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黨生：中國人是時候打造自己的國際頂刊了

圖源：Unsplash / Jonas Jacobsson

撰文｜李珊珊

“2006年，我剛回國的那一年，中國大陸的科研機構，在Cell、Nature和Science（簡稱：CNS）上發表的生命科學論文總數大約是8篇。2025年，中國大陸科研機構在CNS上發表的生命科學相關研究論文已經達到了256篇（BioArt的統計數據）。20年，從8篇到256篇，可以想像，這是一個什么樣級別的進步……”

在尚思自然科學研究院的那間被命名為“孟德爾豌豆田”的辦公室，李黨生這樣談起自己從業二十多年間，中國在科研產出方面的巨大進步。而就在這間辦公室的樓上，他擔任聯合主編、最新創辦的中國原創學術頂刊Vita編輯部，正有條不紊地運轉 。

回溯李黨生的職業軌跡，是一條從優秀學者向學術界“守門人兼伯樂”的轉變之路。他本科畢業于中科大少年班，在康奈爾大學獲得博士學位 。在紐約大學醫學中心完成博士后訓練開始找工作時，他偶然碰上了頂級期刊《細胞》（Cell）招聘科學編輯的機會，人生軌跡自此從“成為一名科學家”轉向了“成為一位出色的伯樂”，每天琢磨的課題是如何從海量的科研成果中識別出真正卓越的“千里馬”。

2006年，李黨生辭去國際頂刊《細胞》 Associate Editor的職位回國，全面接手當時影響因子僅2.161的《細胞研究》（Cell Research，下簡稱：CR）。當時的落差是極其巨大的：習慣了世界一流雜志和稿件的他，面對的是一份當時籍籍無名的國內期刊和堪稱“滿目瘡痍”的來稿 。早期，當他以較為嚴格的標準向論文作者提出增補實驗要求時，得到的反饋往往是充滿不解的抱怨：“如果要修改，我還投2分的雜志干嘛？”

李黨生記得時任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院長的裴鋼院士勸他回國時說過這樣一番話：“中國科學的發展，論文發表會是一個瓶頸。我們需要自己的發聲平臺。” 做一本能夠真正以中國視角定義“什么是卓越”的本土頂尖期刊，成為了李黨生此后二十年的奮斗目標，也是支撐他和CR團隊一路前行的根本動力。

在隨后的歲月里，李黨生帶著CR編輯團隊鼎力把“科學家優先、科學優先”的辦刊理念付諸實踐。他們往往會與投稿的科學家們反復探討文章中的科學問題，用極其苛刻的方式打磨每一篇論文 。據一位前CR科學編輯向《文匯報》回憶，在李黨生的主導下，哪怕是被拒的稿件，常常也要明確列出其想解決的主要科學問題和使用的科學方法；在和李黨生一篇篇“過稿子”時，編輯們必須清晰陳述該研究在領域中的重要性如何，以及大概可以適合哪個層次的雜志 。

經過約二十年的努力，CR破繭成蝶，不僅是中國首個影響因子突破20的原創學術期刊，也成了中國建設自主一流科技期刊的一支標桿 。近二十年的嚴苛磨練，不僅為李黨生鑄就了敏銳的學術洞察力與獨特的科學品位，更為他贏得了生命科學共同體的廣泛信任 。他儼然已成為這個學術群體中的一位“特別成員”——他幾乎跑遍了全國的各大科研機構和實驗室；對于生命科學的幾乎任何細分領域，只要提個話頭，他就能將相關情況條理清晰、體系完整地剖析一遍 。

“我們的目標都只有一個，那就是科學上的卓越。” 李黨生喜歡這樣說。作為一名學術期刊的主編，他更傾向于把自己當作科學共同體中的一份子，與科學家共同成長、相互成就 。

這種“共同體”意識，最生動的體現便是他堅持了十幾年的“周末咖啡約” 。在辦公室附近的咖啡店和茶館，很多個周末都是李黨生與來自全國各地的生命科學領域的學者，尤其是年輕科學家們交流的專屬時光。十幾年間，他利用業余時間，與那些還只是博士生、博后，以及剛剛獨立建組的年輕科學家們深入探討他們的課題，幫助他們在科研上少走彎路，助力他們迅速成長 。他這個“科學教練”的角色也被當時創辦不久的西湖大學的校長施一公關注到，特聘其為該校校長特別顧問，“任務”就是與西湖大學的年輕學者探討科研，為他們的論文寫作和實驗提升提供指導性意見和建議。

