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官政治學：安靜是一種被忽視的基本權利

生活在城市樓宇中的人們可能都有一個心照不宣的生存悖論：我們掏空六個錢包、背上二三十年房貸，買下一套四面圍墻的房子，本以為終于攥住了私人領地的絕對主權，到頭來卻發現，這套房子的 “領土完整”，從來都管不住鉆進耳朵里的那些“噪聲”。

沒有經歷就沒有發言權，我是過來人，兩年前寫完《鄰里噪音問題應對手冊》后，我決定不再重拾回憶。但看到這幾年越來越多人跌入困境四處求解，那我必須再提筆為了讓迷途的旅人們能夠找到回家的路，為追求安靜之家的所有人做一些力所能及之事，淋過雨的人想要替沒有傘的人撐一把傘，哪怕世上太多人不理解我，我也毫無怨言，論跡不論心吧。

我曾經也經歷過這樣的魔幻日常：工作日加班到深夜，剛躺平準備入睡，樓上夜貓子鄰居就開始折騰。難得有個周末想補懶覺，小區廣場的廣場舞音響準時準點響起；居家辦公想要專注一小時，樓下裝修的電鉆聲、樓上孩子的跑跳聲、隔壁鄰居的吵架聲......像一支無孔不入的軍隊，攻擊著我家那隔音脆弱的墻體和樓板。

當你忍無可忍想要維權時，總會收獲一套標準PUA話術——“城市里哪有不吵的？太矯情了吧”、“嫌吵你去住深山老林啊”、“別人都能忍，怎么就你事多”、“受不了你就去買別墅”等等。久而久之，我們自己也開始自我馴化，把耳塞當成居家必備品，把 “能睡個安穩覺” 當成一種奢侈品，卻從來沒認真問過一句：在自己花錢買下的房子里，想要擁有不被噪音打擾的安靜，難道不是天經地義的基本權利嗎？

這是 “感官的政治學” 最隱蔽也最殘酷的真相，我們總以為權利是寫在法律里的財產權、居住權、人身自由權，卻很少意識到，對自己感官的支配權，才是所有權利的起點。而安靜，這項支配我們聽覺最核心的權利，早已在城市化的喧囂里，被系統性地忽視、剝奪、異化了。

一、感官的政治：誰在支配我們的耳朵？

政治學從來不只是廟堂之上的制度與規則，它藏在我們日常生活的每一個細節里，藏在我們的眼睛能看到什么、鼻子能聞到什么、耳朵能聽到什么里。所謂 “感官政治學”，核心就是一個最樸素的問題：誰有權決定，我們的感官要接受什么？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里寫過一句振聾發聵的話：“五官感覺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歷史的產物。人的感官的豐富性，是人的本質力量的確證。” 這句話戳破了一個我們習以為常的誤區，我們總以為耳朵聽到什么，是一件 “自然而然” 的事，卻忘了你在自己家里能聽到什么，從來不是自然選擇的結果，而是城市規劃、權力邏輯、市場規則共同作用的政治產物。

中國的城市規劃，早在上個世紀就定下了 “要致富先修路” 的底層邏輯。我們修八車道、十車道的城市主干道，把高架修到居民樓的窗外，給車流設計了最順暢的通行路線，卻唯獨沒給路邊的居民設計一道足夠厚的隔音屏障；我們推行 “商住混合” 的先進規劃理念，樓下就是商鋪、出門就是商圈，美其名曰 “15分鐘生活圈”，卻從來沒考慮過，商鋪的大喇叭、夜市的喧囂、車輛的鳴笛，會給居民帶來多么嚴重的噪音轟炸。

更離譜的是，房屋隔音性能嚴重不足。當一個城市人口快速增加時，來自五湖四海的人群蜂窩式地居住在同一棟大樓里，生活習慣上的南轅北轍，作息時間上的黑白顛倒，各家關上大門六親不認的社會現狀，讓本就不堪重負的房屋隔音成為噪音的“培養皿”。生活在這種環境中的人們，沒有人能夠獨善其身，語重心長的一句“相互體諒”也早就變了味道。

這本質上是一場權力的傾斜，當城市發展的優先級永遠是 “車流暢通”、“經濟增長”、“土地財政” 、“人口紅利”時，居民的耳朵，就成了可以被隨意犧牲的代價。住宅設計師在圖紙上畫下一個樓盤時，會精準計算容積率、綠化率、車位配比、采光時長，卻很少有人計算，樓里樓外多少分貝的噪音，會讓多少人從此失去睡個安穩覺的權利。

這種對感官權利的剝奪，還被市場包裝成了 “消費選擇”。德國漢堡大學的一項研究用數據證明，住宅周邊的道路噪音每上升1分貝，房價就會出現0.23%的折價。如果把德國的標準放到中國的城市里，一套500萬元的房子，臨街噪音房比小區樓王至少便宜幾十萬元，這是二手房市場的常態。但是買了樓王就能高枕無憂嗎？并不是，那些價值千萬的豪華商品房，也有各種意想不到的噪音矛盾，逃過了室外的吵鬧，逃不過室內天花板的“轟炸”。

