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歲女16年后指認殺母兇手！1997年上海“7·6”搶劫殺人案偵破始末

1997年7月6日，這是一個燥熱的仲夏之夜。

晚上9點左右，地處上海市郊的寶山區虎林路上已經人煙稀少，只有一家煙雜店里還閃亮著燈光。原本這家以批銷香煙為主的煙雜店都是要開到凌晨時分才關門的，由于店老板外出進貨去了，老板娘看看也沒什么顧客來了，便提早拉上了卷簾門，準備洗漱一下上床休息。她那年僅8歲的女兒楊依琳，此時正坐在閣樓的床鋪上看電視。

“嘭嘭嘭”，突然，傳來一陣急促的敲擊卷簾門聲。

“誰啊？”老板娘大聲問道。

“是我呀！來買幾條香煙。”

老板娘一聽是熟悉的老客戶聲音，便馬上打開了卷簾門。隨后進來了兩個青年男子。其中一個對老板娘說：“怎么這么早就打烊啦！”

“沒生意就早點打烊了，要買什么煙？”老板娘笑著對那男子問道。

“就拿幾條三五牌吧。”

于是，老板娘轉身從貨架上拿香煙。誰知，就在她背過身的一瞬間，其中一個年齡稍大的男子猛地沖上去，一把將老板娘推倒在地，大聲罵道：“媽的，上次你給我的是假煙，這次我自己來拿！”

老板娘連忙緊緊抓住那男子的手不放，大聲喊道：“救命啊！有人搶東西！”

此時，為防外人聽見，另一個男子趕緊把卷簾門拉上。

看著老板娘揪住自己不放，那男子拔出攜帶的尖刀就朝老板娘身上捅去，老板娘當場就倒在血泊之中。

正在閣樓上的小依琳聽到媽媽的慘叫聲，驚嚇得趕緊順著閣樓扶梯下來，大喊道：“媽媽，媽媽！”

可是，小依琳還沒站穩腳跟，便被一名男子狠狠地從扶梯上拽下，重重地摔倒在地上，當即就頭破血流，隨后那男子又使勁掐住她的頸部。很快，她便昏迷過去。

此時，在附近一家音像店上班的蘇小姐正好來煙雜店買東西，發現卷簾門關著，就高聲喊道：“老板娘，開開門！”話音未落，只見卷簾門“嘩”地拉開，兩名男子神色慌張地從里面沖了出來，迅速地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望著那兩名男子倉皇離去的背影，蘇小姐納悶地走進了煙雜店，頓時被眼前的場景驚呆了。

“殺人啦！救命！”蘇小姐的叫喊聲在夜空中顯得格外凄厲，周圍的人立即撥打了110報警電話。

接到報警后，寶山分局刑偵支隊偵查員迅速趕到了案發現場，小小的煙雜店內物品被翻得一片狼藉。經法醫勘查，確認老板娘已當場死亡，8歲小女孩頭部受重傷，被急送到醫院救治。

偵查員判斷，這是一起因搶劫導致被害人反抗，從而轉化為搶劫殺人案。此時外出進貨的店老板得知店內遭劫，連夜趕了回來。經清點，藏在貨架抽屜里的一萬多元營業款和老板娘戴在身上的項鏈、手鏈均被犯罪嫌疑人擄走，總案值2萬元左右。

在上世紀90年代，這樣的搶劫殺人案可謂是驚天大案了。盡管偵查員在案發現場反復仔細勘查，但由于受到當時刑偵技術條件的限制，沒有在現場提取到嫌疑人的指紋、DNA等有價值的痕跡。而且那時也不像如今在大街小巷都安裝監控探頭，能夠通過監控錄像來追蹤嫌疑人的蹤跡。警方唯一有效的偵查手段，還是依靠傳統的排摸方式來尋找破案線索。

于是，偵查員兵分兩路，一路對店老板和其女兒楊依琳就案情作進一步的詢問，另一路則連夜以案發現場為中心，對煙雜店附近周圍住戶和目擊者展開走訪。

經過醫生的救治，小依琳總算脫離了生命危險。在她意識逐漸清醒的時候，偵查員來到醫院探望她。回憶起仲夏夜發生的那驚恐的一幕，親眼目睹媽媽慘死在劫匪的屠刀之下，年僅8歲的小依琳依然驚魂未定。對她來說，這是一個揮之不去的噩夢，永遠銘刻在了她那幼小的心靈深處。

