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快”選秀20年后，她為什么還想拍他們？

前不久，騰訊視頻上線了一部關于超女、快男、快女的紀錄片《因為是想寫成歌》，通過持續跟拍2005年到2013年間通過“超快”系列選秀出道的藝人，如何潔、黃雅莉、陳楚生、俞灝明、李霄云、黃英、曾軼可、李行亮、段林希、劉忻、蘇妙玲、白舉綱、寧桓宇、歐豪、左立等，看見他們當下的生存現狀，以及他們在過去十幾年間，如何找尋“自我”的心路歷程。

節目播出后，勾起了很多觀眾的回憶，那些曾經“想唱就唱”的年輕人，那些曾被鼓勵“做自己”的年輕人，在選秀之后有著不同的發展境遇。紀錄片中，總導演朱凌卿、馬昊記錄了他們在當下生活與創作中的真實狀態。作為選秀節目總導演的馬昊，在紀錄片中親自出鏡，她不僅串起了一個個的人和故事，也在拍攝過程中重新審視自我。

在紀錄片收官之際，博客作者對話馬昊和朱凌卿，聊起了《因為是想寫成歌》的創作過程，以及在20年的時間跨度里，人們如何從集體記憶中回望自身。

對馬昊來說，拍攝《因為是想寫成歌》的過程像是一場自救之旅，她從最迷茫的時候出發，到最終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學會了反思和愛自己。朱凌卿覺得，這部紀錄片的核心是“成長”，對于這樣一個被永恒討論的主題，至少對于馬昊來說，她在觀察他人成長的過程中，能更好地找到自我。

節目收官之后，馬昊在社交媒體上寫下了自己最后的感受，“播完這個紀錄片后，卻像是一個開始”。故事里有很多遺憾，但她相信再過10年回看，作為第一部講述2005年到2013年這一代“超快”系列選秀藝人故事的紀錄片，“一定會更為珍貴”。正如節目正片所言：“每一個故事，都在我們遇見它之前就已開始，在我們離開它之后也并未結束。”

2007年，馬昊是《快樂男聲》西安唱區的導演。那一年，她在海選現場看到一個彈吉他的男生，聲音干凈得像沒被污染過。她把他選了出來，后來他成了全國總冠軍。那個人叫陳楚生。

2009年、2011年、2013年，她連續擔任《快樂女聲》《快樂男聲》的總導演。那些年，幾乎每個紅遍大江南北的青春面孔背后，都站著馬昊。

她是中國選秀體系發展的親歷者和見證者，見過太多為了追夢的年輕的臉。有人從縣城來，穿著顏色搭配夸張的衣服，唱一首跑調的歌，然后笑嘻嘻地離開。有的人就學過三個和弦，多了不會了，但就是想要寫歌。有的人只是喜歡唱歌，沒受過任何專業訓練，跟著錄音帶就唱了。當然，總有人站在舞臺上發光，臺下千萬人為他們瘋狂，為他們投票。

對于馬昊自己來說，很長一段時間里，她的人生就是一條上揚的線。

高中保送上大學，畢業后誤打誤撞進了湖南衛視，加入《快樂大本營》，趕上選秀的黃金時代，又從湖南衛視離開到創立哇唧唧哇，再到做出《明日之子》系列，她一路都在風口上。

“我屬于那只踩中了風口的豬。”她自己這么說。

然后，時代變了。短視頻來了，人人都是導演。娛樂系統在快速更迭，但行業卻在萎縮，她后知后覺，等真正感覺到“不對勁”的時候，好像有些東西已經晚了。

她因此感到迷茫，什么都想去試試，身邊有的同行甚至去短視頻平臺上班，就為了搞明白該怎么辦。2021年，騰訊視頻和哇唧唧哇開始做場景化真人秀《毛雪汪》，沒想到節目竟然做起來了，今年已經是第五年。

但在馬昊看來，那是“扛過來了”，行業究竟會變成什么樣，她還是不知道。她覺得贏得標準掌握在別人手里，節目的好壞被收視率、熱度這些標準所評判，她感到慌亂又無助。2023年4月，馬昊的父親因病離世，這些情緒疊在一起，把她推進了低谷。

