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社會科學挑戰知識生產傳統范式

英國倫敦東部，曾經的奧林匹克公園所在地，在2012年倫敦奧運會的喧囂結束后，留下了一個關于“未來”的現實命題：大規模的城市更新，究竟為誰帶來了繁榮？當傳統的評估體系聚焦于GDP增長、地產升值與基礎設施投資時，一種來自社區深處的質疑與探索也在悄然生根。一組由當地居民組成的“公眾社會科學家”團隊，與倫敦大學學院公眾科學院合作，歷時數年，共同繪制了一份截然不同的“繁榮地圖”。他們創建的“東倫敦繁榮模型”及相應的“繁榮指數”，不再執著于冷冰冰的經濟數據，而是將“穩定的生計”“健康的鄰里環境”“強烈的社區歸屬感”等維度置于衡量發展的核心。

這個名為“東倫敦繁榮研究（2021—2031）”的項目，是公眾社會科學方法論的一次生動實踐。這項橫跨十年、覆蓋4000戶家庭的追蹤研究正在悄然改變城市敘事的格局。它挑戰的不僅是幾個指標，更是知識生產的傳統范式。正如倫敦大學學院公眾科學院核心推動者約瑟夫·庫克（Joseph Cook）與薩弗蓉·伍德克拉夫特（Saffron Woodcraft）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所言，公眾社會科學“并非一種具體的研究方法，而是一個關于如何進行定性研究的框架，它代表著知識生產哲學的根本性轉變”。

在2022年的“遺產現狀”大會上，公眾社會科學家與知名學者、政策制定者及地方官員共同探討2012年倫敦奧運會的長期影響。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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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被研究的對象”到“研究的設計者”

傳統的社會科學研究中，社區與公眾常常被視為被觀察、被訪談、被分析的“數據源”。即便在倡導參與的“公眾社會科學”中，主流模式也往往是“眾包”式的數據收集——公眾貢獻勞動力，專家負責設計框架和解讀結果。然而，公眾是否像專業研究者那樣從合作中受益，則不甚明確。公眾社會科學則試圖徹底扭轉這一局面。

庫克和伍德克拉夫特告訴記者，公眾社會科學不再將社群視為被動的研究對象，而是將公眾作為研究過程中的合作伙伴，允許他們深度參與。公眾不僅參與數據收集，還參與項目設計，共同應對社會面臨的根本性問題，包括復雜的社會經濟挑戰。

這種從源頭開始的“共同設計”，確保了研究議程與社區最緊迫議題的緊密相連。它解決了一個根本性矛盾：當專業研究者定義什么是“問題”時，往往已經預設了某種解決方案的路徑，而真正的癥結可能被忽略了。例如，對規劃者而言，“繁榮”可能意味著新建多少住宅與商業面積；但對居民而言，繁榮可能意味著能負擔得起的租金、安全的公共空間和子女教育的可及性。

“公眾社會科學方法論要求學者走出學科的孤島，將學術嚴謹性與在地知識相對齊。”庫克和伍德克拉夫特說道。

這種合作催生出獨特的研究方法。在倫敦東部，親歷“后奧運”發展變遷的居民不僅填寫標準化的家庭調查問卷，還接受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培訓，逐漸發展成為“在地研究員”。他們主導“行走訪談”，在熟悉的街巷中與鄰居對話，捕捉書面問卷無法觸及的情感與記憶；他們用智能手機記錄公共空間的使用方式，用口述史的方式收集即將被變遷湮沒的社區故事。與當地居民的合作不僅收集了細致入微的數據，以補充政府統計的不足，更催生了更多面向本地民眾的包容性成果，包括面向社區居民的出版物、藝術展覽，甚至推動公眾社會科學家與地方政要和專業城市規劃師在同場活動中分享見解。

庫克和伍德克拉夫特表示，這些方法具有基礎性和靈活性，從而“確保研究能捕捉到那些可能（且往往出于合理原因）對專業研究者持懷疑態度的人們的聲音”。在這里，學術研究者與公眾的角色被重新定義，其目標直指美國學者雪莉·阿恩斯坦（Sherry Arnstein）所提出的“公眾參與階梯”的頂端——從底端的“非參與”“象征性參與”邁向真正的“公眾賦權”與“伙伴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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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信度爭議中搭建雙向橋梁

公眾社會科學產出的知識，處于學術知識與地方性知識的交匯地帶，這使其在尋求政策影響力時，必然面臨關于“可信度”與“權威性”的質疑。數據是否足夠“客觀”？樣本是否有代表性？居民的情感與訴求，能否作為制定政策的依據？

對此，庫克與伍德克拉夫特認為，可信度問題實際上是一個雙向的挑戰。近年來，全球范圍內公眾對政府、專家及機構數據的信任度普遍下滑。從議員到家庭醫生，從學者到警察，“專家”與公眾之間的信任鴻溝日益擴大。因此，問題不僅在于公眾生產的知識是否值得專家信任，還在于專家產出的知識是否能獲得公眾的信任。

兩位學者表示，公眾社會科學的使命，正是幫助彌合傳統意義上的專家與那些擁有在地生活經驗卻常感到與專家群體疏離的民眾之間的鴻溝。“學者帶來理論知識及分析技能，而居民則掌握著對其所處環境細致入微的隱性認知。通過融合多元的專業知識形式，我們可以創造一種新型知識——協作型社會科學，并為所有參與者共同構建可信度。”

