，而且脫離了鄉土宗族的保障，會非常沒有安全感。

根據歷史經驗，這是滋生極端團體的絕佳土壤。這樣一大群人，只要被有心人組織起來，很容易出大亂子。

這次的有心人就是白蓮教。白蓮教的教義大概就是“世界末日將至，彌勒降生，眾生平等”那一套。

在這種時刻，如果官府能認清形勢，迅速動員，救災安民，一方有難，八方支援，那么中原大地也許就能免去一場浩劫。

可惜事與愿違。乾隆六十年，當地官府大舉出動，但他們不是來救災的，而是“拿災民來發財”。

官府以“剿滅邪教”為名，大量抓捕教民。所謂的“教民”，按照官府的標準是：“不論習教不習教，但論給錢不給錢，不遂所欲，即誣以邪教之罪。”

簡單說就是：如果官府說你是白蓮教，你最好能花錢消災；如果你沒錢，那你最好真的是白蓮教，這樣官府才不敢動你，不然會吃不了兜著走。

用這種方式“救災”，后果可想而知。

嘉慶元年正月初七，也就是乾隆傳位給嘉慶的第七天，席卷西南五省的白蓮教之亂爆發了。

雖然年號已經換成嘉慶，但責任顯然應該算在乾隆頭上。

“古稀天子”當即明發上諭，命四川總督和琳（和珅弟弟）主剿、云貴總督福康安、湖廣總督福寧會剿。

單從這個平亂陣容來看，戰略格局還算可以。可惜軍隊的戰斗力跟太上皇想象中的不太一樣。

此時已是乾隆末年，八旗兵早已腐化，別說打仗，能不能好好行軍都是問題。當時還有點戰斗力的政府軍只能靠綠營。

但綠營愿意打仗，是因為這是發財的好機會。各級軍官拿著微薄軍餉苦熬多年，等的就是這種“國家用人之際”。

于是兵部命令一發，他們就到戶部支取軍費，納入私囊。至于士兵的糧餉，從來都不是將領關心的問題。

于是河南來的援軍四十五天不發糧食，士兵只好集體逃回家鄉，否則就要餓死。湖北本地士兵糧餉被長官克扣，士兵只好靠搶劫百姓為生。

高級將領的生活則是帶著戲班子上前線，成天喝酒唱戲，一切開支都從軍費里報銷。仗打得越久，撈得越多。

至于定期給皇帝看的戰果，則虛張聲勢，稍有斬獲便以少報多、殺良冒功，激起民變更是時有發生。

總之，皇帝急著平亂，但實際負責的將領們，卻恨不得戰爭永遠繼續下去。

發展到最后，內戰雙方都演化出了應對套路。清軍每逢出征，必然排出兩列隊形，第一排是鄉勇，也就是民兵，第二排才是正規軍綠營兵。

白蓮教這邊，不應戰也就罷了，如果被逼應戰，通常就驅趕難民在前面擋著，教眾則在后面起哄，并防止難民潰散。然后鄉勇就和難民一陣互毆，最常見的結局是兩邊打完各自散去，然后上報請賞。

這不是打仗，簡直是上班打卡。

但這樣打下去，戰爭永遠不會結束。

也許你會問，這么搞難道高層不會追究嗎？當然不會。那是乾隆末年，高層就是和珅。

在太上皇統治的最后三年里，上至軍機大臣和珅，下至督撫道府，幾乎所有參與這場戰爭的人，都把戰爭當成合法撈錢的機會，不會有人追究，只要大家都拿到錢就好。

所以打這樣一場中等規模的戰亂，一年就要花掉兩千萬兩白銀就不奇怪了。

所以對嘉慶來說，問題的根源是和珅。

乾隆后期的昏聵與和珅的貪贓枉法，嘉慶看得一清二楚。

但他不能動手，至少現在不行，太上皇還在，投鼠忌器。

等熬到乾隆去世，新皇一天都不能等，必須立即誅殺此獠。

根據《清仁宗實錄》記載，嘉慶曾對身邊人說：

“白蓮教一事，在于官吏多方搜刮，竭盡民脂民膏，因而激變如此。然州縣剝削小民，多為趨奉上司，督撫勒索屬員，無非結交和珅。故此層層貪腐，皆為和珅一人，而無窮之苦累，則我百姓當之。”

