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途經天津，對楊成武談到楚溪春情況：聽說有人對啟用他不滿

1955年秋天，華北的天已經有了涼意。毛主席乘車北上，途經天津短暫停留，北京軍區司令員楊成武隨行，這一年剛剛授完軍銜，部隊里不少人還在私下議論誰高誰低，心里難免有些波瀾。車廂里，毛主席忽然提起幾位“特別”的上將，話題漸漸從軍銜，繞到了幾個起義將領的命運上。

那幾天，京津一帶剛開過總結授銜工作的會議，有人提到，解放軍序列里，有幾位出身國民黨、卻被授予上將軍銜的將領，讓部分干部一時轉不過彎來。陶峙岳、董其武、陳明仁，這些名字在軍中傳得很響，有佩服，有疑惑，也有小聲的牢騷。毛主席對這種情緒并非不了解，他只是等著一個合適的時機開口。

一次談話中，董其武聽說自己被擬授上將，心里就很不踏實，多次打報告要求降低軍銜，還專門向北京軍區方面提出希望“往下調一調”，理由說得很樸素：“過去在舊軍隊時間太長，資歷太淺不行。”楊成武如實向上反映，毛主席聽完，卻給出了一句頗為意味深長的話。

“楊成武可當可不當上將，而你董其武必須當上將。”毛主席的原話，大致就是這個意思。等楊成武把話帶到，董其武不好再推辭，只能接受，后來又提出要把家產捐出來，以示心安。毛主席得知后，語氣堅定：“董其武同志是起義人員，也是解放軍的兵團司令。他自己要交出幾十萬元，這是很好的態度，可是我們黨的政策不是這樣的。共產黨連俘虜的腰包都不掏，又何況是起義將領呢？”原則擺得很清楚。

車行到天津郊外時，毛主席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轉頭對楊成武說了一句：“聽說有人對重用傅作義、啟用楚溪春也有不滿，這個工作一定要做到位。”一句“做到位”，看似平常，其實包含著對那段復雜歷史的完整考量。想弄明白這句話，就繞不開楚溪春的來路與轉折。

一、從閻錫山“十三太保”到大同守將

楚溪春的名字，在后來很多人的記憶里并不突出，但在上世紀40年代中期，他在晉北一帶卻算得上響當當的人物。出身保定軍校第五期，與傅作義是同學，又是閻錫山手下著名的“十三太保”之一，這一連串標簽，已經足夠說明他的出身背景。

晉系軍人多半是山西本地出身，而楚溪春是外省人，在隊伍里多少有點“異類”味道。可閻錫山對他并不薄待，抗戰期間，不但讓他擔任重要職務，還把他吸收到“同志會”、乃至后來的“鐵軍組織”核心圈子里。楚溪春一度很相信這位“山西王”，認為彼此算是君臣相得，前途可期。

有意思的是，在晉綏軍內部，真正走到后期還能被看作“心腹”的并不多。傅作義、張蔭梧、陳長捷，這些人陸續脫離閻錫山勢力，其背后大多與閻錫山慣用的政治手腕有關——有提拔，也有猜忌，多用平衡術。一旦覺得某個部將功高震主，立刻就要想方設法掣肘。楚溪春的“高光時刻”，恰好出現在這樣的微妙時段。

1945年8月，日本提出無條件投降。8月9日以后，華北各地的接收工作迅速展開。8月10日左右，楚溪春奉命率騎兵第1軍、暫編第47師、第7縱隊等部，從孝義出發，沿汾河和同蒲鐵路一路北上，目標是接收太原。太原接收完成后，他并沒有就地駐扎，而是繼續向北推進，先后接管大同、朔縣、山陰、岱岳、懷仁、口泉等地，在大同與第12戰區第35軍司令傅作義會師。

大同這座城市，當時被稱作“煤都”，資源豐厚，更關鍵的是地理位置——卡在晉察冀、晉綏、晉冀魯豫三個解放區之間的要沖地帶。楚溪春在大同設立第二戰區北路軍作戰總司令部，下達告示：“日偽一切軍政人員，就地不動，聽從接收。”這條命令既是震懾，也是試圖穩定局面。