那段時間，馬昊被這種痛苦糾纏，不得解法。2024年3月的一個深夜，她躺在床上，腦海里忽然冒出了一個想法，“噌”地坐起來，立馬用筆記了下來。她寫道：“我經歷了中國選秀20年，無數愛音樂的孩子們，看著他們長大。他們是一種表達，一種熱愛，一種力量。當他們走下那個最重要的舞臺之后，他們中的大部分也漸漸被遺忘。可是那種熱愛是赤裸裸的。”

短的時代讓年輕人可以被快速滿足，但沒有人探索真正的自我。那些通過“超快”系列選秀出道的藝人，那些懷揣著夢想的年輕人，作為曾經離他們最近的人，馬昊想知道他們如今怎么樣了。將近20年過去了，她迷茫了，他們呢？他們的思考，他們的現狀，會給她力量嗎？

像是冥冥之中來自時光的一個禮物，馬昊覺得，如果能把這些人的故事做成一部紀錄片，似乎是可行的。

她把想法告訴了龍丹妮，龍丹妮很快將騰訊視頻副總編輯李倫的微信推給了馬昊，之后馬昊又通過李倫認識了尤里卡工作室的導演朱凌卿。李倫是《十三邀》監制，朱凌卿是《十三邀》第1季到第6季的導演，他們還做了以哲學家陳嘉映為主角的思想類紀錄片《解釋鴻溝》。兩個人都有著豐富的節目制作經驗，對紀錄片創作有著深刻的理解。

他們約在北京一家咖啡館見面。見面時，馬昊說了一句話，深深地打動了朱凌卿：“以前我做綜藝，不管成功不成功，都是在為別人做。為平臺做，為大眾做。但這一次，我想為自己做一個片子。”

紀錄片《因為是想寫成歌》就是在這樣的前提下誕生的。馬昊提到的“想為自己做一個東西”也成為紀錄片想表達的核心命題——當外部世界變化不停，個體如何在其中確認自我的位置。

紀錄片《因為是想寫成歌》正式開拍前，朱凌卿向馬昊提了一個要求，希望她必須親自出鏡。馬昊的第一反應是拒絕，從業多年，她早已習慣了身在幕后。但朱凌卿沒有放棄，他不斷游說，最終馬昊還是同意了。

在對博客作者的講述中，朱凌卿這樣解釋他的堅持，馬昊當時提到的“我想為自己做一個東西”，之所以打動他，就是其中“我”的重要性，這是紀錄片的一個好的開端，馬昊出鏡能“作為一根繩子把這些散落在各處的快男快女們串起來”。

事實證明，在之后的工作和私下閑聊中，馬昊的確逐漸流露出更多“我”的時刻，而讓紀錄片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故事性。

有一次她跟朱凌卿聊起當年選秀節目中的一個設計——選手互投，要寫“本場表現最差”的那個人。馬昊在節目中沿襲了過往節目的這個部分。從做節目的角度，朱凌卿完全理解，“這是一個多激烈、多刺激的內容，是好的電視”，讓選手們在封閉的城堡里朝夕相處，付出真感情，然后再讓他們互相評判、互相投票，這種張力，是收視率的保證。但馬昊說，讓那些十幾、二十歲的小孩，在那樣高壓的環境里，做這樣的事，她覺得太過嚴苛了，“那個選擇，不對”。

朱凌卿把這件事記在心里。后來有一次，他故意跟李霄云提起了這個，他想測試一下，那些當年的選手，是不是真的在意這件事。李霄云聽完，沉默了很久。然后她說，“哇，她現在能說這樣的話，真是……”朱凌卿說，那一刻李霄云釋然了。他覺得這就是對的，“馬昊的反思和變化，是這個故事里非常重要的一筆。”

