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之角面臨多重挑戰，中國角色變得越來越重要

非洲之角位于非洲東北部和亞丁灣南岸，連接亞非歐三大洲，扼守紅海，戰略位置十分重要。近年來，非洲之角地區各種安全挑戰不斷，內部沖突與外部干預交織疊加，成為全球最動蕩的地區之一。

中國與非洲之角地區國家間的政治、經貿、人文等交往密切，各領域合作日益加強。

目前，中國是非洲之角地區最大的投資國，紅海則是中國向歐洲出口貨物以及從中東、非洲進口石油的重要運輸通道。非洲之角地區的安全治理關乎非洲之角及非洲大陸的安全，也關乎中國在非投資、企業人員和資產安全。

非洲之角

非洲之角地區面臨的多重安全挑戰

雖然非洲之角地區安全局勢出現一些積極向好的變化，如埃塞俄比亞與厄立特里亞在2019年實現和解并結束了持續20年的敵對狀態、索馬里海域的海盜活動得到有效控制，但該地區整體仍面臨主要國家內部沖突不斷、國家間關系緊張、域外大國干預以及恐怖主義、氣候變化威脅等各類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問題相互交織的復雜局面。

第一，地區主要國家埃塞俄比亞和蘇丹國內沖突頻發，凸顯非洲國家在發展治理過程中保持族群關系和諧的重要性。

作為非洲人口第二大國，埃塞俄比亞以工業化的迅速發展成為非洲“發展型國家”的佼佼者。然而，由于在發展過程中族群關系與權力分享未能得到妥善處理，該國2020年11月爆發了聯邦政府與地方武裝“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簡稱“提人陣”）之間的武裝沖突。

這場持續整整兩年的武裝沖突不僅導致大量人員傷亡和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而且沖突外溢致使厄立特里亞及埃塞俄比亞國內的阿姆哈拉族和奧莫羅族卷入，一度形成以埃塞俄比亞聯邦政府軍、厄立特里亞和阿姆哈拉族民兵武裝為一方，“提人陣”和奧莫羅族武裝為另一方的武裝對峙。

2022年11月2日，埃塞俄比亞聯邦政府與“提人陣”簽署停火協議，雙方宣布結束提格雷沖突并永久停止敵對行動。

然而，提格雷沖突結束后不久，埃塞俄比亞聯邦政府又同曾經并肩作戰的阿姆哈拉族民兵武裝爆發沖突。

沖突的原因是埃塞俄比亞聯邦政府宣布解散阿姆哈拉族民兵武裝，要求其歸還所占領的提格雷地區土地。目前，埃塞俄比亞聯邦政府軍將阿姆哈拉族民兵武裝趕到了叢林，但這些民兵武裝采取游擊戰等方式頻繁攻擊政府目標，對埃塞俄比亞安全局勢構成嚴重威脅。

自2019年4月統治蘇丹長達30年的巴希爾下臺以來，蘇丹一直深陷政局動蕩。

先是2021年10月蘇丹軍方不愿意放棄權力并發動政變導致“軍民共治”的政治過渡期半途夭折。接著是擁有不同主體部族支持的兩大軍事力量，即蘇丹武裝部隊與快速支援部隊，因整編軍隊和領導權等問題產生矛盾并在2023年4月爆發激烈武裝沖突，迄今未能平息。

截至2024年5月，沖突已導致蘇丹1.55萬人喪生，超過870萬人流離失所，約2500萬人需要人道主義援助。蘇丹國內政治派別眾多，各類政治組織林立，國家治理能力薄弱，軍隊和地方武裝覬覦國家政權，致使沖突頻發，且呈現部族化和軍事化特點。