從軍事地圖上看，他占住大同，相當于在幾個解放區之間楔入了一把“楔子”，對我軍的聯絡和交通影響極大。也正因如此，他的“戰功”很快得到國民政府承認。1945年10月10日，獲忠勤勛章；1946年1月1日，因大同作戰被授青天白日勛章；同年5月5日，又加授勝利勛章。獎章接連到手，看上去仕途正盛。

問題也在這時出現。閻錫山看著楚溪春控制大同，難免想到一個名字——傅作義。傅作義曾任第二戰區北路軍總司令，后來從晉綏系統走出去，自成一方勢力。閻錫山十分忌憚再出現一個“傅作義”，便暗中開始削弱楚溪春的力量。

軍事上，大同剛一接收不久，楚溪春手中的部隊就被陸續調走，只剩一個騎兵第四師守城。無奈之下，他只好把接收來的偽軍——山西省防軍第5軍等部收編，湊起一支守軍。名義上，他兼任第43軍軍長，但實際可直接指揮的兵力，卻被劃歸第33軍建制，組成暫編38師，總兵力約一萬二千余人。更尷尬的是，這個暫編38師在人事、隸屬上，都不是完全聽他一個人的號令。

日常防務中，他只能依靠這支戰斗力并不穩定的新編部隊，做一些小規模的進攻和騷擾。當地老百姓和城中人對他的印象，也帶著幾分譏諷。有人拿他開玩笑：“楚總司令心軟，打八路不敢，只在城里一二三四亂喊。”一句話道出當時的困境：既沒有充分兵力，又要顧忌上級的種種指示，動作大不起來。

行政方面，他與大同行署主任孟祥祉之間也產生矛盾。孟祥祉的姨兄弟王衍，曾在大同行醫多年，抗戰時期為日偽軍服務，在1941年至1942年間參與制造了多起冤案，致三百余無辜市民被害。抗戰勝利后，民憤極大，要求追究責任。但孟祥祉多方包庇。楚溪春擔任憲兵司令時，決定將王衍逮捕并槍決，引起民眾拍手稱快，也讓兩人徹底結下梁子。

后來，一批重要批示文件和圖章在楚溪春秘書手里丟失，被孟祥祉抓住把柄，借題發揮，企圖羅織“通共”之名進行誣告。楚溪春為了避開更大的麻煩，只好把秘書辭退，卻明白自己在晉綏系統里，已經難以真正伸展手腳。就在這種內外交困的局面下，大同集寧戰役的序幕開始拉開。

二、大同集寧戰役：一座孤城與一場敗仗

1946年6月，全面內戰爆發。國民黨軍向解放區發動大規模進攻，華北地區的形勢迅速緊張起來。張家口作為晉察冀軍區首府，很快被納入國民黨軍的包圍圈。地形上，大同位于張家口以西，北控綏遠、南扼同蒲鐵路，是晉北的要塞之一，也是整個包圍圈中的關鍵一環。

在和中央請示之后，晉察冀軍區與晉綏野戰軍決定聯合作戰，拔掉這顆“釘子”。隨后，大同前線指揮部成立，由晉綏野戰軍副司令員張宗遜任司令員，晉察冀軍區副司令員羅瑞卿任政委，統一指揮兩大系統的九個旅，展開對大同的攻堅和對綏遠一線援軍的阻擊。

此時的大同，從地圖上看，是個被切斷在外的突出部。此前，我軍已經通過幾次戰役，拿下大同周邊的多個重鎮。全面內戰爆發后，雁北第五軍分區又奪取朔縣、岱岳等地，并切斷同蒲鐵路，大同與后方的聯系變得愈發困難。實際上，它已經是一座名副其實的孤城。

守城方面，楚溪春真正可依靠的，主要就是暫編38師的一部分、以及收編來的偽軍，共四五千人左右。按常理推斷，以這種規模的守軍，對抗九個旅的圍攻，勝算極低。解放軍在兵力和士氣上，都占據明顯優勢。很多人當時都認為，大同并不難打。

然而，戰事的發展超出不少人的預期。從1946年7月31日起，我軍對大同發起攻擊，先是集中力量猛打城防薄弱處，試圖迅速打開缺口。楚溪春則采取頑強防守、反復搶修工事的辦法，一邊調整火力點，一邊利用城內高地、街巷巷戰拖住攻城部隊。有傳說稱，他在城破的心理準備方面十分決絕，隨身帶著安眠藥，枕下放著手槍，一旦守不住就準備自盡殉城。雖然這類細節多半來自回憶材料，但從側面可以看出，當時他在孤城里確實有相當大的精神壓力。

