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院士批駁英媒對華報道：無心之失還是惡意為之？

母親的微笑，學生聽老師講課，執法者履職，媒體平臺上的新聞報道，以及大量的非虛構類書籍——這些看似不相關的事情，卻都是通過傳播分享知識，構建并維系文化的例證。其成功與否取決于傳播的質量——母親微笑的溫暖、教師教學技能水平、信息的真實與客觀等。

跨文化傳播之所以困難，是因為不同文化背景下人們的基礎認知、法律規范與生活方式存在差異。成功的跨文化交流必須承認、尊重并理解這些差異。但這還不夠，真正做到跨文化理解還需依賴傳播信息的真實性。在地緣政治日益割裂的當今世界，信息傳播常被失實、扭曲的敘事所干擾。這有時源于誤解或疏忽，有時則是刻意為之——盡管傳播者未必這么認為。

2025年10月23日，廣西桂林龍勝縣，游客在龍脊鎮觀看梯田夜景

英國《金融時報》記者威廉·蘭利近期發表的長篇大論《中國聲稱消除了貧困，真的做到了嗎？》提供了一個發人深省的案例。筆者需說明，蘭利在走訪貴州前曾與筆者交流，文章也引用了筆者觀點。而《金融時報》也自稱其權威性、可信性和準確性均獲全球讀者認可。

該報道聚焦中國扶貧行動。文章承認2014至2021年中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超80%，卻未提及世界銀行數據：過去40年中國減少了近8億極端貧困人口，“貢獻全球減貧成果近四分之三”。

蘭利以一位貴州侗族女性居民為例（報道其“月生活費不足200元”），斷言其生活狀態"應是中國過去式"，并錯誤宣稱中國貧困標準靜止不變、不考慮脫貧后返貧、“低估貧困規模”，并且“因驕傲阻礙了進一步扶貧的努力”，甚至稱"中國落后于全球扶貧實踐"。報道還引用匿名專家質疑中國易地扶貧搬遷成效。

來自貴州省晴隆縣三寶彝族鄉的兩名搬遷群眾在阿妹戚托小鎮易地扶貧搬遷安置點刺繡（2019年6月6日攝）。新華社記者 楊文斌 攝

驚訝于這篇文章這樣武斷、明顯與事實不符的論斷，筆者于是通過AI工具分析該文：

深度求索指出其屬"偽裝成調查的倡導性新聞"，通過選擇性案例暗示系統性失敗，刻意調整標準以迎合批判，忽視反證。

美國的ChatGPT承認文章提出"扶貧可持續性的合理質疑"，但指出，“盡管該文章引用了專家評論和世界銀行的基準數據，但其缺乏學術研究應有的方法論嚴謹性。在沒有全國代表性數據支持的情況下，幾個個體的經歷不足以用來評估一項影響數億人的國家政策。由此可見，這篇文章清晰地展示了敘事新聞與系統研究之間的差異。”

此外，ChatGPT主動提出要“指出此報道中所體現的西方涉華報道使用的五種隱性宣傳技巧”。

第一種技巧是“以軼事替代證據”。盡管記者采訪的貴州侗族居民經歷“在情感上具有沖擊力”，但從統計意義上而言，其既不能代表中國14億人口，甚至也無法代表其低收入群體的整體狀況。

第二種技巧是“選擇性地理呈現”。雖然蘭利承認貴州是中國最貧困的省份之一，但讀者可能會下意識地將最貧困地區的狀況等同于全國整體情況。

第三種被指出的技巧是“改變標準”——通過轉換評判標準以達到其負面引導的目的。蘭利欲抑先揚，先承認中國對全球減貧的貢獻，隨后又引用世界銀行針對中高收入國家的更高貧困線標準，以此暗示中國政策的失敗。

第四種是“情緒錨定”。文章開頭對貴州一位侗族居民的描述形成了一種負面情緒錨點，這個象征性的個案足以影響讀者對整項政策的理解。

第五種是將政策評價與近期經濟事件混為一談，例如新冠疫情、房地產市場下行和消費疲軟，這些既不是脫貧政策的結果，也不能證明其失敗。

除了ChatGPT指出的這些宣傳技巧外，我還要補充一種“語氣偏見”。通過詞語選擇和暗示，文章的風格從理性的批判懷疑滑向了帶有侵蝕性的嘲諷。例如，文章稱中國過于宣揚、“鼓吹”扶貧攻堅的勝利，甚至稱中國消除貧困是被“宣布”的，而不是被“實現”的；又稱中國領導人“癡迷”于消除貧困。而真正經歷過貧困的人，不會認為任何致力于消除貧困的努力是一種“癡迷”。

文章還寫道，居民“開始種植”卷心菜——暗示出于無奈；安置社區“看起來”無人居住，兒童游樂場“似乎”被廢棄，而作者并沒有確鑿證據證明這些情況屬實。

文章把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描述為“橡皮圖章議會”，卻沒有提到其通過的立法通常是在長達幾年的協商過程中形成的，這一過程涉及多個民主政黨、大量社會組織和民眾的意見。