另一個讓他確信馬昊應該出鏡的理由，發生在紀錄片剛啟拍時。當時正好趕上湖南臺的《時光音樂會》要做超女、快女主題，很多當年的選手都會參與錄制，馬昊和朱凌卿決定放棄試拍進入正式拍攝，朱凌卿帶著團隊去現場，想看看這些人跟馬昊見面是什么狀態。

他發現那些人見到馬昊，沒過多寒暄就可以進入對話狀態，有的人坐下來聊天，沒說幾句就哭了。“那種東西，一眼就能看出來是不是真的”，拍了這么多年紀錄片，朱凌卿太熟悉這種瞬間了，那個甭管有沒有攝像機，都是真的。如果沒有馬昊，這些人的狀態是不成立的，“憑什么我們剛一見面，他們就愿意說這么多、掏心掏肺？”但有了馬昊在中間作為一個中介，這一切就都可以被理解。

隨著拍攝的深入，馬昊自己也開始表達更多。她為什么要拍這個？她遇到了什么問題？當她把這些說出來的時候，朱凌卿更加堅定，她必須在里面。她的故事，也是這個故事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一個被優績主義包圍太久的人，如何在困頓中開始反思自己。”這是故事最好的講述狀態。

作為故事中心的人，馬昊也經歷了“找到最好的講話狀態”的過程，讓她覺得很幸運的是，那件事發生在紀錄片剛拍前兩天。

當時她帶著攝制組拍攝段林希、蘇妙玲，她們在一個飯局上見面。席間大家談笑正歡，快結束時，馬昊起身送一些人先離開。就在她出去的這幾分鐘里，蘇妙玲忽然看著段林希，她有點困頓地問向段林希，她分不清昊姐對她的關心究竟是真是假，段林希在旁邊試圖打圓場，但那個問題已經砸在那兒了。

朱凌卿后來回憶，當時他們的攝像和導演本來都有點意興闌珊，蘇妙玲這句話一出來，所有人的眼睛“哐”就亮了，這里面有事。

對于曾經的選手而言，馬昊的形象是復雜的。她不是他們的母親，卻在幾個月里扮演了“母親”的角色。一面是殘酷又激烈的競爭，一面是春風化雨般的關懷與溫暖。很長一段時間，他們幾乎本能的依偎著這個像大姐姐一樣的女人。紀錄片里，蘇妙玲始終耿耿于懷的是，馬昊對她的關心究竟是真是假，當她真的比較難的時刻，發現沒有人來，她不敢去向馬昊“求救”，她說不是一兩個人面對這種情況，而是一代又一代的選手都是這樣。

馬昊回來后，面對了這個問題，她沒有逃避，她開始聊當年的事。朱凌卿看得很清楚，馬昊的反應里有自我防衛，有自我保護。但她開始說了，開始承認“大部分時候我做對了，可能有一些選擇我也做錯了”。

那一刻，蘇妙玲和段林希的微表情變了，她們“get到了”。朱凌卿覺得，她們十幾年前的感受，當時可能不被在乎，但現在被重新講出來了，而且還是她們心里很在乎的那個人講出來的，“哪怕只是某種程度的示弱或者致歉，心里也會放下挺多的。”

馬昊很慶幸，那場飯局之后的談話讓她找到了一個正確的狀態。一開始她抱著的是“久別重逢的母女”心態去的，把自己放在家長的位置上。直到蘇妙玲問出那句真情還是假意的尖銳問題時，她開始反思“家長”這個角色。后來，她再和那些曾經她帶出來的選手們相處時，她能明顯的感受到，孩子們長大了。

她不是家長，“我們其實是朋友”，她們的關系在如今進入了平等的狀態。

那場飯局之后，馬昊跟著蘇妙玲回到了她的老家小欖鎮。路邊的風景一點點鋪開，樹木沉默地看著來客，蘇妙玲哼著歌，她們忽然聊起了蘇妙玲的哥哥。馬昊說，她做這么多年選秀，見了那么多家長，對蘇妙玲的哥哥印象最深刻。當年在馬昊要簽下蘇妙玲時，對方只問馬昊，如果有一天我的妹妹不紅了，她有沒有飯吃？