2024年7月10日，蘇丹東部卡薩拉州，蘇丹武裝沖突持續，流離失所者在營地生活避難。（reuters/IC photo）

第二，尼羅河水資源爭端及埃塞俄比亞尋求紅海出海口，導致地區內國家間關系緊張。埃塞俄比亞、埃及和蘇丹圍繞埃塞俄比亞復興大壩建設的尼羅河水資源爭端長期未得到解決。

2011年，埃塞俄比亞利用埃及動蕩、蘇丹南北分裂之機，在尼羅河上游修建復興大壩。埃及擔心大壩建成后會導致尼羅河流入下游的水量銳減，因此在大壩修建之初就強烈反對。

埃塞俄比亞、埃及和蘇丹三國圍繞復興大壩建設的法律和技術問題已經談判十余年，至今仍未達成各方認同、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

大壩建設導致三國間矛盾不斷激化，埃及曾下令將導彈瞄準復興大壩，并多次同蘇丹舉行聯合軍演，以應對埃塞俄比亞修建復興大壩的“威脅”。埃塞俄比亞則不顧埃及和蘇丹的反對持續推進大壩建設，目前已對建成的復興大壩完成四次蓄水。

埃塞俄比亞在修建大壩問題上立場強硬，不接受除非盟外的外部力量的調解。復興大壩問題引發地區三國的博弈，外部力量介入使問題愈加錯綜復雜。

在地區層面，缺乏出海口的內陸大國埃塞俄比亞還因尋求紅海出海口與周邊國家關系緊張。

2024年1月1日，埃塞俄比亞總理阿比·艾哈邁德與東部鄰國索馬里聯邦共和國境內的所謂“索馬里蘭共和國”“總統”繆斯·比希·阿卜迪簽署諒解備忘錄，埃塞俄比亞租用索馬里蘭亞丁灣沿岸20公里土地，并獲得柏培拉港（Berbera）使用權，期限為50年。

索馬里蘭將獲得埃塞俄比亞航空公司部分股權，且埃塞俄比亞可能會承認索馬里蘭為獨立國家。該備忘錄遭到索馬里聯邦政府強烈反對，埃及、美國等國均表示尊重索馬里聯邦共和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埃塞俄比亞與索馬里蘭簽署備忘錄導致埃塞俄比亞與索馬里關系緊張，并引起紅海沿岸埃及、厄立特里亞、蘇丹等國擔憂。

第三， 恐怖主義、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挑戰日益嚴峻，人道主義危機不斷加劇。在恐怖主義威脅方面，非洲之角地區主要面臨索馬里“青年黨”和“伊斯蘭國”的挑戰。

索馬里“青年黨”長期控制索馬里中部和南部地區，在索馬里、埃塞俄比亞、肯尼亞等國頻繁制造恐怖襲擊。

2022年8月，索馬里政府聯合非盟駐索馬里過渡特派團（ATMIS）、地方部族武裝以及美國、土耳其等共同清剿“青年黨”。行動第一階段基本將“青年黨”趕出索中部地區，并從金融上切斷了“青年黨”資金來源。

但“青年黨”不斷招募新成員，繼續在索中南部地區發動恐怖襲擊，特別是暗殺索馬里重要政治人物、襲擊非盟軍事基地等。

據聯合國相關機構統計，2023年初至10月，“青年黨”恐襲共造成1289名平民傷亡。索馬里政府于2023年8月6日開始實施第二階段打擊行動，但面臨兵力不足等現實問題，難以順利完成反恐任務。

“伊斯蘭國”是活躍在非洲之角地區的另一主要恐怖組織。“伊斯蘭國”索馬里分支成立于2015年，成員來自肯尼亞等國，主要在索馬里北部的邦特蘭地區活動，其恐襲大多針對西方人員和機構、非盟駐索馬里過渡特派團和索馬里政府。

該組織不僅在索馬里首都摩加迪沙制造恐襲，而且與索馬里“青年黨”交惡，雙方的火拼帶來新的殺戮。僅2023年3月，“伊斯蘭國”索馬里分支與“青年黨”的沖突就造成至少40人喪生。