可這件事細想起來，簡直荒唐。本該是所有居民平等享有的 “安靜權”，被市場變成了需要額外付費的奢侈品。就像你不能說 “嫌自來水臟你去買礦泉水啊”，因為喝干凈的水本就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你也不能說 “嫌吵你去買別墅啊”，因為在自己家里擁有不被打擾的安靜，本該是每個買房人、每個租房人都該享有的基本權利。

這時候總會有人抬杠，住在鄉下還能聽到雞鳴犬吠，難道你能要求雞和狗也尊重安靜權嗎？我的回答很簡單，如果你是狗，喜歡亂叫打擾他人休息的，那我也有權找到你的主人要求對你進行管理，難道打擾別人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嗎？大自然的聲音和擾人的噪音有著本質的區別，前者是自然形成的，后者是人或人的附屬物造成的。

市場把安靜明碼標價：想要安靜請多付幾十萬，買小區的樓王。想要24小時不被打擾？請買遠離主干道、遠離商圈的低密獨棟別墅。對于那些預算有限的普通人，只能被迫住進噪音里，用自己的耳朵、自己的睡眠、自己的心理健康，為城市的發展買單。這哪里是 “消費選擇”，這分明是一場基于財富的感官權力分級，富人能買下聽覺的安寧，而普通人只能被迫接受噪音的馴化。這些話雖然難聽，但就是殘酷的現實。

二、噪音的原罪：被打破的私人領域，被消解的日常生活

對住房噪音的批判，從來不只是 “擾民” 這么輕描淡寫，它本質上是對私人領域最粗暴的侵犯，是對普通人日常生活最徹底的摧殘。

阿倫特在《人的條件》里，把人的生活劃分為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公共領域是我們參與社會、參與政治的場合，而私人領域，也就是我們的家，是我們卸下所有社會身份、回歸自我的最后避風港。私人領域的核心，是 “不被打擾的權利”。你可以在自己的家里做自己，不用迎合任何人，不用擔心被任何外界的聲音強行闖入。

噪音恰恰是擊穿公私領域邊界最鋒利的刺刀。它不需要經過你的同意，不需要打開你家的門鎖，就能直接鉆進你的耳朵，闖進你的私人空間，把公共領域的喧囂，強行塞進你最私密的生活里。當你在自己家里，連安靜睡一覺、安靜看一本書、安靜和家人說句話都做不到時，你的私人領域其實已經名存實亡了。

我們以前總在吐槽 “公攤面積” 太坑，可噪音帶來的 “感官公攤”，才是最離譜的霸王條款，你花了幾百萬買下了房子的套內面積，可你的耳朵，卻要被迫和樓上蹦跳的小孩、樓下愛爭吵的鄰居、隔壁的裝修師傅、以及那些嗡嗡作響的空調 “公攤”。你沒有任何辦法拒絕，只能被動接受，就像有人強行闖進你家客廳，對著你的耳朵不停喊話，而很多人都會告訴你 “這很正常”、“你應該理解和大度”、“住這種房子避免不了的”。這真的對嗎？

這種持續的噪音入侵，正在慢慢消解我們的日常生活，異化我們的感官能力。城市社會學家列斐伏爾在《日常生活批判》里說：“現代資本主義最厲害的地方，就是把殖民的觸角伸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讓我們連最私密的生活，都被異化、被控制”。當我們的耳朵每天被持續的噪音轟炸，我們的感官會慢慢變得麻木。我們開始被迫習慣臨睡前檢查房間里是否有來自天花板的噪音，習慣必須戴著耳塞才能入睡，習慣在每一個深夜失眠，習慣被他人評價是“矯情”的人，習慣了焦慮與壓抑。

我們慢慢地失去了 “聽見安靜” 的能力，我們忘了，安靜不是 “完全沒有聲音”，而是能聽見風吹過樹葉的聲音，聽見雨打在玻璃上的聲音，聽見自己的呼吸和心跳的聲音。這些聲音，是我們和世界，和自我最本真的連接。

馬克思說，當人的感官被異化，人就失去了自己的本質力量。當我們的耳朵再也聽不到自然的聲音，不再能享受安靜的美好，只能被動接受噪音轟炸時，我們就不再是自己感官的主人，而成了被噪音支配的客體。我們每天在噪音里焦慮、失眠、煩躁，卻從來沒意識到，這不是我們 “太矯情”，而是我們最基本的感官權利，正在被持續地侵犯。

三、維權的荒誕：當基本權利變成了 “求告無門”