十幾年過去，蘇妙玲似乎沒有成為大眾意義上“成功”的藝人。從快樂女聲的浪潮中被所有人矚目，再到大浪退去，她漸漸了地失去了關注，一度甚至接不到工作。在和蘇妙玲的哥哥吃飯的間隙，馬昊忽然很感性地說，自己這兩年也在成長，她才開始懂得真正的關心是什么。

小欖之行拉近了馬昊跟蘇妙玲的距離，她們一起探訪了蘇妙玲小時候住的老宅。老宅藏在小巷深處，是一棟上了年頭的居民樓。外墻的水泥已經斑駁，樓道里昏暗逼仄，空氣中有股潮濕的霉味，蘇妙玲很多年沒回來過了。

推開那扇門，屋子里幾乎是空的。家具早已搬走，墻壁上留著曾經貼過海報的痕跡，地板積著厚厚的灰塵。但有些東西還在，門框上，有一道道深淺不一的劃痕，從低到高，那是她從小到大身高的標記，是父母每年為她留下的刻度。墻上還貼著幾張泛黃的動漫卡片，蘇妙玲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然后她哭了，她說，小時候覺得這個房間很大，現在看，怎么這么小。她講起那段日子，因為超生，父母被罰了款，要拼命工作還錢。家里沒人照看她，就把她鎖在家里。從早等到晚。沒有人說話，沒有地方可去，唯一的事就是等大人下班。

“做一個有用的小孩”曾經是蘇妙玲對自己的要求，很長一段時間，她把音樂當作釋放壓力的渠道。經歷過快女的突然上升，到現在慢慢沉寂，她對音樂有了更深的理解。成為我，而不是成為有用的小孩，是一件更為要緊的事情。

回訪老宅那天后，蘇妙玲告訴馬昊，她現在一直在攢一筆錢，目標是180-200萬元，她要用這筆錢做一張完全釋放自我的專輯。最開始馬昊覺得蘇妙玲在開玩笑，后來她發現原來她是認真的，于是又花了半個小時勸說她。她列舉了很多理由，說如果你想要你獨特的聲音被聽見，不一定要做一張專輯，也不一定是這么多錢。但無論她怎么說，蘇妙玲仍然堅定地微笑回答，“這些不是我想要的”。

后來，在社交平臺上馬昊回憶起了當時的場景，她這樣寫道：“我剛開始的時候跟大部分網友留言一樣，表示非常不能理解。直到她眼里一直閃爍的光，突然讓我想到一個人，世人眼中荒唐的堂吉訶德，我突然意識到，我跟她兩人在說的就不是一回事，于是我停下了我爹味十足的勸說。就像堂吉訶德追逐著他的風車一樣，這是他個人的理想，他會為此努力直到死亡，這個跟工作、事業、現實、成功都沒有關系，是他自己的執念。一個人執著于一個很難實現甚至都不會實現的理想，大部分人會說他傻，而我在跟蘇妙玲交談之后覺得，好浪漫。”

她忽然理解了，十多年前那些存在于口號中的夢想，蘇妙玲靠勇氣、反思，切實地找到了，這些和名利無關。這讓馬昊開始反思，自己無論工作也好，生活也罷，長久地生活在現實里，忘了偶爾放下現實的規則和要求，拼命勇敢地做一件自己想要的事情是美好的。

對于朱凌卿來說，蘇妙玲身上的這種生命力正是他做這個紀錄片時想要東西。它是關于“一個人如何尋找自己的人生價值、人生意義（的過程）”。讓他印象深刻的一個場景是，蘇妙玲去的錄音棚在一個商住兩用樓里，旁邊就是賣小吃和外賣盒飯的地方，來來回回的全是騎手和快遞。而當蘇妙玲戴上耳機說“我先試試啊，我先來一遍，開開嗓”。她唱出前兩句時，在場的人完全都被吸引住了。