非洲之角地區還遭受降雨減少、干旱、洪水等一系列氣候災害。2022年4月以來，該地區經歷40年來最嚴重干旱，連續5個雨季降雨量低于平均水平。降雨減少使農業生產受到極大影響，農作物產量大幅下降。

在索馬里，兩年多的干旱使該國陷入嚴重饑荒。由于資金嚴重短缺，世界糧食計劃署（WFP）只能為不到一半的民眾提供糧食援助。據估計，2023年11月至2024年4月，世界糧食計劃署在索馬里的資金缺口達3.78億美元。

索馬里共有780萬人受干旱影響，670萬人需要糧食援助。在肯尼亞，干旱影響到450萬人，440萬人需要糧食援助。

第四，域外大國干預使地區安全挑戰更趨復雜化和長期化。非洲之角地區重要的地理位置引起美國、俄羅斯、伊朗、沙特、阿聯酋和土耳其等國廣泛關注和介入。

特別是美國，其近年來從大國競爭的角度出發全方位干預非洲之角事務。

冷戰時期，非洲之角就是美蘇爭霸的主要陣地之一。

冷戰結束后，非洲之角在美國外交戰略中的地位曾一度下降，但2001年“9·11”事件發生后，出于反恐需要，美國重新關注該地區。2002年美國在吉布提建立了在非洲的第一個軍事基地——萊蒙尼爾軍事基地。

近年來，為遏制中國、俄羅斯等大國在非洲之角日益增長的影響力，美國不斷加大力度拉攏該地區的“關鍵國家”，特別是與中國關系友好的埃塞俄比亞、蘇丹等國。

特朗普政府還積極介入復興大壩爭端，全力支持埃及的立場，將蘇丹從“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名單中除名，推動蘇丹與以色列關系正常化等。

拜登政府則在2021年4月設立美國非洲之角特使一職，負責調解地區沖突，增強美國在該地區影響力。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分別于2021年11月、2022年8月和2023年4月，連續三年訪問非洲之角地區國家，并多次致電埃塞俄比亞總理阿比，要求埃塞俄比亞政府立即停止敵對行動、允許國際社會對提格雷地區存在的侵犯人權等行為進行全面獨立的國際調查。

美國還通過與非盟等多方協調、敦促聯合國安理會和人權理事會將埃塞俄比亞局勢列入議程等方式，向埃塞俄比亞政府施壓。

在經濟方面，美國將埃塞俄比亞移出《非洲增長和機會法案》（AGOA）受益國之列，使埃塞俄比亞產品出口到美國不再享受免稅等貿易優惠安排。

然而，美國在非洲之角缺乏明確連貫的政策，面對蘇丹軍事政變、埃塞俄比亞提格雷沖突以及復興大壩爭端，其采取偏袒一方打壓另一方的“拉偏架”做法，非但沒有緩解矛盾，反而導致地區安全局勢更加惡化。

美國總統特朗普

非洲之角地區安全治理的特點

非洲之角地區面臨的多重安全挑戰成因復雜、表現形式各異。聯合國、非盟和非洲次地區組織及非洲域內外大國在非洲之角安全治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聯合國主要通過派遣維和部隊及關注非洲之角地區的人道主義危機來發揮作用。非盟和非洲次地區組織則主要通過對沖突方的調解與促和來為沖突降溫。地區相關國家則積極開展行動，在聯合反恐方面取得一定積極進展。

第一，聯合國重點聚焦開展維和行動和應對人道主義危機。

聯合國是當今世界最具普遍性、權威性和代表性的政府間國際組織，聯合國安理會則直接負有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首要責任。在非洲之角地區，聯合國主要通過派遣維和部隊及關注該地區的人道主義危機來發揮作用。