如果說對安靜權的剝奪是一場系統性的暴力，那維權的困境，就是這場暴力最荒誕的收尾。

當代都市人的噪音維權，堪稱一場現代版的 “西天取經”，九九八十一難，關關都是死胡同。你被鄰里噪音吵得睡不著，去找物業，物業攤手說 “我們沒有執法權，管不了”；你打居委電話，居委說 “鄰里噪音不歸我們負責”；你鼓起勇氣報警，警察來了只能調解，勸鄰居小聲一點，可警察一走，一切又回到原樣，甚至還會變本加厲；你想去法院起訴，先要自己收集一大堆證據，耗費精力折騰大半年，最后真的能得到你想要的安靜嗎？

最讓人無力的是整個社會對噪音受害者的 “誤解”。只要你提出 “我想安靜一點”，立刻就會被貼上 “矯情”“事多”“不合群” 的標簽。仿佛在這個喧囂的城市里，想在自己家里睡個安穩覺都成了奢望。而那些制造噪音、侵犯別人權利的人，反而成了 “正常的大多數”。他們總會說：我在自己家想干嘛就干嘛，小孩頑皮是天性，走路咚咚響是正常生活，甚至連鋪一張地毯都會被他們視為是一種“過分的要求”。

這種荒誕的現狀，本質上就是因為我們的制度和法律，從來沒有真正把 “安靜權” 當成一項嚴肅的基本權利。我們的《噪聲污染防治法》早就出臺了，可執行起來卻處處是漏洞：白天各種噪音超標沒人管；夜間低頻噪音擾民依舊沒人管；小孩跑跳打擾鄰居休息沒人管；居民樓里不裝隔音彈鋼琴還是沒人管。法律寫在紙上，卻落實不到普通人的生活中。

很多年前我出差去德國，在德國，晚上10點之后，公寓樓里連大聲洗澡、沖馬桶都會被鄰居投訴，一樓大廳貼著溫馨提醒：晚上10點之后禁止使用洗衣機，周末禁止一切裝修。在紐約，公寓樓里也有嚴格的噪音規約，鄰居走路聲音太大可能被房東解約。這些國家并不是沒有住房噪音，而是他們更關注居民對安靜的需求，對居住人的安靜有明確的要求。雖然在國外也會有各種住房矛盾，但公職部門在安靜權上是達成共識的——你的自由，永遠不能以侵犯別人的耳朵為代價。

我們的社會卻陷入了一種 “誰制造噪音誰有理” 的怪圈。吵鬧的鄰居會說“我買的房子我想干嘛就干嘛”，廣場舞大媽會說 “我們有健身娛樂的權利”，商鋪老板會說 “我們有做生意的權利”，裝修師傅會說 “我們有干活掙錢的權利”，可唯獨受害者 “不被打擾的權利”，被所有人視而不見。

權利的邊界從來都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有你的生活權利，但沒有一到晚上就在地板上折騰噪音打擾他人的權利；你有做生意的權利，但沒有用喇叭24小時轟炸周邊居民的權利；你有裝修的權利，但沒有在非規定時間用電鉆鉆碎別人睡眠的權利。當整個社會都在縱容噪音制造者，卻指責受害者 “太矯情” 時，這不是 “包容”，這是對基本權利的集體背叛。

四、寫在最后：安靜不該是奢侈品，該是底線

寫到這里，突然想起一個很諷刺的細節：當年我去買房子的時候，銷售給我講地段、講學區、講戶型、講綠化，講得天花亂墜，卻從來不會主動告訴你，這套房子白天噪音多少分貝，晚上會不會被不守規矩的鄰居吵到。我們也看了很多買房攻略，教你怎么算公攤、怎么避坑、怎么砍價，卻很少有攻略會告訴你，怎么檢查房子的隔音水平，怎么判斷這套房子能不能讓你睡個安穩覺。

這恰恰是我們整個社會的集體盲區：我們太關注房子的 “價值屬性”，卻忘了它的 “居住屬性”；我們太在意房子能給我們帶來多少財富，卻忘了它最基本的功能，是給我們一個安心、安寧、安穩的家。

我們國家用了幾十年的時間，實現了 “居者有其屋” 的宏大目標，讓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有了自己的房子。可現在，是時候往前走一步了，去實現 “居者安其屋” 的樸素愿望。

這需要城市規劃者真正從 “房本位” 轉向 “人本位”，把居民的安靜權，放到和經濟增長同等重要的位置；需要法律和制度，真正把 “安靜權” 落到實處，讓噪音制造者付出應有的代價，讓受害者有處可訴、有法可依；需要我們整個社會，扭轉那種 “嫌吵就是矯情” 的錯誤觀念，明白不打擾別人是最基本的公共道德，而不被別人打擾是最基本的公民權利。

畢竟，我們買一套房子，不是為了給自己買一個鋼筋水泥做的噪音牢籠。我們來到城市，不是為了在無盡的喧囂里失去聽見安靜、感受生活的能力。感官的政治學，最終要回歸到人的本身。所有關于城市、關于居住、關于權利的敘事，最終都要回答一個最樸素的問題：我們能不能在自己的家里，安安穩穩地享受屬于自己的“安寧”？這個問題的答案，不該是奢侈品，該是每個普通人，都能握在手里的基本權利。

作者：傅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