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哈貝馬斯｜哲人其萎，斯文不逝：一個理性化的行動綱領

1883年3月14日，用思想震動了世界的卡爾·馬克思停止了呼吸。143年后的同一天，德國思想家尤爾根·哈貝馬斯也離開了這個世界——一個他嘗試用理性和行動使之變得更好的世界。

德國總理弗里德里希·默茨寫道：“德國和歐洲失去了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尤爾根·哈貝馬斯以其遠見卓識和歷史格局，伴隨并見證著政治與社會的發展歷程。他犀利的分析思維遠超國界，深刻塑造了民主話語，宛如驚濤駭浪中的一座燈塔。他的社會學與哲學著作影響了數代學者與思想者。對于我們的公共社會而言，哈貝馬斯的思想穿透力與自由主義精神是無可替代的——他的言辭既是標尺，也是挑戰。他的聲音，將永遠令人懷念。”

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的第二代旗手，哈貝馬斯身上交匯著西方馬克思主義和啟蒙理性的傳統。要理解哈貝馬斯在西方思想史坐標系中的位置，需要回溯至康德時代的歐洲哲學。在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中，哲學家們看到了理性在即將到來的新時代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科技在理性原則的指導下取得了空前的進步，經濟在個人理性精神的交織中走向繁榮，政治擺脫蒙昧開始了“主權在民”的理性化過程。在黑格爾哲學中，理性在歷史中顯化并將取得最終的勝利。但很快，德國思想家們意識到，理性并不總是帶來積極的改變，他們看到了“理性的悲劇終點”。馬克思認定，資本主義社會造成了人的異化，個人自由的墜落與現代社會的上升相伴而行，人被社會化大生產裹挾，“高樓大廈”蓋得越多，人的本質自由也失去得越多。馬克思據此認為，取代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社會將實現人的解放，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過上“上午打獵、下午捕魚、晚上批判資產階級”的生活。

馬克斯·韋伯將這個過程稱為“工具理性”的擴張，現代社會日益注重目的和工具之間的橋接，而拋棄了“價值理性”。韋伯在《經濟與社會》中將官僚制稱為一種最典型的理性統治，這種基于穩定預期和理性計算的組織結構既是現代資本主義之必要前提，但也容易形成壓抑人的自由與價值的“鐵籠”（帕森斯語）。韋伯已看出理性化并不能擔保黑格爾主義者所許諾的那種歷史的勝利，也無法兌現民主主義者所說的人的自由價值的勝利。對于打破這種“鐵籠”，韋伯將希望寄托在領袖人物身上，這樣一位領袖必須經由民主普選產生，對自己的意識和國家的歷史負責、能獨立做出決斷、并因而享有特殊聲譽。韋伯將這種機制稱為卡里斯瑪領袖的“反威權主義品格”，并視其為將社會從無感情官僚機器手中拯救出來的一個辦法。韋伯將這種設想寫進了一戰后的魏瑪共和國憲法。某種程度上，二戰后聯邦德國憲法對于總統一職的設置就是韋伯這一構想的具象化。

興起于一戰和二戰之間的法蘭克福學派充分吸收了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和韋伯對于“工具理性”的分析，以霍克海姆和阿多諾為代表的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成員發展出了豐富的資本主義社會批判理論。哈貝馬斯曾經擔任阿多諾的助手，并成為他的衣缽傳人，但哈貝馬斯并沒有那么悲觀：“交往理性”可以在“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之間創造一個民主社會生長的空間。可以說，哈貝馬斯通過“交往理性”理論宣告一個基于理性的民主社會不僅是值得向往的而且是可行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哈貝馬斯再次筑牢了現代社會的邏輯根基。

哈貝馬斯（左）與韋伯研究專家施魯赫特

因此，在我看來，哈貝馬斯更像韋伯這位“資產階級的馬克思”，他并未放棄對理性的希望，而是始終在回答“理性何以可能”這個問題。2026年3月14日，歐洲失去了這位理性、民主與自由的衛士。

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為哈貝馬斯獻上國家的哀悼：“早在聯邦德國成立初期，哈貝馬斯便致力于在德國重新為啟蒙傳統尋得安身之所，將自由與平等、個人尊嚴根植于公正的共同體之中——無論是在學術界還是在整個社會。他對戰后德國向西方政治文化敞開大門、走向民主的歷史進程作出了關鍵貢獻；他熱情地倡導超越民族主義，將歐洲一體化視為人類從戰爭、種族滅絕與極權統治中汲取的重要一課。……他始終為捍衛和推進那個忠于自由主義與人文主義理想的民主社會而不懈奮斗。傳承他畢生的思想遺產，踐行他對批判性社會理論與為時代診斷的精神要求，尤其是在走向和平這一目標上不斷尋求新的方向，這是留給學術界、新聞界與政界的永恒課題。我們將深深懷念他的聲音——今天，我們的國家失去了這位偉大的啟蒙者，其深其重，無以言表。”

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與哈貝馬斯

我想，比他的理論內容更需要我們懷念的，是哈貝馬斯持續參與公共生活的熱情和勇氣，“凡是涉及民主社會共同生活基礎、涉及歐洲民主共同體之根基的重大社會議題，哈貝馬斯都以滿腔熱忱發出自己的聲音，直至生命最后一刻”。雷蒙·阿隆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呼吁道：“享有特殊聲譽的領袖應當成為反對無以名狀的官僚統治的支柱，但我們害怕蠱惑人心的政治承諾甚于害怕有組織的理性之惡。”那是剛走出希特勒陰影的歐洲，人們對卡里斯瑪領袖充滿警惕。今天，情況已經截然相反，無以名狀的網紅式政治家正在在理性組織踢倒在地，世界正在快速失控。

但哈貝馬斯已經離開了我們。在1889年，在馬克斯·韋伯的論文答辯儀式上，羅馬史研究大家特奧多爾·蒙森向這位25歲的青年說道：“孩子，接過我的長矛，我的手臂已不堪其重。”哈貝馬斯以其在學界和公共知識領域的崇高地位推動了社會的改變，其中幾多個人努力、幾多時代機遇，后來者已再難復制，但最為可貴之處或許在于，他一直是時代的熱忱同行者。現在，他已經向世界交出了他的完整答卷。我們不應回避自啟蒙時代就存在的問題，每一代人必須交出自己的答卷，而且應當力求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