為了確立可信度與權威性，倫敦大學學院公眾科學院引入了系統化的能力建設與認證機制。例如，其頒發的“公眾科學證書”，標志著參與者接受了完整、穩健的研究方法訓練。庫克和伍德克拉夫特談道，“這確保了居民的工作不是停留于表面，而是建立在豐富的定性與定量數據基礎上，既符合學術規范，又扎根于現實土壤”。當居民能夠熟練運用半結構化訪談、參與式觀察、基礎數據分析等工具時，他們所匯集的信息，便從零散的“意見”轉變為結構化的“證據”。

更重要的是，這種方法論生成的知識具有獨特的政策說服力。當倫敦東部的居民帶著基于數百份深度訪談、地圖繪制和焦點小組討論形成的“繁榮指數”與政策制定者對話時，他們呈現的不是抽象的學術理論，而是基于生活經驗的可執行的行動方案。

這些證據直接源于受影響群體的切身經驗，因而具有難以辯駁的分量。它們揭示了平均數據背后被掩蓋的分布不均，指明了投資應優先流向的真正痛點。這使政策干預能夠“精準針對社區識別的核心問題，從而實現更高效、更具實效的治理。”庫克和伍德克拉夫特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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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應為“擴音器”而非“替代品”

在數字時代，公眾社會科學也面臨著如何運用新工具的問題。智能手機、開源數據采集應用乃至人工智能翻譯工具，無疑極大地擴展了公眾研究的可能性。據庫克和伍德克拉夫特介紹，倫敦大學學院在肯尼亞和坦桑尼亞進行的公眾社會科學項目中，當地公眾科學家通過使用免費的開放式數據采集應用程序而受益良多；在與移民及難民群體的合作中同樣如此——那些書面英語能力有限的研究者，能借助人工智能翻譯技術參與復雜議題的討論。技術的賦能潛力顯而易見。

然而，庫克和伍德克拉夫特認為，公眾社會科學的實踐者應對數字技術帶來的機遇與挑戰保持高度警覺，其核心仍應聚焦“研究中的人文維度”。許多關鍵的信息持有者——老年人、低收入群體、非數字原生代——恰恰是數字化浪潮中的“靜默者”。“如果過度依賴網絡可得的數字痕跡進行研究，人工智能的訓練數據將永遠缺失這群人的經驗與視角，那些在早期數字浪潮中已被邊緣化的人，其聲音可能進一步被排除在知識生產體系之外。”

因此，兩位學者對技術的態度是：工具應為“擴音器”，而非“替代品”。技術的作用是“賦能公眾、建設能力，使普通民眾掌握批判性思維與數據分析的新技能，同時始終保持對社會基層的責任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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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普遍框架與在地智慧

公眾社會科學雖然根植于具體的社區或地方語境，但其框架對應對全球性挑戰具有重要啟示。氣候變化、社會不平等、可持續城市發展……這些宏大議題的最終落腳點，無一不在具體的社區與日常生活中。倫敦東部關于“后奧運”社區發展的研究，其方法論與核心關切——如何定義并實現包容性繁榮——與全球無數經歷快速城市更新、大型事件驅動發展的城市產生了強烈共鳴。

在庫克和伍德克拉夫特看來，公眾社會科學提供的，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化“解決方案”，而是一種“經過驗證的框架”。這個框架的核心是“以人為本的研究導向”。盡管社會問題可能具有全球共性，其解決方案卻未必是一把萬能鑰匙——適用于一國的方案往往在其他國家不能適用。即使在更局部的語境中，適用于城市某區域或某一社區的方案，也可能無法直接移植到其他地區。

因此，該框架的全球價值在于其過程哲學：它強調必須通過賦權當地居民，讓他們主導對自身處境的研究，找到真正適用的解決方案。庫克和伍德克拉夫特提出，“統計數據或許能揭示問題或機遇的宏觀面貌，但唯有深入理解地方語境，并借助當地民眾的支持，才能真正制定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這種自下而上、因地制宜的知識生產方式，正是對當前許多脫離語境、強制推行的全球性政策方案的一種必要補充與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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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創造“有用”的知識

近兩百年前，倫敦大學學院以“創造有用知識”作為立校原則，公眾社會科學正是這一傳統在當代最生動的演繹。它的“有用性”，不僅體現在產出直接可轉化為社區行動計劃的政策建議上，更體現在其過程本身的社會價值上。

庫克和伍德克拉夫特表示，通過共同設計、能力建設、經濟認可（如為公眾科學家的勞動支付報酬）以及共享研究成果的所有權，這一過程能夠“建立信任、強化社會網絡，并培育深厚的集體效能感”。當居民意識到，他們不僅能清晰診斷社區的問題，還能通過嚴謹的研究參與塑造解決方案時，一種強大的能動性便被激發出來。這種集體效能感，是“構筑社會凝聚力的強大引擎，而社會凝聚力正是和諧社會的基石”。

最終，公眾社會科學方法論指向的是一種更民主、更包容、更扎實的知識未來。它不滿足于讓公眾僅成為數據的“末端供應商”，而是致力于將他們提升為從問題定義、方法設計、知識生產到成果應用全過程的“共同創造者”。它試圖回答：在一個日益復雜且分歧眾多的世界里，我們如何協同不同形態的知識——學術的與經驗的、定量的與定性的、全球的與地方的——來共同應對挑戰。

倫敦東部居民手中那份沉甸甸的“繁榮指數”報告，或許正是這個答案的一個縮影。它測量的不僅是社區的現狀，更是一種新型社會契約的雛形。在那里，關于“美好生活”的定義權與測量權，終于部分地回歸到生活本身的主人手中。這或許才是公眾社會科學最深遠的貢獻——它不僅在研究社區，更是在與社區一起孕育一種能夠承載所有人繁榮的、新的知識生態與行動力量。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陳密容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趙琪

新媒體編輯：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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