2025年4月，在掌舵CR近二十年后，李黨生正式卸任，出任上海尚思自然科學研究院首席科學官 。他的工作重心，完成了從“鑒別與打磨論文”到“培育論文背后的人”的跨越 。在57歲的年紀，他敢于下定決心做出這一轉型，是因為這兩份工作的核心都在于“科學品味”——利用半生積累而來的判斷力與鑒賞力，去尋找那些真正杰出的研究和真正有潛力的年輕大腦，給予長期穩定的支持，以“托舉更多優秀年輕人的成長”，推動產生突破性、顛覆性的原創科研成果。

這是一個與目前主流科研資助計劃風格迥異的全新模式。在尚思，科研資助不需要繁瑣的申報，而是由專業的“科學官”團隊主動伸出觸角，去發現和遴選具備重大突破潛力的學者。尚思系列的學者遴選要經過科學官提名、小同行與大同行相結合的專家評審和戰略科學家決策三層“質控”環節。除了資金支持，深度的科研思想碰撞更是常態 。李黨生曾經的“業余周末咖啡約”，在這里正式升級為“每周科學官下午茶”，成為他與一批科學家和受尚思資助的學者們深入探討科研難題、分享靈感的固定時光。他們希望用自己的方式去影響年輕人，打造一種全新的科學文化。

接受Vita聯合主編的任命，是李黨生接下的又一個出人意料的新挑戰。

這本以拉丁文“生命”（Vita）命名的中國原創期刊，是中國學術界和期刊界一次雄心勃勃的“造船出海”實踐 。Vita和隨后將陸續推出的Vita子刊系列將用5年時間打造出一個發現原創、獨立評價的全新體系，要在半個世紀穩固不變的全球頂刊陣營中，牢牢嵌入一塊“中國拼圖” 。

Vita的創刊陣營幾乎集結了中國生命科學界“最硬的鱗”——由施一公與李黨生擔任聯合主編，更有 “生命科學開放聯盟”（目前由33家內地與港澳頂尖高校及研究機構組成）的強力背書：聯盟內部將把Vita上發表的文章與CNS論文“同質等效”對待 。

與其豪華創刊陣營相稱的，是Vita的承諾：“不收版面費、告別影響因子”，“不追求熱點、只追求卓越的科學”，“探索‘以文評刊’的新型評價模式”等，讓這本期刊帶著來自中國科學界的雄心與銳氣。

這樣一個被外界視為“向CNS發起正面挑戰”的新生力量，它的底氣究竟從何而來？“造船出海”的航程中需要跨越哪些技術與生態的暗礁？帶著這些問題，我們與李黨生展開了一場深度對話：

01 中國的期刊到了需要“造船出海”的時刻

知識分子：去年您先是去了尚思，然后又接受了Vita主編的職位，兩個機構都是大家非常感興趣的，尚思上次跟您討論過了，想聽您談談Vita。很多報道認為Vita是中國科學界向CNS發起的第一次正面挑戰，是這樣嗎？它的出現是不是意味著，大家覺得中國科學界的體量已經積累到了一定程度，我們對做一個自己的國際頂尖期刊有了需求，而且我們的科研實力也能撐得起這樣一個東西了？

李黨生：我先來講Vita。要解釋這個問題，我想先講一點數據。

2006年，我剛剛回國的時候，中國大陸的科研機構，那年在Cell、Nature、Science（簡稱：CNS）上發表的生命科學論文的數量大約是8篇。2025年，中國大陸科研機構在CNS（主刊）上發表的生命科學相關研究論文已經達到了256篇（BioArt的統計數據）。20年的時間，從8篇到256篇，可以想象，這是一個什么樣級別的進步。

從這個意義上，今天的中國確實已經積累了足夠多的高質量的科研產出，在體量上，已經足夠支撐起一本頂刊了，當然，理想的情況是：我們希望這是一個頂刊加一系列子刊的高端期刊體系。

可以說，中國（在相關領域）科研的發展是Vita能夠產生的一個客觀條件。從需求角度來講，我國的目標是建設社會主義科技強國，也就意味著我們一定要有大體量的且達到了相當高水平的科研產出，而且這種產出還會持續增加。這種與我國科技強國地位相匹配的大體量、高質量的科研產出，如果只靠西方主導的科技期刊體系來支撐，恐怕是不現實的，這將是一個具備內在張力的矛盾。這也正是我國建立自己獨立自主的科技期刊體系的戰略意義所在。

