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汴河詩詞看隋煬帝評價的歷史演進

汴河，這條隋朝大業(yè)年間開鑿的人工運河，西通河洛，南達江淮，千里煙波，橫貫中原。一千三百余年間，無數(shù)詩人行經(jīng)此水，或感懷興亡，或嗟嘆民生，或詠物寄情，留下了數(shù)量可觀的詩詞作品。這些詩詞不僅是文學創(chuàng)作，更是一部形象的歷史評價文獻。其中，對運河開鑿者隋煬帝楊廣的評說，成為貫穿始終的主題。從唐人“盡道隋亡為此河”（皮日休《汴河懷古》）的直白議論，到宋人“誰知晝夜滔滔意，不是沉舟即載舟”（宋祁《汴堤閑望》）的辯證思考，再到明清時期“只今惟有隋堤柳”（李心銳《秋日甬上懷古》）的歷史遠眺，對隋煬帝的評價經(jīng)歷了復雜而深刻的歷史演進。透過歷代汴河詩詞的層層累積，可以清晰地觀察到不同時代詩人對同一歷史人物的認知變遷，以及這種變遷背后所蘊含的歷史觀念演進。

唐人視角 奢靡之君與“生人為害”

唐代是汴河詩詞創(chuàng)作的第一個高峰期。唐代詩人行經(jīng)汴水，面對隋堤煙柳，很自然地會追想開河往事。值得注意的是，距離隋亡最近的唐代詩人，其評價呈現(xiàn)出復雜的多面性。

一方面，唐人多直指隋煬帝開河為奢靡亡國之舉。詩人李益《汴河曲》開篇即言：“汴水東流無限春，隋家宮闕已成塵”，將汴河的永恒春色與隋朝的轉(zhuǎn)瞬成灰形成強烈對比。詩人許渾《汴河亭》更是以“四海義師歸有道，迷樓還似景陽樓”作結(jié)，將隋煬帝的迷樓與陳后主陳叔寶的景陽樓并置，暗示二者同為亡國之君。詩人胡曾《汴河》詩最為直白：“千里長河一旦開，亡隋波浪九天來。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更不回。”在這類詩作中，隋煬帝被塑造成因個人享樂而耗盡民力的典型。

另一方面，唐人已經(jīng)開始注意到汴河的客觀功用。詩人皮日休《汴河懷古二首》其二代表了這種辯證思考的萌芽：“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皮日休明確提出，若無南巡游樂之事，隋煬帝開河的功績可與大禹治水相提并論。這一觀點極具突破性——它將“開河”這一行為本身與“開河的目的”相剝離，看到了工程本身的長期價值。詩人李敬方《汴河直進船》則從民生角度表達了兩面性：“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為害亦相和。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脂膏是此河。”詩中“利最多”與“取盡脂膏”并舉，揭示了同一事件對后世與當代的不同影響。

詩人白居易《隋堤柳》的處理更為含蓄：“隋堤柳，歲久年深盡衰朽……后王何以鑒前王？請看隋堤亡國樹！”以柳喻人，以柳鑒史，強調(diào)的是歷史教訓而非單純譴責。這種態(tài)度反映了唐代詩人對歷史復雜性的初步認知——他們既看到了隋煬帝的過失，也開始意識到歷史評價需要時間距離。

宋人視野 歷史功罪的辯證思考

兩宋時期，隨著汴河漕運達到鼎盛，詩人對隋煬帝的評價進一步深化。宋人既因汴河的現(xiàn)實利益而更加珍視這條運河，也因朝代更迭的歷史經(jīng)驗而能夠更加客觀地審視隋朝興亡。

詩人梅堯臣《汴渠》詩代表了宋人對汴河功用的理性認知：“我實山野人，不識經(jīng)濟宜。聞歌汴渠勞，謾綴汴渠詩。汴水源本清，隨分黃河枝……今來雖太平，盡罷未是時。愿循祖宗規(guī)，忽益群息之。”梅堯臣雖自謙不懂經(jīng)濟，卻明確認識到汴河在國家漕運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強調(diào)“愿循祖宗規(guī)”，延續(xù)利用這一水利遺產(chǎn)。這種務實態(tài)度背后，是對隋煬帝功過的超越性思考——不再糾纏于個人品行，而是著眼于工程的實際效益。

詩人黃庶《汴河》詩則從國運角度展開論述：“萬艘北來食京師，汴水遂作東南吭。甲兵百萬以為命，千里天下之腑腸。”將汴河定位為國家命脈，其價值遠超一時一代。詩人鄭獬《汴河曲》更以問句質(zhì)疑單純譴責隋煬帝的論調(diào)：“朝漕百舟金，暮漕百舟粟。一歲漕幾舟，京師猶不足……此河百余年，此舟日往復。自從有河來，宜積萬千屋。”通過呈現(xiàn)汴河百年來的實際效益，引導讀者思考歷史評價的復雜性。

