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宋希濂被轉移到重慶白公館關押，沈醉：陳賡能不能放你？

自己親手監工蓋的房子，到頭來把自己關了進去，這事兒擱在誰身上，都得琢磨半天。

但對沈醉來說，這根本不是什么想不通的怪事，而是板上釘釘的報應。

1950年冬天的重慶，歌樂山上的風跟刀子一樣刮人。

一輛破車吭哧吭哧地爬上山，停在了白公館門口。

車門一開，下來一串國民黨的大官，一個個蔫頭耷腦。

人群里有個中年人，臉色比這天氣還陰，眼神直勾勾地盯著那棟別墅。

他就是沈醉，軍統里響當當的人物，戴笠手底下最能干的幾個人之一。

眼前這座讓他人聞風喪膽的監獄，一磚一瓦，都是他當年盯著蓋起來的。

他曾經跟人吹噓過，這白公館的墻，里外加起來足有兩尺厚。

有個硬骨頭的共產黨人，拿著個小鐵片，愣是在墻根底下挖了兩年，墻皮都沒掉幾塊。

可現在，他自己成了這堅固牢籠里的一員。

這四個字在他嘴里嚼了又嚼：“作繭自縛”。

進了牢房，那股子陰冷潮濕的霉味兒直往骨頭縫里鉆。

沈醉的心比這地牢還冷。

他腦子里過電影一樣，全是這些年在軍統干的那些事。

他心里跟明鏡似的，自己手上沾了多少共產黨人的血，犯了多大的事，這條命，八成是走到頭了，槍斃名單上肯定有他。

就在這種等死的絕望里，他碰上了一個熟人，也是個倒霉蛋——宋希濂。

這位是黃埔一期的高材生，國民黨第14兵團的司令官，打仗是把好手，外號叫“鷹犬將軍”，也是蔣介石的心腹。

兩個人，一個特務頭子，一個兵團司令，在這地兒成了獄友。

“沈老板，這地方…

不就是你當年主持修的嗎？”

宋希濂一開口，話里帶著點說不清的味兒，像是嘲諷，又像是同病相憐的苦笑。

這一句話，跟錐子似的，正正扎在沈醉心窩子上。

他沒接這茬，只是深深地嘆了口氣，眼神飄到那扇小得可憐的鐵窗外頭。

“想當年，”他像是說給宋希濂聽，又像是自言自語，“這兒關著兩三百號共產黨，沒一個孬種，全是他們地下組織里的骨干。”

他的聲音低沉下去，帶著一種他自己都沒察覺到的復雜情緒。

“你說怪不怪，這些人關在這里，不哭也不喊冤。

他們干嘛呢？

開會，學習，寫東西，還關起門來搞什么‘整風’，互相批評，檢討自己哪里做得不對…

那股勁兒，那套搞法，咱們這些人，一輩子都鬧不明白。”

宋希濂聽著，沒吭聲。

他一個帶兵打仗的，也想不通。

一群人，明天就可能被拉出去斃了，不想著怎么活命，不想著家里人，反而在牢里頭搞組織生活？

再看看自己，兵敗被俘，手下的弟兄死的死、散的散，心里頭除了對未來的恐懼和一敗涂地的窩囊，啥也不剩了。

沈醉是徹底沒指望了，他覺得自己罪大惡極，死定了。

可他發現，宋希濂的眼神里，雖然也有絕望，但好像還藏著點別的東西。

就在沈醉琢磨的時候，宋希濂慢悠悠地扔出了一句話，炸得他耳朵嗡嗡響。

“我被俘虜那會兒，碰上陳賡了。”

“陳賡？”

沈醉的眼睛猛地亮了一下，像是黑夜里見了火星子。

“就是共產黨那個第四兵團的司令，陳賡？”

“對，就是他。”

宋希濂點點頭。

沈醉的心“咚咚”地狂跳起來。

他搞情報的，哪能不知道宋希濂和陳賡那點陳年舊事。

他幾乎是本能地問出口：“那…

他能不能想辦法把你弄出去？”

這話問出來，就是個標準軍統特務的腦回路。

在他們那個世界里，規矩是死的，人情、關系才是活的，是能通天的本事。

可話音剛落，沈醉自己就泄了氣，苦笑著搖了搖頭：“嗨，我問的這叫什么話。

共產黨不興搞這個。”