在這個背景下，我們確實需要自己的科技期刊體系，當然，需求是一回事，如何成功做好這件事是另外一回事。日本和德國在他們科技飛速發展的時候也曾經經歷過這樣一個階段，他們的科學家群體肯定也曾經想建立起自己的高水平學術期刊體系，但現實是他們成功的例子并不多。事實上，到目前為止，德國和日本都還缺乏真正能跟英語體系主導的這些國家競爭的高水平科技期刊體系。

而中國現在的情況，打個比方：一開始“干革命”你不能指望別人來幫忙。首先我們得有自己的高水平的研究，靠自己（國內）的研究能把這個期刊立起來，形成品牌之后，才能有底氣跟全球的科學家喊話：我們歡迎國外的科學家把優秀的成果發到我們期刊這里來。所以，目前，創始階段期刊品牌的創立和打造，必須依靠我們自己的實力。在這一點上，我非常樂觀，今天的中國科學家以及中國的高水平科研產出是有這個實力撐起一本頂刊的。

知識分子：您原來做《細胞研究》的時候被稱為“借船出海”，到了Vita就是我們自己的“造船”。這中間特別需要跨越的技術困難是什么？

李黨生：“船”也就是平臺本身純粹是一個工程技術性的問題，在IT如此發達的今天，中國早已具備“造船”的技術能力。這和我們前面討論的品牌建設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高水平期刊的根本是立足于學術質量，而品牌效應則是依靠期刊的學術質量在科學家心目中建立的。

目前中國的國際化期刊，大多是放在國外出版商的平臺上的，就是我們之前說的“借船出海”。它的好處是短時間內能借助國外平臺自帶的品牌效應，吸引讀者駐足。但帶來的問題在于，數據和信息都在別人那邊。現在AI在發展，AI的功能取決于你能有多少數據去訓練，所以對數據的掌控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覺得，經過這幾十年的發展，應該是時候探索中國自己“造船出海”了。船是自主的，那么，相關信息和數據也就都在我們自主的平臺上。

真正的造船對中國來說并不算難題。Vita目前是放在高等教育出版社搭建的平臺上的，這個平臺之前已經存在。因為我們的需求是支撐一個世界級頂刊的運行，這對于高教社來說也是個新生事物，這中間會有些事情需要磨合，但技術問題應該都是可以解決的。

造船出海和借船出海有兩點不同：第一，船是自己的，平臺是主辦方高教社運行的，咱都是自己人，有事好商量、好打交道；第二，也是更為重要的，就是相關的信息數據是留在自己的平臺上。

02 不收版面費&告別影響因子的背后

知識分子：Vita目前公開承諾說不收版面費，告別影響因子。但不收版面費之后，資金保障和制度設計打算怎么做？背后的考量是什么？

李黨生：首先，我們作為一本新雜志，如果不向人家收錢，至少多了一個吸引好稿件的有利條件。當然，我們決定不收版面費，背后有更深度的考量，這涉及到對整個科研生態鏈的思考。

我們想象一下一個科學研究的生態鏈：科學家有了idea，寫本子申請資助，拿到錢之后做研究，研究有了成果拿來發表，優秀的成果獲得科學共同體的認可，之后，再去申請下一筆經費。這是個完整的循環，這里面涉及到的錢，實際上基本都是納稅人的錢。那么，我們就問：為什么其中的一個非常小的環節，即學術出版這塊，為什么一定要做成營利性質或者商業性的東西呢？現在的很多主流學術出版集團都是用商業模式運作的，但我認為，本質上，這（種商業運作）是對學術出版的學術屬性的一個異化。

我甚至算過一筆賬，在學術出版領域，針對最高水平的研究論文，不收錢顯然是利大于弊的。我們假設，如果Vita和Vita系列大子刊做了幾年，體系基本完善了，整個系列一年要是能發表1000來篇論文就算非常了不起了。打算收錢的話？一篇文章你收5000美元，這算相當高了。1000篇也就是500萬美元，大概相當于3000多萬人民幣的毛收入；不收錢就意味著要從別的經費來源來抵充相應的成本。