值得注意的是，宋人詩詞中出現(xiàn)了更多將汴河與民生直接關(guān)聯(lián)的表達。詩人范成大《汴河》詩序稱“汴自泗州以北皆涸，草木生之”，而詩中“指顧枯河五十年，龍舟早晚定疏川”的期盼，實際上是對汴河功能的肯定，間接承認了隋代開河的長遠價值。這種從現(xiàn)實利益出發(fā)的歷史認知，使宋人能夠超越簡單的是非判斷，進入更加理性的歷史思考。

元明界 歷史遠眺中的復雜情感

元明時期，汴河逐漸淤廢，詩人面對的不再是千帆競發(fā)的漕運通道，而是殘堤衰柳的歷史遺跡。這種物理形態(tài)的變化，深刻地影響了詩人的歷史認知。

元人陳復《宿州作》其三詩云：“城貫長堤柳滿鴉，防秋帶月聽鳴笳。埇橋無復波通漕，靈壁徒聞石臥沙。”詩中“柳滿鴉”三字，以柳色依舊與寒鴉滿枝的意象疊加，道盡了運河廢棄后的荒涼。在這種歷史遠眺中，隋煬帝的形象更加復雜化——既非唐人筆下單純的奢靡之君，也非宋人理性審視的對象，而成為歷史滄桑的象征符號。

這種借運河興廢以詠史的傳統(tǒng)，在明代文人陸深的《行經(jīng)隋堤有感》中得到了延續(xù)：“端委猶堪致太平，龍舟錦纜竟何成。空余細水緣堤曲，別有垂楊帶晚晴……行人誰管興亡事，但說揚州接汴京。”尾聯(lián)“行人誰管興亡事，但說揚州接汴京”，道出了民間對隋煬帝評價的微妙變化——不再強調(diào)其個人動機，而承認運河的實際功用。這種民間視角的介入，使隋煬帝評價更加多元。

明代中期以后，隨著汴河徹底斷流，詩人對隋煬帝的評說更加趨于歷史化。詩人謝肇淛《隋宮怨》云：“日暮楊花飛似雪，東風吹入故宮來。”以楊花飄零喻繁華消歇，只見暮色中楊花如雪，紛紛揚揚吹入荒涼的隋代故宮，含蓄中透著歷史的無奈。詩人王廷相《蕪城歌》有句：“莫向隋宮問六朝，璚姬玉蕊已煙消。只今惟有湖邊柳，猶對春風學舞腰。”詩歌以柳為媒介，表達的是對歷史興亡的感慨而非道德譴責。這種“物是人非”的書寫模式，實際上將隋煬帝置于更為宏闊的歷史時空之中，評價的尺度也隨之改變。

清代視點 歷史反思與文人寄托

清代詩人面對已經(jīng)徹底斷流的汴河故道，其創(chuàng)作更多了一種歷史反思的意味。清初詩人李胤巖《隋堤》云：“長堤一望盡荒沙，錦纜當年引翠華。只為江都入夢好，千秋依舊落楊花。”詩句看似延續(xù)唐人模式，但“千秋依舊落楊花”的意象已經(jīng)被賦予更多歷史循環(huán)的意味。

詩人王士禛《宿州東門道曰汴堤，古隋堤也，作隋堤曲》：“殿腳三千事已非，隋堤風物尚依稀。玉蛾金繭飄零盡，誰見楊花日暮飛。”詩中“事已非”與“尚依稀”的對照，凸顯了歷史記憶的模糊性與選擇性。詩人侯方域《隋堤》：“隋家天子綠楊堤，萬古春風野鳥啼。幾處吹簫云漠漠，經(jīng)時拾翠草凄凄。”通過將“隋家天子”與“萬古春風”并置，將個人置于永恒的自然面前，功過似乎都變得不那么重要。

晚清時期，隨著西方思想的傳入，一些詩人開始從更廣闊的歷史視角審視隋煬帝。詩人樊增祥《唐代隋堤柳》組詩中寫道：“興亡如夢夕陽斜，何獨蕪城是帝家。末代可憐端正樹，在前更有后庭花。”樊增祥將隋煬帝置于“末代”的普遍規(guī)律中，其個人過錯被理解為某種歷史周期的一部分。這種認知方式，與近代歷史觀念的轉(zhuǎn)變密切相關(guān)。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詩人在評價隋煬帝時，往往寄寓著對當代政治的感慨。詩人蔣湘南《汴河柳枝詞》有句：“莫唱香山亡國樹，只今人說惠民河。”蔣湘南表面上是說民間已忘記歷史教訓，實則暗含對清廷河工政策的批評。這種借古諷今的手法，使隋煬帝評價成為當代政治表達的載體。