當然，也必須承認，盡管中國政府各級部門協調推進政策，企業積極參與，還有80萬名扶貧干部進村入戶，但消除極端貧困仍然極具挑戰性。

2025年9月21日，在山東省青島市城陽區夏莊街道山色峪鄉村振興齊魯樣板省級片區舉辦的農民運動會上，村民挑著象征五谷豐登的竹筐翻越障礙

受地理條件制約，部分偏遠地區難以通過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實現有效聯通，這為當地脫貧成果的可持續鞏固帶來了實際困難。即便通過易地搬遷政策，居民得以入住現代化住房并獲得就近就業機會，一些地方干部在實踐中發現，有序引導勞動力向城鎮轉移，仍然是許多家庭提高收入、穩定脫貧成果的重要補充路徑。

然而，說中國對貧困的定義是靜態的，這顯然不符合事實。中國“十五五”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要“統籌建立常態化防止返貧致貧機制，堅持精準幫扶，完善兜底式保障，強化產業、就業等開發式幫扶，增強內生動力，分層分類幫扶欠發達地區，確保不發生規模性返貧致貧”。甚至在2014年至2016年間建立的貧困人口數據庫，也一直由地方政府持續更新。

同樣，中國既沒有低估貧困，也沒有落后于其他國家。蘭利提出這樣的指控，實際上是對世界銀行統計口徑的歪曲理解——該機構設定的中高收入國家每日8.30美元收入標準，僅是用于跨國比較的統計工具，并非各國制定本國脫貧目標時的依據。2015年，收入低于這一標準的中國人口比例為42.4%，略高于其他中高收入國家41.8%的平均水平。然而到2022年（最新可得數據），中國這一比例已降至21.5%，遠低于中高收入國家35.8%的平均水平。顯然，中國在減貧方面仍然處于世界領先地位。

當我問ChatGPT，盡管存在這些問題，蘭利的文章是否仍然可以算作優秀新聞報道時，它回答：

“可以……雖然它不符合嚴格意義上研究的標準……但它是媒體學者所稱的‘敘事型經濟新聞’的一個好例子。這種寫作方式被廣泛應用在《金融時報》《紐約時報》和《經濟學人》等媒體的長篇報道中。”

因此，在閱讀西方記者的報道時，人們應當始終意識到其中可能存在的“隱蔽宣傳技巧”，因為他們在進行跨文化傳播時，信息的真實性未必總是能得到保證。

羅伯特·沃克（Robert Walker） 英國皇家藝術學會和社會科學院院士，牛津大學格林坦普頓學院名譽教授，北京師范大學京師書院教授

（約稿/翻譯：張輝）

母親的微笑，學生聽老師講課，執法者履職，媒體平臺上的新聞報道，以及大量的非虛構類書籍——這些看似不相關的事情，卻都是通過傳播分享知識，構建并維系文化的例證。其成功與否取決于傳播的質量——母親微笑的溫暖、教師教學技能水平、信息的真實與客觀等。

跨文化傳播之所以困難，是因為不同文化背景下人們的基礎認知、法律規范與生活方式存在差異。成功的跨文化交流必須承認、尊重并理解這些差異。但這還不夠，真正做到跨文化理解還需依賴傳播信息的真實性。在地緣政治日益割裂的當今世界，信息傳播常被失實、扭曲的敘事所干擾。這有時源于誤解或疏忽，有時則是刻意為之——盡管傳播者未必這么認為。

2025年10月23日，廣西桂林龍勝縣，游客在龍脊鎮觀看梯田夜景

英國《金融時報》記者威廉·蘭利近期發表的長篇大論《中國聲稱消除了貧困，真的做到了嗎？》提供了一個發人深省的案例。筆者需說明，蘭利在走訪貴州前曾與筆者交流，文章也引用了筆者觀點。而《金融時報》也自稱其權威性、可信性和準確性均獲全球讀者認可。

該報道聚焦中國扶貧行動。文章承認2014至2021年中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超80%，卻未提及世界銀行數據：過去40年中國減少了近8億極端貧困人口，“貢獻全球減貧成果近四分之三”。

蘭利以一位貴州侗族女性居民為例（報道其“月生活費不足200元”），斷言其生活狀態"應是中國過去式"，并錯誤宣稱中國貧困標準靜止不變、不考慮脫貧后返貧、“低估貧困規模”，并且“因驕傲阻礙了進一步扶貧的努力”，甚至稱"中國落后于全球扶貧實踐"。報道還引用匿名專家質疑中國易地扶貧搬遷成效。

來自貴州省晴隆縣三寶彝族鄉的兩名搬遷群眾在阿妹戚托小鎮易地扶貧搬遷安置點刺繡（2019年6月6日攝）。新華社記者 楊文斌 攝

驚訝于這篇文章這樣武斷、明顯與事實不符的論斷，筆者于是通過AI工具分析該文：

深度求索指出其屬"偽裝成調查的倡導性新聞"，通過選擇性案例暗示系統性失敗，刻意調整標準以迎合批判，忽視反證。

美國的ChatGPT承認文章提出"扶貧可持續性的合理質疑"，但指出，“盡管該文章引用了專家評論和世界銀行的基準數據，但其缺乏學術研究應有的方法論嚴謹性。在沒有全國代表性數據支持的情況下，幾個個體的經歷不足以用來評估一項影響數億人的國家政策。由此可見，這篇文章清晰地展示了敘事新聞與系統研究之間的差異。”