從中國整個科研經費的大盤子來看，這確實是個很不起眼的成本。現在很多新型科研機構，招一個研究員（PI）的啟動資助每年也常常有幾百萬。一個集成性的科研大項目，一年就不止這些錢。所以，實際上從國家的角度來講，像 Vita 及其系列子刊這種高端刊，免收版面費或者OA費，我們為此“花的錢”并不多，但卻是用“小錢”做了一件非常有“大影響力”的事情——我們努力打造這個高端期刊系列，其成果開放給全人類分享；這也非常符合我國踐行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

其實，這中間我還有另一個層次的思考。我們希望未來中國的品牌期刊，不僅能承載中國科學家的成果，也能成規模地承載西方科技界的論文。那么怎樣才能撬動科技信息成規模地“由西向東流”？對西方科學家而言他們自己的雜志已經很多了，人家不缺你這幾本雜志，除非你有杠桿去撬動。

所以，除了把期刊品牌做好，我希望我們做另外兩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件是“全開放獲取”，這符合歷史發展的潮流，也是越來越被包括西方科學家在內的科學共同體認可的理念，我們也這么做，以助力科學成果的廣泛傳播；第二件就是“不收版面費或者OA費”，以此為杠桿，去撬動科技信息開始成規模地由西向東流動。

一個健康的期刊體系大致應呈金字塔型分布，位于金字塔最頂尖的是國際頂刊（比如我們希望對標CNS的Vita），第二層是相當于CNS高端子刊水平的一流期刊，再下面就是相當于PNAS/Nature Communication的這一層，以及“普通的”高質量期刊如各個學會的society journals等。我所提及的不收取出版費用，個人認為目前最適用的是像Vita主刊以及Vita系列大子刊這種位于金字塔頂端的發表最高水平學術論文的期刊。為什么這么說？目前，學術期刊的主流話語權，仍掌握在西方體系手中，短時間內很難改變。當我們也準備建設高水平期刊時，就必須要有可操作的杠桿來撬動。如前所述，不收版面費就是一個關鍵杠桿，這是一個非常長期的戰略考量，畢竟，在大數據時代，誰掌握了數據誰就掌握了主動權。

知識分子：您也提到了Vita是一個告別影響因子的期刊。您之前提過用“以文評刊”的辦法來搭建一個新的評價體系，我們已經開始著手想怎么實施了嗎？

李黨生：我說影響因子不重要，不是說影響因子就是不好的，而是說：在面臨這個影響因子可以被“影響”，甚至被人為“操縱”的情況下，它已經不太適合用于作為期刊水準的衡量標準來使用了。但如果脫離影響因子這個指標的話，我們該如何衡量一本期刊的水平，還是需要一個客觀標準的。我們想到的一個評價方法就是“以文評刊”。

具體的方法就是：對雜志中的原創論文作隨機抽樣，找相關領域的專家來閱讀，然后由他們為每篇文章賦予一個半定性半定量的分值，由這些分值的平均值，作為被審閱期刊學術水平的認定。用這個方法，十幾年前，我們曾對當時尚未獲SCI影響因子的新銳期刊eLife進行過這種評估，評估的結果與后來科睿唯安宣布的影響因子幾乎一致，當時，我們該項研究還發表在了《中國科技期刊研究上》。

具體就是：我們從eLife在2013-2014年發表的文章中隨機抽取了30篇論文，分成三組，每組邀請兩名科學家同時進行審讀評分（以減少由于審讀專家個人喜好帶來的誤差）。在評分方面，我們選取了生命科學領域的 4 本典型刊物作為參照物（Cell、Molecular Cell、PNAS、JBC 分別代表國際頂級刊物、頂級刊物大子刊、中高端刊物和學會級刊物）。打分時，如果專家認為被評價的文章學術水平相當于 Cell，則打 30 分；以下類推，相當于 Molecular Cell，則打 15 分；相當于 PNAS，則打 10 分；相當于 JBC，則打 5 分。如果學術水平介于上下兩級刊物之間，由評審科學家按實際情況打分，比如 18 分、12 分等。最終，我們得出eLife 30篇文章的最終評分為11.0分，中值為9分，相當于PNAS的水平。我們這個評估完成后，2014年，eLife的影響因子首次公布，是8.5分左右，確實是與PNAS相當的一個水平，這個評估的結果與我們的評估結果大體是一致的。