每個人都有一套自己的活法，黃雅莉心中始終憋著一股氣，要救助自己內心的小孩，為自己開一場演唱會；在沒有窗的房間里，李霄云寫下了《窗戶》這首歌，她無限地向內求，追求做自己，即便有時候會面臨生活的窘迫。這個過程中，她們經歷過懷疑，也經歷過放棄。但難得的是她們通過音樂完成了對“我”的確認與堅持，這是珍貴的生命體驗。

回到馬昊最開始見到朱凌卿那天，在馬昊聊完自己對于這部紀錄片的創作想法后，朱凌卿問她：“拍這個紀錄片想要追求的是什么？”當時馬昊沒有答出來。朱凌卿對她說，沒關系，你會在這個過程中找到答案。

2025年5月初的一天，彼時陳楚生正全力備戰《歌手2025》，等他趕到見面地點時已經是深夜。第二天陳楚生還有工作，但他很溫柔地等待馬昊來。兩個人聊了很久，聊輸和贏，聊這些年走過的路，聊那些無法言說的時刻。

談話中，陳楚生問了她一個問題：“你到底是因為熱愛，還是因為想贏？”馬昊后來回想，如果早一年問她這個問題，她可能理解不了。拍了紀錄片已經拍了快一年，她差不多和計劃中的受訪者都完成了拍攝，蘇妙玲、段林希、李霄云、黃英、白舉綱等，她從每個人身上都汲取了一些東西。有人讓她學會反思，有人讓她看到堅韌，有人讓她重新理解什么叫活著。

馬昊開始從最初的迷茫中浮出來，開始反思，開始成長，但見了那么多人，聊了那么多次，她好像總有一個東西卡在那里。陳楚生提出的問題，她自己從來沒有真正面對過，但問題放在那里了，推著她去看。

她曾經歷過那種一直贏的狀態，讓她很少去想別的事。“你處在贏的狀態的時候，你更多的想的是我下一個要什么，我這個贏到了，我下一個去贏什么。”但贏的標準掌握在別人手里。收視率、熱度、口碑——永遠有下一個目標要去往上夠。

那場聊天最后，陳楚生拿起吉他，唱了《她們》。歌里的她們帶著夢想來，被現實撞得頭破血流，有人離開，有人留下。里面有幾句歌詞是這樣的：“這城市生長著許多花，很嬌艷也很驕傲……這世間沒有永恒的美麗 花兒你也別太在意。”

馬昊哭了，她被撫慰到了。“對他的感動，對自己的感動，交織在一起。我覺得這些年的我好不容易啊。”朱凌卿后來分析，那場哭里有太多東西，對時間的感慨，對過往的回憶，對那個問題的面對，對那首歌的接收。但最重要的是被看見之后的眼淚。

2007年，馬昊是西安唱區的導演，陳楚生也是第一次站上這么大的舞臺。她把他從海選撈出來，一路唱進全國總決賽。總決賽那天，她在臺下泣不成聲。2025年，相隔18年，她來找他，帶著自己的困惑和迷茫。陳楚生問了她一個自己從來沒有面對過的問題，這幾乎像是一個命運般的時刻，“當年我給他開了一扇窗，過了很多年，我來找他，他又給我開了一扇窗。”

朱凌卿在旁邊看著這一幕。作為導演，他見過太多被設計的感動，但他知道眼前這個不是。那個環境里，有一種難以言說的感染力在生長。

《因為是想寫成歌》的慶功宴，馬昊把大家都叫來吃飯。席間她和朱凌卿坐對面，突然說起一件事，“前幾天我和我老板進行了一場對話，“關于工作，關于未來。這場對話，是我和她認識這么多年來，從我的維度覺得最平等的一場，因為我拍了這個片子，我能看見自己了。我就可以在工作中、在感情中、在生活中，把自己放在一個更自我的位子。我不會再失去自我。”

她對自己也有了一個新的確認。以前她說，我要做出正能量的、對社會有用的作品，那是向外的想法。現在她說，我要做出我覺得有意義的作品。從對社會有用，到我覺得有意義，這是從外向內的本質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