看過這段話你就知道，和珅的死跟什么“遞如意”根本沒關系。在嘉慶心里，大清國與和珅，只能活一個，最后和珅被處決了。

隨后，一場堅定的改革開始了。

嘉慶皇帝的改革

親政后第二個月，嘉慶下諭：今后皇帝出宮祭天及謁陵，隨行儀仗減半，皇后嬪妃皆不隨行。

又過幾天，再下諭：禁止大臣進貢古玩字畫，從今以后再有貢獻者，嚴懲不貸。

正當大臣們半信半疑，猜測新皇帝是否故作姿態時，又一道上諭震撼了全國。

這是一道針對一塊玉石的奇特命令：當時有人奏報，一塊從新疆運來的特大玉石，因路途艱難，請求延期送達。

皇帝批示很簡單：“著個地方官，一接此諭，不論玉石行至何處，即行拋棄。玉石雖美，無益民生，朕不喜愛。”

這下沒人再懷疑新皇帝的決心了。

然后皇帝開始全面反腐。

首先清除和珅黨羽。嘉慶四年春天，皇帝一口氣換掉全國十一名總督中的六個。如此重要的職位一次性大規模換人，是大清開國以來前所未有的官場大地震。

除了撤職，還有嚴懲。湖南布政使公開賣官，被斬首；漕運總督在任內索賄，被絞刑；湖北某道臺貪污軍需銀三萬兩，被抄家處斬。

總之，新皇帝是來真的，而且效果相當顯著，內戰開始出現轉機。

嘉慶七年冬天，三大總督聯名六百里加急奏報送到京師，一句“大功底定，川陜楚首逆全數肅清”，讓嘉慶帝熱淚盈眶。他辛苦三年，終于有了成果。

然后，一大盆冷水當頭澆下。一場離奇的行刺案突然發生。

嘉慶八年二月二十日，皇帝由圓明園起駕回宮，剛至神武門，一名衣衫襤褸的男子手持短刀，直奔皇帝御駕。上百名御前侍衛大多呆立當場，僅四人上前阻攔，一人連中三刀，刺客仍沖到御輦十步之內。

多虧禁軍統領定親王綿恩身手極好，閃身上前用衣袖擋住利刃，才沒讓嘉慶當場遇刺。

這是大清開國以來第一起公然行刺皇帝的案件。

刑部在天牢審訊一個多月后，得知此人名叫陳德，因失業厭世，想干一票大的，故而前來行刺。

陳德并沒有什么絕世武功，只是之前在內務府當過廚子，熟悉皇宮道路。而且當天衛兵并未按規定執勤，于是他持刀如入無人之境，順利潛伏在神武門旁西廂房，差點就把皇帝刺殺了。

這樁匪夷所思的行刺案，暴露了大清的統治體制已經病入膏肓，這讓嘉慶平定白蓮教的喜悅蕩然無存。

實際上，大清當時真的是元氣耗盡。

元氣耗盡的大清

嘉慶十年九月，皇帝要東巡，前往東北祭奠祖陵。隨行隊伍至少萬人，內務府給出的預算是耗銀兩百萬兩。就這么一筆錢，已經讓皇帝大為頭疼，最后宣布不帶任何嬪妃，才勉強成行。

對比動輒耗資千萬的乾隆下江南，嘉慶時代早已今非昔比。

然后皇帝就發現，殺掉一個和珅根本沒用。因為大清朝的貪腐已成制度性問題，殺掉一個人不過是換個人收錢而已。官僚們對腐敗絲毫不以為恥，反以能撈錢為榮。

甚至皇帝親手樹立的廉政楷模，幾年后就變成新的貪官。

比如當初率先揭發和珅的諫官廣興，和珅倒臺后奉命前往四川管理軍需，結果被舉報一年貪污四萬兩，查證屬實，下獄處斬，家產抄沒。

這種“清水變泥漿”的案子一年要發生幾十起，你說大清還怎么實現太平盛世？

貪腐是會腐蝕社會的。拿水利工程來說，嘉慶時代黃河幾乎年年決口。朝廷每年拿出上千萬兩白銀治河，結果河督衙門天天飲酒唱戲，一桌酒席動輒千兩，至于治河工程，則處處偷工減料。于是年年治河，年年決口。

皇帝一個人枯坐養心殿，束手無策。抓不勝抓，殺不勝殺，派去查貪官的人，很快也變成貪官。

這是結構性問題，換掉某個人，甚至換掉一批人都沒用，沒有一個人是可靠的。

從事后的上帝視角來看，這是注定的死局。

如果沒有新的科技與生產力從外部輸入，沒有新的思想模式改變舊有社會規范，就算把嘉慶換成雍正，也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我們來細看到底是哪些結構性問題。