攻城持續了一個多月，進展緩慢。指揮層面對“圍城”和“打援”兩個重點，一直難以作出徹底取舍。一段時間全力攻城，見短期內難以拿下，又轉而加強綏遠一線，對可能到來的援軍布防。結果，兩邊都沒有形成絕對優勢。戰役的節奏被拖慢，大同城堅守時間越長，對方獲得外援的機會就越大。

這里不得不說一個關鍵節點。蔣介石原本對傅作義多有猜忌，但在面對大同被圍這樣一場事關晉北全局的戰役時，還是真下決心壓他出兵。傅作義一度猶豫，后來還是決定出動，從集寧一線對我軍進行反擊。1946年9月中旬，傅作義部在集寧地區與我軍交戰，我軍損失較大，被迫后撤。到9月16日，我軍正式結束對大同的圍困。

這一仗的結果，從解放軍一方看，是一場典型的失利。優勢兵力沒有轉化為確定的戰果，在作戰部署和兵力運用上，都留下了明顯的教訓。晉察冀軍區此前為了配合政策需要，進行過較大規模的整編和裁減，骨干部隊的完整性受到影響，這一點在戰斗中也暴露得很清楚。圍城時間拖得太久，給了傅作義從側翼發力的機會，最終形成“城未下，援已至”的局面。

從楚溪春個人角度看，大同集寧戰役則成就了他“善守”的名聲。面對數量占優的對手，憑借有限守軍，硬是扛了一個半月，堅持到外援抵達，被很多舊軍隊出身的人視為一場“守得體面”的戰斗。也是因為這一戰，他在華北軍事舞臺上的名號，被更多人記住。

不過，戰功并沒有讓他對閻錫山更加死心塌地。相反，在長期的掣肘之中，他感到晉綏系統內部的疑慮和防備，愈發沉重。再聯想到傅作義、陳長捷等人前后離開晉綏軍的經歷，他也開始考慮自己的出路。大同保住了，人卻做出了另一種選擇。

1947年8月，楚溪春接受東北行轅主任陳誠的邀請，出任東北行轅總參議兼沈陽防守司令，從此在名義和實際隸屬關系上，脫離了閻錫山的系統。這一步，對他來說，也是從晉綏系轉向更大范圍國民黨軍序列的重要轉折。

三、河北省主席、和平改編與“啟用”的考量

來到東北后的一段時間里，楚溪春的日子相對平穩。陳誠曾是他在保定軍校的學生，行轅參謀長趙家驤又是他的女婿，華北綏靖體系中的傅作義，是他的老同學和舊識。不得不說，從人際關系看，這個位置讓他多少有點“自己人圈子”的感覺，工作上少了許多晉綏時期那種明里暗里的牽制。

他在東北的職責，主要是協助陳誠在華北和東北之間進行兵力協調，尤其是幫忙完成從華北向東北抽調部隊，緩解東北戰場壓力的計劃。只是，東北的戰局很快朝著對國民黨不利的方向滑落。遼沈戰役前后，整個形勢已經難以挽回，陳誠也難有更多余地。楚溪春的角色，并沒有改變大局。

1947年12月，傅作義被任命為華北“剿總”司令，承擔起整個華北地區國民黨軍的主要指揮任務。他原本想請原保定綏靖公署主任、河北省主席孫連仲留任，以維持河北地方上的舊有架構，但孫連仲意愿不強，不愿繼續留在這個位置上。傅作義只好另覓人選，把目光轉向老同學楚溪春。

楚溪春起初未立即答應。客觀看，那時華北形勢已經接連出現不利變化，他若接掌河北省政務，責任極重，卻缺乏實在的底氣。直到1948年2月，他才正式上任河北省主席。此時河北的實際控制范圍已經十分有限，國民黨方面真正能掌控的縣份不過二十余個，而且大多沿著鐵路一線，呈帶狀分布，屬于隨時可能被切斷的孤立據點。

在這種情形下，河北省主席的頭銜更像是一種政治象征。楚溪春雖然站在了權力的高點，卻不得不面對“勢已去”的現實。一方面，他要配合華北“剿總”的總體部署，維持地方秩序和后勤供應；另一方面，他很清楚，從戰場態勢來看，局部的行政調整已難阻擋軍事上的失敗。