由于蘇丹和南蘇丹的國內危機持續時間長且在安理會就維和行動較易達成一致意見，聯合國的維和行動也主要聚焦在非洲之角地區的這兩個國家。

例如，蘇丹達爾富爾地區危機爆發時，2007年底首個由非盟和聯合國共同執行的達爾富爾混合行動曾是最大的聯合國維和行動之一，核定建制部隊人數達到1.9萬多人，主要負責保護平民、為人道主義援助提供保障，并幫助開展包容各方的政治進程，協助促進人權和法治。

2019年4月巴希爾政府下臺后，蘇丹進入后巴希爾時代的政治過渡期，聯合國于2020年6月成立蘇丹過渡時期綜合援助團，為蘇丹的政治過渡提供協助。然而，近年來蘇丹沖突再起，該援助團已于2024年2月完全撤出蘇丹。

在南蘇丹，該國2011年7月獨立后不久即爆發內戰，聯合國安理會先后于2011年和2014年分別設立并加強聯合國南蘇丹共和國特派團（南蘇丹特派團），并授權特派團保護平民、監測和調查人權情況、為送交人道主義援助創造條件和支持執行停止敵對行動協議。

截至2024年2月，聯合國維和行動在南蘇丹投入了1.7萬名維和部隊軍事人員和2101名維和警察，為南蘇丹走向停戰和穩定作出了積極貢獻。

2024年4月，聯合國安理會將南蘇丹特派團的任務期限延長至2025年4月30日，同時維持其兵力規模，以應對南蘇丹面臨的政治、安全和人道主義挑戰。

在應對非洲之角地區的人道主義危機方面，聯合國呼吁國際社會持續關注、積極協調及提供人道主義援助。

如2022年4月，非洲之角地區的吉布提、埃塞俄比亞、肯尼亞、索馬里4個國家遭遇40年來最嚴重干旱，近2000萬人面臨饑餓威脅。

聯合國糧農組織迅速向埃塞俄比亞、肯尼亞和索馬里等國近400萬名農村居民提供援助。

世界糧食計劃署則在當年上半年為該地區災民提供了約9000萬升牛奶和4萬噸主糧作物，為100多萬面臨重度糧食不安全的民眾提供援助。聯合國網站還專門開辟了“關注非洲之角旱災”的主頁面來呼吁國際社會提供支持。

第二，非盟和非洲次地區組織運用非洲方式解決非洲安全問題。

基于泛非主義理念及非洲自主性精神，非盟和非洲國家積極主張以非洲方式解決非洲問題，呼吁運用非洲智慧、非洲方式并通過非洲集體力量來解決非洲面臨的安全問題和挑戰。

所謂非洲方式，主要指拒絕外部干涉，在非盟框架內通過非洲國家自主協商、勸和促談及對話調解等方式來解決沖突。

2020年2月，非盟委員會主席法基在第33屆非盟峰會上指出，非盟成員國沖突各方應立即停火，啟動具有包容性的政治進程，拒絕外部干涉，用非洲方式解決非洲問題，在非盟框架下解決沖突。

非盟在調解非洲沖突過程中，一個常用的非洲方式是任命德高望重的非洲國家前領導人擔任特使，發揮其威望和人脈作用來參與調停并達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和平協議。

非盟峰會

例如，2020年11月埃塞俄比亞提格雷沖突爆發后，非盟任命尼日利亞前總統奧巴桑喬擔任非盟非洲之角問題特使，為該地區的沖突解決進行穿梭外交和尋求解決方案。

奧巴桑喬呼吁埃塞俄比亞沖突各方“停止軍事行動”，并多次向非盟和平與安全理事會通報其對埃塞俄比亞沖突的穿梭外交進展情況。非盟的不懈努力終于結出碩果。

2022年11月2日，在非盟及特使奧巴桑喬等不懈努力下，埃塞俄比亞政府與“提人陣”雙方談判代表在南非簽署“永久停止埃塞俄比亞北部提格雷地區敵對行動”的協議，給持續兩年的沖突畫上了句號。