當然，我們這種以具體文章為依據做期刊評價的方法，相對于數一個影響因子的分值要“麻煩”很多，但這確實是一個有用的而且是更合乎科學的維度，以上評估eLife 的案例充分說明，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03 通往國際頂刊之路，怎么走？

知識分子：現在的年輕科學家還是挺需要各項考核指標的。在您提到的真正以文章質量而非SCI評估的體系真正運轉起來之前，Vita準備怎么來吸引這些科學家把優秀研究投給Vita和它的子刊？

李黨生：這本質上是一個科研文化生態的問題。科研生態的改變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的，這是一個漸變的過程。

對于科學家的認定，我認為一個理想狀況是，按照其科研成果真正水平和其科研能力來認定，而與這個成果發表在哪里沒有必然聯系。但是現實的情況是，大家還是會看（發表論文的）期刊，因為期刊的水平對于研究確實還是起著一定的評價功能的，徹底地拋棄期刊分級，短時間內很難實現。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期刊本身不僅是個信息承載平臺，也有一定程度的科研評價功能，這個情況也許不一定完全合理，但這是目前的現狀，是事實。而因為期刊有評價功能，它就涉及到認可度，涉及到一種學術話語權。

而我們做期刊，一方面要看是不是很好地適應了時代和學術群體的需求，就像我前面說的，中國作為科技強國，需要自己的頂刊平臺。另一方面是看這個期刊的價值觀和運行方式，能不能得到學術共同體的認可。就Vita而言，我對這兩條都非常有信心。

然后還有第三點，就是你剛剛講的，每一個科研工作，每一篇論文的背后都是一個個具體的PI，他們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發表在一個期刊上，就希望得到相應的認可，比如在科研評估、考核晉升、學生畢業等方面。一個PI，是因為相信自己的工作是非常好的，應該是很高水平的工作，也相信我們能把期刊做好，發在上面能夠獲得與自己科研成果水平相稱的認可，才會把文章投給我們。

我們做Vita，我覺得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支持，就是我們是在教育部的領導下，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主辦，依托生命科學開放聯盟建設的。我們的聯盟目前已經有了33家單位和機構，預計近期還會再繼續擴容。目前中國大陸的27家機構中，絕大部分生命科學與醫學領域高水平的大學和科研機構都在其中。

Vita是作為生命科學開放聯盟的旗艦期刊來辦的，聯盟的成員機構會一起來支持Vita及其系列期刊的發展。聯盟成員有一個承諾：從Vita雜志誕生的第一天起，聯盟內部的機構在各種考評時會把Vita上發表的文章與在相對應水平的國際頂刊發文同等對待。

這個政策支持非常重要，就像最先的種子，可以幫助聯盟內部的PI們減免后顧之憂，鼓勵他們把最好的成果投給我們，然后，隨著Vita品牌的逐漸建立，我們相信更多的科學家也會意識到Vita的學術水平就是和頂刊一個層次的，也會把相應水平的文章投給我們。這個政策支持將來還可以擴展到同樣依托聯盟建設的其他大子刊上。有這樣一個組織形式和政策支持作為托底，我們就有底氣鼓勵科學家把優秀的稿件投過來。

知識分子：Vita的首期上線論文就包含了一個關于東亞地區特有病毒SFTSV的重要研究，這類聚焦區域重要疾病但未獲國際頂刊足夠關注的工作，是不是Vita愿意認可并發表的“東方的聲音”？這是不是代表了我們在論文發表的選擇上，會有更多的中國，或者東方視角？

李黨生：什么是“卓越”的科研成果？這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多元價值觀的貢獻一定應該比一元化的聲音更重要。

如果這方面的學術話語權完全被CNS把持，在這種西方語境主導下，我們的科學家參與發聲的機會是很少的，我們只能處于一個被選擇的位置。如果我們有自己的頂級期刊，我們就可以主動參與構建“什么叫卓越”、“什么是優秀”的價值標準。我認為這些方面需要來自東方的聲音參與。中國科學發展到今天，我們也有這個需求，有這個責任來參與塑造（Shaping）這個科學評價的標準。