歷史評價演進的內(nèi)在邏輯

縱觀歷代汴河詩詞對隋煬帝評價的變遷，可以觀察到若干內(nèi)在規(guī)律：

其一，時間距離與歷史認知的辯證關(guān)系。唐人離隋最近，卻已經(jīng)開始辯證看待隋煬帝功過；宋人利用汴河最深，反而更多理性分析；元明以后運河廢棄，評價反而更加寬容。這說明歷史評價并非簡單的時間函數(shù)，而是與評價者所處的時代語境密切相關(guān)。

其二，現(xiàn)實利益對歷史認知的影響。宋人因汴河漕運之利而珍視這條運河，自然會重新審視開河者的歷史地位；明清時期運河改道，汴河不再是現(xiàn)實利益所在，詩人反而能夠更加純粹地抒發(fā)歷史感慨。現(xiàn)實關(guān)懷與歷史認知之間的互動，構(gòu)成了評價演變的重要動力。

其三，文學傳統(tǒng)與個體表達的張力。歷代詩人面對汴河，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前代作品的影響。李益開創(chuàng)的“汴水東流”意象被反復使用，皮日休的辯證思路在后世不斷回響。但每個時代的詩人又會在傳統(tǒng)中注入新的理解，使隋煬帝的形象不斷豐富和復雜化。

其四，歷史觀念演變對具體評價的制約。從唐人的“以史為鑒”，到宋人的“理性分析”，再到明清的“滄桑感慨”，背后是中國古代歷史觀念從道德評判向歷史理解的緩慢演進。這種演進不是線性的，而是在反復中逐漸深化。

綜上，汴河詩詞對隋煬帝評價的歷史演進，是中國古代歷史意識發(fā)展的一面鏡子。從唐代的道德譴責與初步辯證，到宋代的理性分析與現(xiàn)實關(guān)懷，再到元明的歷史遠眺與情感投射，最后到清代的深刻反思與多重寄托，隋煬帝形象經(jīng)歷了從“罪人”到“復雜歷史人物”的轉(zhuǎn)變。這一轉(zhuǎn)變過程表明，歷史評價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時代變遷不斷被重新書寫。歷代詩人通過汴河這一具體空間，與千年前的隋煬帝展開跨越時空的對話，在對話中不斷調(diào)整著評價的天平。這種動態(tài)的歷史認知過程本身，比任何固定的結(jié)論都更加耐人尋味。汴水長流，詩篇不絕，對隋煬帝的評說也將隨著歷史的延伸而繼續(xù)演進。

（作者簡介：孫文歌，文學博士，淮北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余敏輝，歷史學博士，安徽省大運河文化研究會會長，淮北師范大學原副校長、教授。）

大運河與商丘

王良田

大運河商丘段是我國隋唐大運河的重要一段，開鑿于隋朝大業(yè)元年（公元605年），唐代稱“汴河”。從開封杞縣進入商丘睢縣境，向東流經(jīng)商丘睢縣、寧陵縣、梁園區(qū)、睢陽區(qū)、虞城縣、夏邑縣、永城市七個縣（市、區(qū)），從永城市侯嶺街道進入安徽宿州境，全長199.7千米，一般河道寬60米左右，由于歷史上受黃河泛濫影響，現(xiàn)在全部被淤埋于漫漫黃沙之下。

為配合大運河世界文化遺產(chǎn)申報，商丘市文物部門配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從2007年至2013年對大運河商丘段進行了為期7年的考古調(diào)查和發(fā)掘工作，在商丘古城南關(guān)發(fā)現(xiàn)面積達41萬平方米的隋唐宋時期的大運河碼頭遺址，出土大量隋、唐、宋時期的陶瓷器等文物，揭示了這一時期的碼頭遺存文化內(nèi)涵。在夏邑縣濟陽鎮(zhèn)發(fā)掘的一段大運河河道，完整揭露了這段河道的結(jié)構(gòu)情況，在大堤表面發(fā)現(xiàn)密集分布的行人腳印和動物蹄印以及大堤南側(cè)沿河堤修建的寬達16米的宋代道路，實證了大運河堤是官道、堤外有道路的文獻記載。在南堤內(nèi)側(cè)靠近河道水面處發(fā)現(xiàn)一處宋代“木岸狹河”治水建筑基址，實證了史書記載宋代發(fā)明使用于運河清淤治水技術(shù)“木岸狹河”的真實存在。

2014年6月，在卡塔爾首都多哈召開的第38屆世界遺產(chǎn)大會上，中國大運河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chǎn)名錄。基于商丘豐富的大運河考古資料，大運河商丘南關(guān)段、商丘夏邑段成為大運河河南段七處世界文化遺產(chǎn)點段中的兩個，填補了商丘沒有世界文化遺產(chǎn)的空白。（作者系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二級研究員）

來源：商丘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