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貝馬斯走了！理性對話的守護者離去，我們如何走出信息繭房？

尤爾根·哈貝馬斯走了，在馬克思逝世143周年紀念日這一天。

在哈貝馬斯看來，現代性的核心成就在于公共領域的形成。所謂公共領域就是指“一個國家和社會之間的公共空間，市民們假定可以在這個空間中自由言論”，通俗地說，就是指“公民自由討論公共事務、參與公共活動空間”，最關鍵的含義是公共交往和公眾輿論，它們是具有批判性的，同時又是具備合法性的。

這種理性批判性辯論發生在咖啡館、沙龍和報刊中，形成了能夠對權力進行監督的公共輿論。公共領域原則上向所有公民開放，在這個領域中像公共意識這樣的事物能夠形成。也就是，我們所追求的公共性，也不應當忽略對“不在場者”的自覺關切。

如今，數字平臺制造出無數個封閉的回聲室，算法推送將人們困在信息繭房中，公共領域的包容性特征正在消失。我們會發現自己陷入一個悖論：你們依賴平臺獲得影響力，但平臺的邏輯正在瓦解公共領域的基礎。若流量成為衡量價值的唯一標準，情緒成為吸引點擊的唯一手段，理性的批判性辯論還有何立足之地？哈貝馬斯晚年在討論公共領域的新結構轉型時進一步警示，新媒體的平臺特性正在損害政治公眾的自我認知。

哈貝馬斯討論的核心之一是交往行為。交往行為是以語言為媒介、以理解為目的的行為，任何交往行為都要提出三個有效性要求：真實性涉及客觀世界的陳述，正確性涉及社會世界的規范，真誠性涉及主觀世界的表達。哈貝馬斯認為，理性不應局限于目的工具合理性，更應通過主體間的平等對話構建交往合理性。

事實上，哈貝馬斯拒絕后現代主義對理性的全盤否定，也拒絕早期法蘭克福學派對工具合理性的悲觀診斷。他認為霍克海默、阿多諾等人將理性簡化為控制自然與人的工具，忽視了人類通過語言交往達成共識的潛能。

具體對當代參與公共表達的評論者而言，哈貝馬斯的這些思想遺產帶來了一些有益的啟示。

一是評論不是獨白而是對話。交往合理性指向的是，只有符合與至少另一個人達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條件時，某事才是合理的。這意味著評論員必須將自己的觀點置于公共論證的場域中接受檢驗，必須承認讀者不是被說服的對象，而是參與論證的平等主體。

二是在公共領域為“不在場者”發言。公共領域原則上向所有公民開放，但現實的輿論場中那些最需要被聽見的聲音往往最微弱。評論員的倫理責任在于追問：這項政策對最底層的人意味著什么？這場輿論狂歡掩蓋了誰的沉默？

三是守護語言的理性品質。自由民主平等這些大詞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隨意揮舞時，評論員有責任追問它們在具體語境中的真實所指。還有，在情緒化的標簽取代理性的論證時，評論員有責任示范什么是基于事實和邏輯的公共言說。

四是在批判中守護希望。也就是要守護應有的“現代性立場”，哈貝馬斯相信理性在歷史中雖然一再被倒退所擊退，但從長遠來看始終在取得進步。這不是廉價的樂觀主義，而是一種近乎信仰的堅守。

五是包容他者，保持對差異的開放。在追求個性表達的數字空間中，評論員需要追問自己的立場是否封閉了對話的可能性，是否在無意中排斥了那些不應被排斥的聲音。

哈貝馬斯一生都在踐行他從米舍李斯那里得到的原則：做一個批評者，不做一個局外人；做一個思考的參加者，不做一個保持距離的觀察者；做一個根本激進的改革派，不做導師式的皇帝。他與波普爾論戰，與伽達默爾論戰，與福柯論戰，與羅爾斯論戰，與幾乎所有同時代的重要思想家都進行過激烈的思想交鋒。他斗的理由只有一個：相信論證比謾罵更有力量，相信對話比對抗更能持久。

守護理性的最后一位大師走了，理性的對話仍要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