具體來說，比如說“創新性”，一方面，在Vita，創新性永遠是放在第一位的，而不是熱點、時髦或者會有更高的引用等等這些因素。另一方面，一個非常創新的重要發現，剛做出來時，往往在機理解析上是不完備的，理想中我當然也是希望什么（創新性加機理的解析等）都要有，但實際中，往往這些東西不是短時間內都能做出來的。此時，期刊就需要做出決策，到底做到什么程度就可以接收發表了。遇到這類情況時，我們的理念是：創新性在我們這里永遠是壓倒性的第一位，這也會是我們期刊一個獨特的科學品味。

知識分子：Vita有什么計劃，準備如何吸引來自國外的優秀研究？

李黨生：要撬動好的稿源，無非是幾點。

首先，你必須先讓人家看到你的質量。通過發表一批高質量的論文，讓大家知道你確實是跟頂尖雜志相同水平的，從而釋放一種信息：“我們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達不到這個水平，投過來我們也不會要”。第二，好的服務，比如論文的審稿周期更短，更加公平公正的評審過程，建設性的科學意見，編輯的回復更及時，出版流程更迅速等等，為科學家們提供比潛在競爭對手更好的服務。第三，我們全面開放獲取（Open Access）而且不收版面費，這也是一個巨大的吸引力。

但這三條要產生實質性效應都需要時間去積累，口碑都是口口相傳的。要把“雪球”滾起來，一定要首先依靠中國的科學家、華人科學家。因為西方科學家的選擇本來就很多，他們有3大刊，有大子刊，不缺你這一本兩本雜志。

等到我們有一部分產品（即高質量原創論文）出來了，期刊品牌有了一定的質量依托之后，我們計劃把科學編輯派出去走訪國際實驗室，與廣大科學家進行面對面的交流，讓國際科學家群體更好地了解我們期刊的學術水平、我們的理念、我們的服務和特色，這樣形成一種雪球效應，雪球越滾越大，從而吸引到更多的國際稿源。

知識分子：作為尚思的首席科學官和Vita的聯合主編，我們能理解，您工作的核心能力都是您的科學品味，但是如何平衡Vita和尚思兩邊的工作呢？

李黨生：這兩份工作對我而言都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事情。首先尚思是我的本職工作，我本人的定位也是首先保證高質量完成尚思這邊首席科學官相關的職責和魯白老師（尚思研究院的院長）交辦的工作；Vita是我在本職工作之外，用義務勞動的方式為科學共同體服務。我當時接Vita這個任務的時候，自己心里仔細掂量過，是確認自己能夠同時把這兩個事情做好，才同意接下這個重任的。像你說的，這兩個工作對我而言，核心能力是相通的，就是科學鑒賞力與科學品味。

Vita目前已經建立了一個能力很強的科學編輯團隊，我們的幾位專職副主編都有非常資深的科學編輯的經驗，有很好的學術判斷能力且非常敬業，我只需要在學術上點撥、指導和重要問題上幫助把關就可以了。

從一定意義上，做Vita的工作，說實話我是靠著一種情懷吧。我一直堅信，中國科學發展到今天，確實是需要一本頂刊的。比如就從前面說過的科研生態鏈的角度來看，尚思做的是卓越學者和卓越研究遴選與資助階段的事情，但研究成果做出來后，還是要拿出來發表的，這就必然牽涉到你的成果要與現有的科技期刊體系產生關系。

目前大家最普遍的一個追求就是三大刊（CNS）。因為人是社會性的人，你還有同行、機構領導，很多時候，在現有的“信用體系”下，他們會很看重你的論文有沒有發表在CNS。如果你的成果沒進入CNS，一定說明你做得不好嗎？也許不是，也許只是CNS對這件事情的認知，跟你的認知不完全相符（契合）。這個時候你怎么辦？

如果頂刊的品味跟我們不盡相符，或者你做的這個方向不在CNS視角的熱點中，被拒了，你這個成果怎么辦？在已有的信用體系下，你只能退而求其次去投大子刊，甚至運氣不好的話還要繼續往下走，雖然這也許不會影響你的小同行和真正了解你這項研究的人對你的評價，我相信也不會影響尚思對你的評價，但這過程確實比較折磨人；何況，很多時候，你還得面對上述的這些“懂行”的評價者之外的評價，那就更麻煩了。

這就是我們建立（中國）自己獨特品味的頂刊和頂刊系列的必要性！如果你有非常棒的成果做出來，即使碰上西方頂級平臺的品味跟我們不盡相符，你也還有其他選擇。這個時候，Vita的意義就體現了出來——我們能提供自主的頂級期刊來認可你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