自2023年4月15日蘇丹新一輪武裝沖突爆發以來，非盟就立即開展調停工作，并在次年1月專門組建了一個致力于和平結束蘇丹內戰的非盟蘇丹問題高級別小組，由曾擔任過聯合國—非盟達爾富爾混合行動負責人的加納資深外交官穆罕默德·伊本·錢巴斯領導該小組。

該小組成立后，頻繁會見蘇丹交戰雙方以及吉布提、烏干達、南蘇丹、埃塞俄比亞、埃及和阿拉伯國家聯盟等地區國家及國際組織領導人，并與蘇丹民間利益相關者舉行會議，動員他們參與包容性的蘇丹政治對話。

然而，由于蘇丹沖突盤根錯節，已經變成地區代理人沖突的舞臺，美國、沙特、阿聯酋等域外力量也紛紛參與到蘇丹沖突的調停進程中，造成調停渠道多元和混亂的局面，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到非盟蘇丹問題高級別小組的調停努力。

除非盟外，非洲次地區組織東非政府間發展組織“伊加特”（IGAD）也在非洲之角安全治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伊加特”成員包括埃塞俄比亞、吉布提、肯尼亞、蘇丹、索馬里、烏干達、厄立特里亞和南蘇丹等幾乎非洲之角地區的所有國家，因此自然成為應對該地區安全挑戰的主要機制。

2011年7月南蘇丹爆發內戰，“伊加特”積極調解南蘇丹沖突，先后舉行多次南蘇丹問題特別首腦會議，并最終推動沖突雙方簽署《解決南蘇丹沖突協議》 并組成了民族團結政府。

2023年12月，“伊加特”就蘇丹武裝沖突問題召開特別峰會并發表聲明，敦促蘇丹沖突雙方立即商定全面和無條件停火，重返談判桌，并開啟全面政治過渡進程，尋找和平、可持續的危機解決方案。聲明還強調要維護蘇丹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反對外部干涉蘇丹內部事務。

2024年初，“伊加特”再次發起蘇丹問題的新一輪和談，但蘇丹武裝部隊認為“伊加特”偏袒快速支援部隊而拒絕談判。這也表明非洲地區組織運用非洲方式解決非洲問題同樣面臨挑戰。

第三，域內國家通過開展聯合行動和居間調解應對共同安全挑戰。地區國家在具體安全領域開展對話和行動，為搭建該地區的安全治理架構形成有力補充。

如在反恐方面，索馬里“青年黨”的恐怖主義活動早已不局限在索馬里一國境內，而是向周邊的肯尼亞、埃塞俄比亞蔓延。特別是在2021年，索馬里“青年黨”利用埃塞俄比亞國內陷入沖突而導致邊防力量一度空虛之際，進入埃塞俄比亞境內招兵買馬、掠奪物資并從事恐襲活動。

索馬里“青年黨”恐怖組織網絡建設及恐襲活動的地區化推動甚至“倒逼”地區國家反恐行動的團結和聯動。2023年2月，索馬里、吉布提、埃塞俄比亞和肯尼亞四國領導人舉行安全與反恐四方峰會。與會領導人就聯合打擊“基地”組織索馬里分支及索馬里“青年黨”達成協議。

四國承諾將采取聯合軍事行動，決心在2024年底前徹底鏟除索馬里“青年黨”武裝。有評論認為，四國元首峰會及達成的反恐協議，意味著地區國家將加大對“青年黨”和“基地”組織的打擊范圍和力度，這是非洲之角地區國家反恐戰爭的新轉折點。

一年多來，“基地”組織索馬里分支在地區四國、索馬里政府等的多重夾擊和重拳打擊下已經“元氣大傷”。

域內大國也是非洲之角安全治理的重要參與方，其中埃及在蘇丹沖突調解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自2023年4月蘇丹武裝沖突爆發以來，作為與蘇丹北部毗鄰的國家，埃及僅接收注冊在案的蘇丹難民就達65萬人，這給本就面臨經濟衰退的埃及增加了新的負擔。