1949年1月，北平進入關鍵時刻。在周恩來等人的斡旋下，針對北平的和平解放談判逐步推進。1月下旬，傅作義決定接受和平改編，保證北平城內部隊不再抵抗，以實現城市與文物的完整保全。楚溪春作為傅作義系統內的重要一員，也隨之接受和平改編，這一次，他不再是戰場上的對手，而是以一種起義人員的身份，站到了新中國即將誕生的門檻前。

新中國成立后，中央對不同來源的人員有明確政策劃分。對于起義將領，既要區別于頑固派，又不能簡單視作“自己人”，如何安排是一門細致的政治工作。楚溪春被任命為政務院參事（1955年后改稱國務院參事），并擔任西北區組召集人，參與國家建設方面的咨詢和協調。這個職務不算耀眼，卻頗為穩重。既體現了對其過去選擇的肯定，又沒有超出政策上對起義人員的定位。

從人的角度看，他在新的政治生活中，難免遇到一些來自歷史的陰影。畢竟，他曾經守大同、任河北省主席，在舊政權里擔過不小的責任，新環境下，社會輿論以及個別干部對他有看法，并不稀奇。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毛主席在天津車廂里提到“有人對重用傅作義、啟用楚溪春不滿”這一句，就顯得意味深長。

有干部私下議論：“傅作義封鎖過解放軍的道路，楚溪春守過大同，這樣的人，是不是用重了？”這類聲音零星出現，有的出于情緒，有的源于對政策理解不夠深入。毛主席之所以點出這兩個人，核心在于提醒：看待起義人士，要看他們在關鍵時刻所作出的實際選擇，而不能只盯著過去的對立經歷。傅作義在北平和平解放中起到的作用，有目共睹；楚溪春在和平改編中的態度，也屬于順勢而行，沒有拖后腿。

不得不說，這種看法在當時是一種較高層面的政治判斷，需要相當的胸襟和理性。對不少經歷過戰爭的指戰員來說，從槍口對立，到在同一會議室中共事，心理轉換并不容易。毛主席強調“工作要做到位”，正是要求相關方面的同志，既要向基層講清政策，也要照顧起義人員的合理感受，讓他們感到自己不是“被勉強留下的外人”，而是在新的國家結構中有明確位置的人。

1955年授銜以后，這種問題又有了新表現。有個別干部覺得，自己浴血奮戰多年，卻沒拿到想象中的軍銜，而一些起義將領卻在待遇和安排上“不算低”，內心難免不平衡。董其武那段故事，被毛主席拿來作為一個鮮明例子——不是起義將領自己要求高，而是黨和國家從整體上考量，需要給出與其作用相稱的位置和榮譽，這樣才能更好地團結這部分力量，為新中國建設服務。

楚溪春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工作，多在參事崗位上展開，具體事務不算轟轟烈烈，卻扎扎實實。他參與過西北地區一些建設規劃、政策咨詢，提供過不少建立在舊軍政經驗基礎上的意見。從公開資料來看，他在新政權中的表現比較穩重，沒有大的政治波折。1966年9月12日，他在北京病逝，享年70歲，一生經歷了清末余風、民國軍閥混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再到新中國前十七年的建設，幾乎把近現代中國的關鍵節點走了個遍。

回到1955年那趟路上的談話。毛主席提到董其武、又談傅作義和楚溪春，看似隨口，卻并不隨意。授銜不只是排排隊、戴上星的問題，更牽動著不同來源干部之間的心理平衡。對起義將領，不是一陣風式的“用完就放”，而是一整套持續性的政策設計。既肯定功績，又不夸大其詞；既不苛責舊賬，也不忘記歷史的真實，這樣的尺度，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頗難。

楚溪春的經歷，恰好是這個尺度下的一個典型樣本。從閻錫山“十三太保”，到大同守將，再到河北省主席，最后作為起義人員進入新中國國家機構，身份不斷變換，但貫穿其中的，是時代大勢的推動。毛主席在天津車上的那一句“啟用楚溪春要做工作”，背后藏著的，是對這類歷史人物復雜軌跡的冷靜理解，也是對勝利后如何對待舊人、新人這一大問題的具體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