他這話，只說對了一半。

共產黨確實不搞“撈人”那一套，但他們做的事，比單純放個人出來，要深得多。

宋希濂的一句話，把時間一下子拉回到了二十多年前。

1923年，湖南湘鄉。

兩個年輕人，一個叫宋希濂，一個叫陳賡，都是熱血青年，都想著救國救民。

倆人一見如故，在去廣州的路上就拜了把子，一塊兒考進了剛開張的黃埔軍校，成了第一期的同學。

在黃埔，陳賡是出了名的活躍分子，腦子活，接觸新思想早，是“黃埔三杰”之一。

他很早就信了共產主義，覺得宋希濂這人能處，是塊大材料，就介紹他入了黨。

那時候，宋希濂也是一腔熱血，跟著陳賡他們一塊鬧革命。

可好景不長，歷史的大河很快就沖到了一個岔路口。

1926年，出了個“中山艦事件”，蔣介石開始在國民黨里頭清理共產黨。

風聲一天比一天緊，政治壓力跟大山一樣壓過來。

宋希濂頂不住了，他找到了陳賡，攤了牌：“賡兄，我看國民黨和共產黨，目標都是革命，沒啥大區別…

為了省點麻煩，我琢磨著，就不再跨黨了。”

就這么一句話，一個選擇，倆人從此分道揚鑣。

宋希濂退了黨，一頭扎進了蔣介石的陣營，走上了另一條路。

可這人跟人之間的緣分，有時候跟麻繩一樣，看著斷了，其實還連著筋。

一晃到了1937年，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國共又要合作打日本人了。

這時候的宋希濂，已經是國民黨陸軍少將，在西安當警備司令，威風八面。

而陳賡呢，是紅軍的一個師長。

有一天，陳賡連個招呼都沒打，直接晃到了宋希濂的司令部門口。

宋希濂的衛兵哪認識這個穿得土里土氣的紅軍，死活不讓進。

最后還是宋希濂自己聽見動靜出來，才把人請了進去。

陳賡笑呵呵地說：“希濂啊，周恩來副主席聽說你在西安，特意讓我來看看你，問個好！”

就這一句“問個好”，把十年沒見的生分全給融化了。

在陳賡的牽線下，宋希らなかった當年的老師——周恩來。

周恩來看著眼前這兩個學生，一個穿著筆挺的呢子將官服，油頭粉面；一個穿著粗布軍裝，風塵仆仆。

他樂了，指著他倆說：“十年前，你們倆都是營長。

現在呢，官階差不多，這派頭可差遠了。

一個土，一個洋，小米加步槍對上了飛機加大炮嘛。”

一番笑談之后，周恩來的話就重了：“你們倆現在又走到一塊兒了，這是個好兆頭！

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

現在日本人打上門了，你們都是黃埔出來的，就都拿出黃埔精神，再來比試比試，看誰打的鬼子多！”

這番話，說到了宋希濂的心坎里。

后來的八年抗戰，他確實沒含糊。

從血戰淞滬到死守武漢，他帶著他的部隊，跟日本人死磕，打出了名氣，成了讓日軍頭疼的抗日名將。

他和陳賡，在各自的戰場上，用各自的方式，都算是兌現了當年“競賽”的諾言。

只是，抗戰一勝利，內戰的槍聲一響，他又和昔日的同學、戰友成了敵人。

最后，兵敗如山倒，在大渡河邊上，成了共產黨的俘虜。

思緒回到白公館那間又冷又暗的牢房。

宋希濂把陳賡在被俘后對他說的話，原原本本地告訴了沈醉：“陳賡請我吃了頓飯。

他跟我說，共產黨的政策已經定下來了，對我們這些戰犯，不是抓來就殺，是讓我們好好學習，好好改造。

只要肯改，將來還是有出路的，能重新做人。”

這不是什么私下里的許諾，而是一種公開的政策。

它告訴這群走投無路的敗軍之將，死路旁邊，還開了一扇活門。

沒過多久，一個人的到來，讓整個白公館都震動了。

陳賡，堂堂的解放軍大將，居然親自到這個關押高級戰犯的地方，來看望一個俘虜。

“希濂，你好啊！

看你精神還不錯，我就放心了！”

陳賡的笑容，跟二十多年前在黃埔時一模一樣。

宋希濂站在那里，嘴唇哆嗦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心里頭五味雜陳。

陳賡也不催他，就像老朋友拉家常一樣，問他：“咱們上一次見面，是啥時候了？”

這個問題，像一把鑰匙，一下子捅開了宋希濂記憶的閘門。

從湖南老家的山路，到黃埔軍校的操場；從西安古城里的重逢，到今天鐵窗下的相見。

他開始說，不停地說，把這二十多年來的恩怨、情分、后悔、錯過，一股腦地全倒了出來。

他說著說著，眼淚就下來了。

陽光從高高的鐵窗里斜著射進來，在地上拉出幾道明晃晃的光影。

沈醉遠遠地看著，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他親手造的這座絕望之城，成了他自己人生的墳墓。

而對宋希濂來說，這座監獄，卻因為一個老朋友的到來，成了他下半輩子新生活的起點。

九年后，宋希濂作為第一批戰犯獲得特赦。

又過了一年，這座監獄的設計者沈醉，也走出了高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