此外，ChatGPT主動提出要“指出此報道中所體現的西方涉華報道使用的五種隱性宣傳技巧”。

第一種技巧是“以軼事替代證據”。盡管記者采訪的貴州侗族居民經歷“在情感上具有沖擊力”，但從統計意義上而言，其既不能代表中國14億人口，甚至也無法代表其低收入群體的整體狀況。

第二種技巧是“選擇性地理呈現”。雖然蘭利承認貴州是中國最貧困的省份之一，但讀者可能會下意識地將最貧困地區的狀況等同于全國整體情況。

第三種被指出的技巧是“改變標準”——通過轉換評判標準以達到其負面引導的目的。蘭利欲抑先揚，先承認中國對全球減貧的貢獻，隨后又引用世界銀行針對中高收入國家的更高貧困線標準，以此暗示中國政策的失敗。

第四種是“情緒錨定”。文章開頭對貴州一位侗族居民的描述形成了一種負面情緒錨點，這個象征性的個案足以影響讀者對整項政策的理解。

第五種是將政策評價與近期經濟事件混為一談，例如新冠疫情、房地產市場下行和消費疲軟，這些既不是脫貧政策的結果，也不能證明其失敗。

除了ChatGPT指出的這些宣傳技巧外，我還要補充一種“語氣偏見”。通過詞語選擇和暗示，文章的風格從理性的批判懷疑滑向了帶有侵蝕性的嘲諷。例如，文章稱中國過于宣揚、“鼓吹”扶貧攻堅的勝利，甚至稱中國消除貧困是被“宣布”的，而不是被“實現”的；又稱中國領導人“癡迷”于消除貧困。而真正經歷過貧困的人，不會認為任何致力于消除貧困的努力是一種“癡迷”。

文章還寫道，居民“開始種植”卷心菜——暗示出于無奈；安置社區“看起來”無人居住，兒童游樂場“似乎”被廢棄，而作者并沒有確鑿證據證明這些情況屬實。

文章把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描述為“橡皮圖章議會”，卻沒有提到其通過的立法通常是在長達幾年的協商過程中形成的，這一過程涉及多個民主政黨、大量社會組織和民眾的意見。

當然，也必須承認，盡管中國政府各級部門協調推進政策，企業積極參與，還有80萬名扶貧干部進村入戶，但消除極端貧困仍然極具挑戰性。

2025年9月21日，在山東省青島市城陽區夏莊街道山色峪鄉村振興齊魯樣板省級片區舉辦的農民運動會上，村民挑著象征五谷豐登的竹筐翻越障礙

受地理條件制約，部分偏遠地區難以通過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實現有效聯通，這為當地脫貧成果的可持續鞏固帶來了實際困難。即便通過易地搬遷政策，居民得以入住現代化住房并獲得就近就業機會，一些地方干部在實踐中發現，有序引導勞動力向城鎮轉移，仍然是許多家庭提高收入、穩定脫貧成果的重要補充路徑。

然而，說中國對貧困的定義是靜態的，這顯然不符合事實。中國“十五五”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要“統籌建立常態化防止返貧致貧機制，堅持精準幫扶，完善兜底式保障，強化產業、就業等開發式幫扶，增強內生動力，分層分類幫扶欠發達地區，確保不發生規模性返貧致貧”。甚至在2014年至2016年間建立的貧困人口數據庫，也一直由地方政府持續更新。

同樣，中國既沒有低估貧困，也沒有落后于其他國家。蘭利提出這樣的指控，實際上是對世界銀行統計口徑的歪曲理解——該機構設定的中高收入國家每日8.30美元收入標準，僅是用于跨國比較的統計工具，并非各國制定本國脫貧目標時的依據。2015年，收入低于這一標準的中國人口比例為42.4%，略高于其他中高收入國家41.8%的平均水平。然而到2022年（最新可得數據），中國這一比例已降至21.5%，遠低于中高收入國家35.8%的平均水平。顯然，中國在減貧方面仍然處于世界領先地位。

當我問ChatGPT，盡管存在這些問題，蘭利的文章是否仍然可以算作優秀新聞報道時，它回答：

“可以……雖然它不符合嚴格意義上研究的標準……但它是媒體學者所稱的‘敘事型經濟新聞’的一個好例子。這種寫作方式被廣泛應用在《金融時報》《紐約時報》和《經濟學人》等媒體的長篇報道中。”

因此，在閱讀西方記者的報道時，人們應當始終意識到其中可能存在的“隱蔽宣傳技巧”，因為他們在進行跨文化傳播時，信息的真實性未必總是能得到保證。

羅伯特·沃克（Robert Walker） 英國皇家藝術學會和社會科學院院士，牛津大學格林坦普頓學院名譽教授，北京師范大學京師書院教授

（約稿/翻譯：張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