她告訴偵查員，那天晚上沖進店里的兩個男子身體都很壯實，說的是外地口音。一個人留著長頭發，還有一個人理著平頂頭。他們平時經常到店里來買香煙、飲料等，所以她認識他們。那晚是留著長頭發的人用刀猛捅媽媽的，理著平頂頭的人聽到她在哭喊后，便將其從樓梯上拽下來扼昏在地的。

當偵查員和小依琳辭別時，她緊緊地攥住偵查員的雙手痛哭道：“警察叔叔，你們一定要早點把殺死我媽媽的壞人抓住啊！”

握著頭部纏著紗布的小依琳雙手，在場的偵查員個個心如刀絞，他們撫摸著她的腦袋，堅定地說：“小依琳，你安心養病吧，警察叔叔一定會把壞蛋抓住的。”

在音像店上班的蘇小姐，作為唯一和兩名嫌疑人打過照面的目擊者，她提供的情況，使得偵查員對兩名嫌疑人的體貌特征的輪廓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

蘇小姐告訴偵查員，由于嫌疑人從店里沖出來的時候，速度非常快，再加上夜色濃重，她雖然沒能從正面看清他們的長相，但兩人的側面與背影還是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這兩人身高均在1.7米到1.75米左右，其中一人身材較胖，年齡大約在三十多歲，另一人身材偏瘦，年齡大約二十五六歲。

根據楊依琳和蘇小姐等目擊者的描述，偵查員請來了公安部刑偵專家張欣畫出了兩名嫌疑人的模擬像。

店老板一看到模擬像，就驚叫道：“這兩個人我肯定看到過的，他們好像是江蘇到上海來打工的，經常到我店里來買香煙。可是，他們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我就不知道了。”

有被害人和路人的目擊，有刑偵專家繪出的模擬像，嫌疑人可能來自江蘇……偵查員把所有點點滴滴線索匯總后，似乎隱約看到了破案的路徑。但是，刑事偵查卻遠非想象中的那樣簡單。有時破案條件很差，可案子卻破了。有時破案條件很好，案子卻始終難以偵破。

“這個案子就是這么妖，該排的線索、該做的工作都做了。可是，案子始終沒有得到突破。”偵查員望著辦公桌上厚厚一疊案卷，有點想不通，內心非常不甘、不爽。尤其是想起小依琳那番話語，他們的心潮總是不能平靜。

16年過去了，寶山分局刑偵支隊的領導和偵查員換了一茬又一茬，但這個案子始終“掛”在每一任領導、每一個偵查員的心里，他們從未放棄緝拿嫌疑人的努力。

憑著多年刑偵生涯的直覺，唐軼副支隊長潛意識里總覺得案子應該還沒進入死胡同，還有“戲”。但這出戲究竟如何唱好、唱完，怎樣突破僵局，他一時卻又難以說清道明。于是，這種情感就這樣不斷地糾結著，讓他的內心始終不得“安寧”。應該說，16年來，案子還是燃起過一縷希望的曙光的。

唐軼副支隊長清晰地記得，2010年3月的一天晚上，他接到過一個匿名舉報有關此案嫌疑人的神秘電話。那天，唐軼正在單位值班，突然辦公桌上的電話響了，“喂，你是寶山警察嗎？”還沒等唐軼回話，對方就在電話里大聲問道，“你們還在查虎林路上煙雜店那個殺人案子嗎？”

聽到對方提到的是13年前的那起殺人搶劫大案，唐軼神經立即繃緊：“我是分局刑偵支隊的副支隊長，你是誰？請問有什么事情要和我說嗎？”

“你這個警察不要問我是誰，我今天可以告訴你們，我知道是哪個人殺死老板娘的。”

唐軼聞聽此言，興奮得幾乎要跳起來：“謝謝你，我們約個時間見下面好嗎？我們一定替你保密。”

“我不會和你見面的，你必須先打10萬元給我，我再告訴你是誰殺人的。”那人在電話里嚷道。

唐軼告訴對方，只要為警方提供線索，協助警方破案后抓住嫌疑人，一定會給獎勵的，當務之急是你立即和警方碰頭面談。為了穩住來電者，他還答應可以先預支一點錢給他。

但是，來電者始終不肯和警方碰頭，一口咬定必須先匯給他10萬元，并且逐漸開始在電話里和唐軼胡攪蠻纏起來。此時，唐軼越聽越不對勁，感覺對方似乎喝醉了酒在說酒話。但不管是酒話還是真話，他則不敢掉以輕心。迅速率領偵查員順著這個電話，展開了深入追查。

