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職業批評家”的消失

近些年，我一直被一位批評家盯著罵，這使我的那些長長短短的文章有了一個“最忠實的讀者”。這位批評家在罵我時，時常稱我為批評家，有時加上引號，有時不加。加上引號時，那是說不是真的批評家；不加引號時，則一定要論證這個稱號于我如何不配。忽而把一項批評家的帽子強按在別人頭上，忽而又取走，只說明此等角色把自己頭上那頂批評家的帽子看得如何重了。然而，任何帽子，越被所蓋著的腦袋看得重，就越像是阿Q頭上那頂破氈帽了。

如果批評家意味著以文學批評為業，我確實從不認為自己是什么批評家。因此，當《南方文壇》說要在“今日批評家”欄目中也給我安排一期時，我曾對這種好意表示了婉謝。沒有“批評家”這種“自我意識”的我，要談“我的批評觀”，也就很難了。不過，關于批評的零散想法，還是有一些的。姑說幾點。

在我看來，批評是一種相遇，亦即批評者被對象所吸引、所打動，批評者的情思被對象所激發、所點燃，從而有一種言說的沖動，有一種表達的欲望。這種在內在沖動和欲望驅使下的言說、表達，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批評。

然而，真正與作品產生一種相遇感的情形是并不太多的。這是否意味著真正意義上的批評，產生的機會也并不多？我想，是這樣的。那么，不是有那種“職業批評家”在不停地批評著么？我只能說，這種幾乎對每一部作品都能批評一通的“職業批評家”，是可能的，但也是可疑的。“職業性”的批評，往往成為一種工匠式的勞作。這種勞作如果說也有什么意義的話，那就是具有一種“儀式”的功效。

其實，專門以文學為批評對象的所謂“職業批評家”，在中國似乎是1949年后才作為一種文學群體出現的。在國外，從事文學批評的人，通常都具有多重身分，他同時也是政論家、社會和文化批評家，等等。他不僅面對文學作品發言，同時也對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問題進行批評。最近自殺的日本著名文藝評論家江藤淳，生前也是日本政治、時事論壇上的活躍分子。“批評家”的含義，在國外似乎更為寬泛，它指對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現象進行批評的人，而并不專指以文學批評為業者。在中國，1949年以前的數十年間，專以文學為對象的“職業批評家”，也幾乎沒有。

在文壇上，有一個專以文學為對象的“職業批評家”群體，這是1949年后特定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格局的產物。隨著這種格局的變化，這樣一種文學群體也終將消失。“純粹”的文學批評家將越來越少，更多的人則只將文學作為自己的關注對象之一，他同時還對文學以外的現象發表看法。這意味著他不必在對一部文學作品實在無話可說時也強作解人。當批評的對象不僅僅是文學時，他便只在面對一部文學作品有言說的沖動、表達的欲望時對其進行批評，否則，他寧愿去對別的問題發言——這也可說是批評的解放。

“職業批評家”群體的存在，使得值得批評與不值得批評的作品都被加以評說，也使得好作品與壞作品一時間無從區分。“職業批評家”的消失所產生的后果是，值得批評的作品仍將受到關注，不值得批評的作品則自生自滅。這絕對是一件好事。

1999年8月25日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1999年第6期，轉引自“高校人文界”公眾號，作者系南京大學王彬彬教授，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