因此，積極斡旋蘇丹沖突幫助蘇丹難民回歸母國，既是地區和平的需要，也是埃及自身渡過經濟難關的需要。早在2023年7月，埃及就牽頭舉辦了一次蘇丹鄰國大會，就蘇丹面臨的安全及人道主義危機問題建立了人道主義走廊和政治對話框架。

2024年7月6日，埃及外交部邀請蘇丹的政界、民間組織代表和宗教領袖在開羅舉行蘇丹政治和民間力量會議，旨在加強蘇丹各種政治和社會力量之間的對話，這也是蘇丹武裝沖突爆發以來蘇丹基本政治派別首次聚集在一起。

會議發表的最終聲明提出 “停止戰爭、人道主義救援和解決方案的政治愿景”等。埃及總統塞西呼吁“有必要就蘇丹危機達成全面政治解決方案”。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參加會議的各方來自蘇丹政界、宗教界和民間組織，但蘇丹兩大主要交戰方沒有派代表參加。

2024年2月21日，中國海軍第46批護航編隊赴亞丁灣、索馬里海域接替執行護航任務。（新華社圖片）

中國在非洲之角安全治理中的作用

2022年4月11日，中方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開幕式上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議，倡導以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為理念指引，以相互尊重為基本遵循，以安全不可分割為重要原則，以構建安全共同體為長遠目標，走出一條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共贏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

正是秉承這一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中國積極推動非洲之角地區國家展開域內對話，建議地區國家召開非洲之角和平會議，以形成共護和平安全的政治共識。

同時，在經濟發展層面，中國加強與區域內國家共建“一帶一路”，支持地區國家加快區域振興，克服發展挑戰，以從根本上為和平穩定創造條件和打好基礎。

事實上，在全球安全倡議提出之前，中國便已提出“非洲之角和平發展構想”，支持非洲之角地區國家應對安全、發展、治理三重挑戰。

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將繼續肩負大國責任，以全球安全倡議為理念指引，結合非洲之角安全治理特點，積極參與非洲之角安全治理進程。

聯合國安理會

第一，在聯合國等全球性多邊機制中推動非洲之角安全治理。

在聯合國等多邊層面，中國長期以來都大力呼吁國際社會積極關注非洲安全問題，支持非盟和非洲國家自主維護非洲大陸的長治久安。一方面，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利用聯合國平臺設置議題，推動國際社會集聚資源，加大對非洲安全問題的關注。

例如，2022年8月，中國在擔任安理會當月輪值主席國時倡議召開主題為“非洲和平與安全：加強能力建設，實現持久和平”的公開辯論會。中國反對把非洲之角當作地緣政治博弈的競技場，一直是以非洲方式解決非洲問題的堅定支持者，積極支持非盟及相關國家為解決地區沖突所作努力。

2023年5月24日，在非洲之角人道主義應對高級別認捐會上，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呼吁國際社會凝聚合力，加大對非洲之角人道主義支持力度，平抑烏克蘭危機以及相關制裁對非洲糧食供應的沖擊。

另一方面，中國積極通過聯合國等多邊機制向非洲提供安全治理公共產品。

以聯合國維和行動為例，中國是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中對非洲維和任務出兵最多的國家，中國維和部隊在馬里、蘇丹達爾富爾地區、南蘇丹等任務區均出色完成任務，多次獲得聯合國頒發的“和平榮譽勛章”。同時，中國通過世界糧食計劃署提供了多筆糧食援助，積極支持聯合國糧農組織框架下的南南合作，以更好惠及地區國家和人民。

中國援非

第二，支持非盟和非洲次地區組織發揮沖突調解的主導作用，以非洲之角和平會議為抓手，健全地區安全機制。

考慮到非洲之角地區錯綜復雜的安全局勢，中國近年來以非洲之角和平會議為抓手，助力建立和健全地區安全機制，積極同非盟、“伊加特”等地區組織合作，支持非洲之角國家掌握維護地區和平的主導權。