經查，這個電話是從安徽省合肥市的一個公用電話亭用電話卡打來的，無法鎖定打電話的人。偵查員來到那個電話亭查看，發現四周沒有安裝監控探頭，同樣無法追蹤打電話者的行蹤。原本燃起的希望之火，很快就熄滅了。

盡管案子的偵查又回到了16年前的原點，可是，通過這個神秘的舉報電話，唐軼相信，10多年過去了，此案突然“死灰復燃”被人提起，絕不會是無緣無故的，說明還有人知道和惦記著這個案子，這里面必定存在著某種冥冥之中的機緣。

那是一種什么機緣呢？

一晃又是3年過去了，機緣真的來了。

2013年3月的一天，唐軼接到了市公安局刑偵總隊的一個電話。總隊的同行告訴他，日前總隊收到江蘇省公安廳的協查通報，內容是他們接到一條匿名舉報線索，涉及十幾年前曾經發生在上海市的一起搶劫殺人大案，兩名嫌疑人當場殺死了兩名女性。案發地點可能在寶山區，也可能在閔行區或徐匯區。據此線索，總隊查閱了歷年未破的命案案卷，感到1997年7月6日，發生在寶山區虎林路上煙雜店的那起慘案，和江蘇省公安廳接到的匿名舉報線索有點吻合，決定將這條線索轉交寶山分局刑偵支隊做進一步核查。

唐軼擱下電話，反復琢磨后，覺得這條舉報線索可信度比較高。

時間：十幾年前；

作案者：兩個青年男子；

性質：搶劫殺人；

后果：殺死兩名女性。

這3個特征均符合那起煙雜店搶劫殺人案。舉報線索雖然說是殺死了兩名女性和案情不符，但嫌疑人當時確要將8歲小依琳置于死地的，她最后沒被扼死，慶幸地從嫌疑人的魔掌下逃生，只是一種僥幸。在嫌疑人看來，小女孩應該早已死亡了。

唐軼十分興奮。根據這條線索，他當即決定率領偵查員趕赴江蘇，爭取和舉報人相約面談。但是，出于種種顧慮，舉報人始終不肯和上海警方見面，甚至連電話都不接，只是偶爾用外地手機號碼與江蘇警方保持短信聯系。

怎么辦？無奈之下，唐軼只得在江蘇警方的配合下，借助他們的手機“冒充”江蘇警察和舉報人聯系溝通。但他一旦在短信中詢問舉報人有關案件的細節和嫌疑人具體情況等敏感問題時，對方就避而不談，或者索性立即關機。

就這樣，唐軼和那個神秘的舉報人進行了一場長達一個多月的短信拉鋸戰。

最終，在江蘇警方的大力協助下，舉報人通過短信描繪了犯罪嫌疑人的體貌特征：他們是一對姓馮的兄弟，中等身材，其中一人平頂頭。

這與偵查員此前掌握的線索基本相符。

通過舉報人提供的馮氏兄弟情況，偵查員很快查明兩人的身份，他們都是江蘇邳州市人，哥哥叫馮德理，1966年出生，2008年曾因盜竊被判有期徒刑三年，后來在江蘇一家煤礦干活，有家室；弟弟叫馮德君，1969年出生，和妻子以回收廢品為生，膝下無子，現在江蘇揚州買了一套房子定居。

為了不打草驚蛇，偵查員在江蘇警方的協助下，制定了一套同步布控、抓捕馮氏兄弟的嚴密方案，以及到案后對兩人的審訊策略。

幾天后，江蘇警方傳來消息，馮德理到揚州找馮德君去了，現正在馮德君的住處。事不宜遲，唐軼帶領偵查員連夜驅車趕赴揚州，將馮德理、馮德君當場抓獲。并且在第一時間將兩人分開審訊，以防止他們串供。

經過一番斗智斗勇，馮德理、馮德君兄弟倆最終對16年前在上海犯下的搶劫殺人一案供認不諱。

“你們警察早點把我們抓進來也好，省得整天提心吊膽。”他們哀嘆道。4年前，馮德理、馮德君兄弟倆曾接到過一封開價10萬元的匿名敲詐信，威脅兄弟倆如果不支付錢款，就向公安局舉報他們“虎林路煙雜店的事情”。雖然最后沒有理會敲詐信，但此后他們便一直惶惶不可終日，過著東躲西藏的生活。

