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寫歷史,是從頭開始的,但思考歷史卻是倒著來的,即從當下出發,以問題為導向回溯過去。這樣看澳門的歷史和文化,會發現很多有特色的地方。
門,是區隔,也是連接。在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筆下,門反映了事物“彼此相外”與“彼此想偕”的二義性。敞開意味著撤去了自我限定,“門在言說”(Die Tür spricht),有限的世界朝向無限的空間。
初到澳門時,我看到路邊用英文、葡文和中文三種文字書寫的招牌,感到很新鮮,詢之本地人,很吃驚懂葡文的極少。這種不協調現象令我思考特區政府的文化政策。澳門回歸后,特區政府保護和推廣葡語,學校學習葡語的人數遠大于葡澳當局時代。1991年,葡萄牙本國對葡語進行改革,一些單詞的拼讀發生了變化,而澳門的葡語則維持原樣。法律也是如此,葡萄牙改了,澳門沒有變。再過幾十年,如果葡萄牙人想尋找自己的語言和法律之根的話,得“禮失求諸野”,飛來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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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大三巴。視覺中國 圖
澳門文化的多元性是無可置疑的,但內涵需要咀嚼。比如,人們常說澳門是“東西文化”的節點,這話看似準確,其實不然。“東”是自然地理概念,也是含有心性的區域(area)范疇,涵括哪些地方?在我們的意識中一般不包括非洲東岸、印度洋地區和南太平洋地區。那么改稱“中西文化”是不是就妥當了呢?不盡然。中國東鄰的朝鮮、日本等未包括在內。“西”也是一個曖昧的概念,因為它所表征的歐洲存在巨大的差異。此外,澳門文化中,有“南洋”的要素,前現代日本在澳門留有很深的印記。因此,如果籠統地談澳門文化,“東西文化”“中西文化”等稱呼均可以,若要嚴格地界定,稱“中外文化”似乎更貼切。
澳門回歸前,雖然存在中外多種文化要素,但處于“彼此相外”的“散裝”狀態。據說當年葡國人在上,土生葡人在中,華人墊底。在路上錯車時,華人得避讓三分。回歸后,特區政府消解不平等,把“散裝”的多元性整合在一起,塑造了“整裝”的乃至“精裝”的文化。這種文化形態可稱為“跨境文化”(transnational culture),是基于澳門歷史特性和“一國兩制”要求而來的文化創造(invention)。
要理解澳門文化的“跨境”特征,“際”是一個不二的關鍵詞。“際”很神奇,本意為墻與墻之間的縫隙,延伸出空間和時間,指稱事物之間距離的有國際、學際等,指稱時刻的有際會、今際等。除名詞外,“際”還可作動詞,有交際。在時間的變化中,“際”的空間位置并非一成不變,既可以是中心(天地之際),也可以在邊緣(際限)。作為空間的“際”,反映國與國關系的有“國際”。所謂澳門文化是在國際纏繞關系中不斷被再生產的。如此看來,即使說澳門文化是中外交融的產物,“中”與“外”的權重也是因時因地而變化的。“際”的空間性內涵了時間性,“際會”反映了時空的流轉。來澳門觀光的很多人,看到的是五光十色的博彩,這只是隱喻人生不確定性的表象。在澳門六十八萬多居民中,有各色各樣的團體,隸屬其中的人群,在慣習中生活。店家開業前對門口一角土地神的焚香膜拜,彰顯著日常的確定性。
澳門文化的多元性在學理上可謂預流前沿,正是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評所欲張揚的;澳門如能弘揚這一特質,定能凸顯自我主張的聲音和提升在文化傳播中的地位。葡語里的“薩烏達德”(saudade)很魔幻,是渴望的意思,渴望某種模糊不清、難以言喻的東西,表征一種肆意沉溺于渴望之中的狀態。這一切蘊含在名為“法朵”(Fado)的韻律中——輕柔的節奏、慵懶的三連音和低吟淺唱。在我看來,薩烏達德就是文化記憶理論中的“喚起”行為,文化遺產的保護不是消極的抱殘守缺,而是面向未來的積極的當下實踐。澳門街頭紀念節日的游行,不僅在演示過去,還在生產未來。費孝通先生指出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像滾雪球一般地越滾越大”。凝聚著中外要素的澳門文化,作為現代中華文化的一部分,通過自身的演示和創造性活動,也會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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