2022年2月，中方任命首位外交部非洲之角事務特使。

同年6月，由中國提出和主持召開的首屆非洲之角和平會議在亞的斯亞貝巴召開，這是落實“非洲之角和平發展構想”的重要舉措。中國非洲之角事務特使和來自埃塞俄比亞、吉布提、肯尼亞、索馬里、南蘇丹、蘇丹、烏干達等國的代表出席。

各方在會后發表聯合聲明，強調愿秉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建設“消弭槍聲”、持久和平的非洲之角；承諾采取增信措施，管控地區國家間分歧爭端，通過對話和談判以和平方式推動解決沖突，努力實現地區安全局勢降溫。

2024年6月24日，第二屆非洲之角和平會議在北京召開，中方表示愿同非洲之角國家繼續做和平道路上的同行伙伴，以全球安全倡議為引領，以大和平觀構建“大安全”格局，爭當共同維護和平的先行者。

中方愿同非洲之角各國一道，攜手努力將非洲之角打造成和平之角、發展之角、繁榮之角，共筑高水平的中非命運共同體。

肯尼亞《旗幟報》發表評論文章指出，中國提出的“非洲之角和平發展構想”高度呼應了地區國家希望將非洲之角建設成為一個穩定、和平和經濟可持續發展地區的共同愿望，中方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這與西方介入非洲之角問題的最后通牒式和脅迫性做法形成鮮明對比。

第三，堅持綜合安全觀，以發展合作促和平，推動非洲之角成為和平發展之角、合作共贏之角。

非洲之角地區不僅發展資源豐富，而且靠近歐洲，背靠非洲大陸，毗鄰阿拉伯半島，享有地緣優勢。中國基于自身優勢和發展經驗，支持非洲之角國家走以發展求安全、以發展促和平的道路。

位于該地區的埃塞俄比亞、肯尼亞不僅是非洲經濟發展的佼佼者，也是與中國共建“一帶一路”的先行先試者。

蒙內鐵路

位于兩國的“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的兩個旗艦項目——蒙內鐵路和亞吉鐵路，不僅對兩國經濟發展發揮了顯著推動作用，而且作為東非鐵路網的重要組成部分對該地區互聯互通水平的提升及地區經濟發展的輻射效應都至關重要。

在“一帶一路”框架下，中國企業持續擴大對非洲之角地區的投資，深化同非洲之角國家的貿易合作，埃塞俄比亞東方工業園、埃及蘇伊士經貿合作區等建設為地區工業化進程注入新動能。

中國可支持蒙內鐵路和亞吉鐵路兩條主軸穩步發展，適時向周邊國家拓展延伸，同時加快紅海沿岸和東非沿岸開發，形成“兩軸+兩岸”的發展框架，加速構建產業帶經濟帶，推動次區域經濟共同體建設，共筑高水平的中非命運共同體。

中國一貫主張非洲應是國際合作的大舞臺，不應是大國博弈的競技場。

共贏發展才是非洲之角實現長久和平的原動力。在充分尊重非洲意愿、不干涉內政、恪守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基礎上，中國愿同各方積極探討三方合作，共同助力非洲之角地區的和平發展。

全球安全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把安全、發展和文明置于全球對話的大框架下，需要國際社會齊動員、世界人民共努力。

面對非洲之角地區的復雜安全挑戰，中國將積極同非盟、“伊加特”等非洲大陸及地區組織合作，支持非洲之角國家擁有維護地區和平的主導權，推動以非洲方式解決非洲問題，積極探討開展三方合作的可能性及路徑。

同時，中國將在全球安全倡議框架下積極參與推動非洲之角安全治理機制建設，助力構建非洲之角團結、穩定、和諧的發展環境，維護非洲之角地區安全和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