馮德理、馮德君兄弟落網后，一個新的難題又擺在了唐軼和偵查員面前。雖然兄弟倆供述了作案經過，但是僅有他們自己的口供還不能形成證據鏈。盡管客觀上圍繞此案的幾條案情線索基本與這對兄弟的生活蹤跡相吻合，但在缺乏直接證據的情況下，誰也不敢保證嫌疑人百分之百是他們。要將他們繩之以法，還必須有更多的證據做支撐。

16年前案發時，由于受到當時刑偵技術條件的限制，在案發現場沒有發現有價值的物證和痕跡，僅有現場附近的路人和當時年僅8歲的小依琳的目擊證詞。如今，嫌疑人落網，當務之急依然是需要當年案發時的幸存者楊依琳站出來，協助警方通過當面指認來固定證據。

16年過去了，物是人非，雖然人的基本體貌特征不會有根本變化，但身材的胖瘦、發型等很可能和當初不一樣了，已經25歲的楊依琳是否還能認出這對殘害她們母女倆的劫匪呢？

讓唐軼感到欣慰的是，面對警方上門回訪，楊伊琳的情緒顯得十分穩定。她告訴唐軼，16年來，發生在那個仲夏之夜每一幕凄慘的場景，時常重現在她的夢境中，仿佛是一場永遠無法醒來的噩夢。尤其是對于那兩個殘害她與母親的青年男子的外貌，她記憶深刻，一直銘刻在心。

當唐軼試探性地問她，如果嫌疑人抓住了，你是否敢于站出來指認時，楊伊琳當即表示，愿意配合警方工作。同時，她還向唐軼提供了一個警方原本沒有掌握的細節：那對兄弟中，有一個人曾開著摩托車來煙雜店買過煙，車上坐著一個和自己差不多大的男孩。

這讓唐軼頓時為之一振，舉報人反映的線索中，馮氏兄弟中的哥哥馮德理的確有一個兒子的年齡與楊伊琳相仿。這顯然又是一個重要的證據。

緊接著，為了鎖定本案的證據鏈，唐軼和偵查員立即著手組織了多場辨認嫌疑人的工作。在分局看守所一個特殊的房間里，由一塊特殊的玻璃把房間一隔為二。站在里間的嫌疑人，看不見外間的目擊證人；站在外間的目擊證人，則能清楚地看到里間人的體貌特征。偵查員將馮氏兄弟分別夾雜在其他七八個嫌疑人中，請蘇小姐等多位目擊證人指認，他們均一眼就辨認出馮德理、馮德君兄弟。而當楊伊琳出場指認時，唐軼起先還是有些擔心她會出現情緒失控。然而，當她猛地看到馮氏兄弟倆的臉龐后，雖然全身有些顫抖，但很快就冷靜下來，毫不猶豫地就從眾多的嫌疑人中，辨認出了殘害自己與媽媽的馮氏兄弟倆。

發生在16年前的搶劫殺人大案，終于真相大白。

原來20世紀90年代初，馮德理、馮德君兄弟在上海寶山區販賣蔬菜，也做過小百貨生意。1997年因生意不好，又恰巧馮德君要結婚，馮德理便盤掉店面，與馮德君一起回到江蘇老家。馮德君婚后一個多月，在馮德理提議下，兄弟倆又一起回到上海，準備弄點錢再闖蕩一番。

1997年7月6日晚上，他們攜帶著裝有磚塊的拎包和一把尖刀，在虎林路上閑逛時，看到常去的那家煙雜店還亮著燈光，里面只有老板娘一人后，便沖了進去。將老板娘和她的女兒捅倒在地，從貨架抽屜內劫得1萬多元現金，并擄走老板娘脖子上佩戴的項鏈和手鏈后，迅速逃離了上海。

馮氏兄弟從老板娘脖子上擄走的項鏈和手鏈現在哪里？這亦是一個重要的物證。據馮德理交代，他曾把項鏈和手鏈放在一個背包里，帶到老家一個朋友家做客，不料當天酒喝多了，把包放在朋友家，第二天去取時便發現背包內的首飾不見了，他懷疑是朋友孩子偷走的。

偵查員又再次趕赴江蘇，核實16年前被盜的項鏈和手鏈的下落。他們找到了馮德理說的這位朋友，此人表示那天確實在背包內看到過項鏈和手鏈，但第二天馮德理來拿包時稱項鏈和手鏈不見了，此人堅稱沒有拿過。為此兩人鬧得很不愉快，最后此人只得賠點錢給馮德理了事。

2013年5月7日，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分別以搶劫罪，判處馮德君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判處馮德理無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