首先是人口壓力。

乾隆六年，全國首次人口普查結果是一億四千萬；乾隆六十年，突破三億；嘉慶十七年，增至三億六千萬。

人口暴增，卻沒有新的生產方式配套，新增人口只能陷入絕對貧困。

結果就是，自乾隆末年以來，數百萬無業游民游蕩在楚、粵、贛、皖、黔等地，這就是白蓮教造反的底層根源。不解決這個問題，就算除掉白蓮教，還會有紅蓮、黑蓮之類的組織接連登場。

那要怎么解決？我們打開上帝視角看一看。

嘉慶十七年是1812年，工業革命已經開展多時。蒸汽機、飛梭、紡紗機、蒸汽輪船、高壓鍋爐，當時英國都已經有了，火車也即將誕生。

如果當時大清打開國門，與英國交流，提早進行改革開放，這個死結或許就能解開。

這并非單純異想天開。

1861年，英國人赫德受聘擔任大清粵海關稅務司，在此后半個世紀里，他幾乎以一己之力撐起大清半壁財政。

在赫德之前，大清歲入巔峰在乾隆三十一年，約五千五百四十九萬兩，此后長期在四千萬兩上下徘徊近百年。

赫德上任后，打造了大清唯一一個幾乎沒有貪污的衙門。1893年，大清歲入正式突破一億兩，1903年超過兩億兩，增幅主要來自關稅。

可以說，如果嘉慶時代就有赫德這樣的人物，大清或許會走上另一條道路。

可惜這樣的事情并沒有發生。嘉慶面對的是他既無法理解、也無法解決的難題。

為什么官員們這么貪？是良心都壞了嗎？有可能。但更現實的原因是壓力。

由于美洲白銀持續流入，加上人口增長近三倍，嘉慶年間的物價比乾隆初年上漲三倍多。

而康熙“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祖訓把大清財政收入死死釘死在康乾水平，直到嘉慶朝結束，總稅收僅增長6.3%。

這意味著，當年為八千萬人設計的財稅體制，要承擔起養活三億多人的責任。

朝廷缺錢，官員也缺錢。不貪腐，生活水準就要下降。大清能有幾個海瑞愿意清貧度日？

多數官員只能選擇吃拿卡要，差別只在拿多拿少而已。

可嘉慶不愿意混吃等死，他對繼承的這個國家有一種使命感。

中國落后于西方的根源

嘉慶東巡歸來后，皇帝頒布《守成論》。

這是他反思之后得出的解決方案，全篇宗旨就是：回歸初心。

皇帝認為每個王朝建立之初，制度都很完善，但后代子孫往往自作聰明，變亂成法，于是毀棄祖先基業，埋下滅亡種子。

對此，皇帝的結論是：“亡國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

總之，就是由皇帝帶頭，恪守祖制，重建吏治，打造一個“有滿洲特色”的大清。

這樣搞了幾年之后，結果毫無起色。

縱觀嘉慶二十四年半的統治，皇帝本人清正廉潔、勤于政務，中樞大臣經過數次清洗后，大多操守尚可、辦事謹慎。翻看《清仁宗實錄》，這一朝官員的評價多是“忠清直經，老成端謹，清介持躬”等詞匯。

他們一直努力上班，直到王朝一步步滑向深淵。

這是一個從“偉大期許”走向“全面尷尬”的皇帝。

他沒有明顯過錯，也沒什么私欲，可他改變不了時代潮流，即便他是至高無上的皇帝。

這樣的皇帝，人們對他的評價也是“無能”。

在他的時代，不是沒有人提出過新的出路。

嘉慶四年四月十九日，在一切還來得及的時候，有民間商人上書直隸地方官，提議在直隸邢臺開采銀礦。

此事驚動皇帝，嘉慶直接下詔表態：開礦不是小事，以牟利為名聚集大量人口，經年累月之后，聚眾鬧事勢在必然。此事極為危險，斷不可行。

最后皇帝下令將這兩名提議開礦的商人押送原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從此不許出境滋事。同時還處分了地方官，理由是把這種不合祖制的事上報朝廷，明顯是收受好處，希望事成后分潤，實在卑鄙，必須嚴懲。

在我看來，嘉慶這位“好人皇帝”決定的國策，正是近代中國落后于西方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