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紅四方面軍組建兩個金川獨立師，各師師長和政委都是誰？

1955年9月，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的授銜典禮上，兩位身著嶄新軍裝的少將互相碰杯寒暄。李中權和金世柏并肩站立，照相機快門一閃，把他們定格在鏡頭深處。很多人不知道，二十年前，這二人曾共同出現在川西高原的金川河谷——那是紅四方面軍組建金川獨立師的年份，槍火味和酥油香混雜在一起，留下難以磨滅的記憶。翻檢當年的編制表，金川第一獨立師與第二獨立師的師長、政委分別是誰，往往要借助當事人口述才能拼出全貌。

時間撥回到1935年10月。紅四方面軍主力越過大渡河后，前鋒到達金川、丹巴一線。這里雪山林立、溝壑縱橫，外界通訊幾乎斷絕，卻是藏、羌、漢等多民族雜居的要道。徐向前、陳昌浩判斷，要想在川西站穩腳跟，必須把地方武裝組織起來，于是大金川臨時省委和金川軍區迅速掛牌。朱良才任司令員，邵式平擔綱政委，架起了紅軍與地方群眾之間的橋梁。

組建獨立師的設想并不復雜——一個面向漢族聚居區，一個依托藏族村寨。11月，朱良才給李彩云遞上一份極簡的命令：“抽調精干骨干，下山組師。”李彩云是湖北黃安人，早期與王樹聲、徐向前并肩作戰，長征途中被譽為“雪山鐵人”。他帶著何志余等人，跑遍金川南岸六十多條溝，拉起了大金川獨立第一師。師長李彩云兼第一團團長，何志余任政委兼第二團政委。此時兩千多名指戰員中，約三分之一來自本地青壯，士氣高漲。

何志余生于1902年安徽六安，黃埔六期畢業，聽過惲代英的課，天生對兵法敏感。有人記得他常把《孫子》夾在衣兜，閑暇便掀開讀兩句。第一師成立后，他在山口黑板上寫下八個字：“打土豪，分糧草，抗強敵”。隊伍夜宿寺廟，白天穿行林間，邊行軍邊宣傳，短短一個月，金川南岸的十余個鄉村豎起了紅旗。

與第一師同步推進的，是面向藏族地區的獨立第二師。1936年1月，董振堂和李屏仁輾轉到丹巴，找到當地二十四村頭人馬駿。帳篷里，爐火映紅了面龐，“跟紅軍走，保寨子！”馬駿一句藏語呼號，把青年牧民凝聚到一起。就這樣，金川獨立第二師正式掛牌：馬駿任師長，李中權出任政委，金世柏為副師長。全師不足一千人，卻清一色騎兵，騎術嫻熟，山谷間來去如風。

馬駿，藏名麻孜阿布，生于1906年。父親麻孜阿交多年經商，見過外面世界，早年就資助過紅軍。馬駿本人對張國燾的“左”傾路線頗有微詞，卻仍然堅信紅軍前景。組師后不久，他帶隊征糧，將籌得的五十多匹騾馬和數百石青稞送到前線。朱良才在作戰會議上拍案：“這是雪中送炭！”可惜好景不長，1936年6月北上途中，馬駿因觸怒張國燾，被錯殺，年僅三十歲。川西草地上，一座簡樸石堆默默記住他的名字。

再說何志余。長征尾聲，他隨部西征，進入甘肅高臺城。1937年1月，高臺保衛戰爆發，董振堂率五個團血戰到底，何志余持手槍督戰至彈盡。突圍失敗后，他與數百名指戰員倒在城角，時年三十五歲。獨立第一師隨后被編入西路軍，番號消失，可那支師隊伍帶出的苗子繼續成長，后來不少人成為新中國的治安骨干。

和兩位烈士不同，李中權與金世柏往后的道路較為平坦。抗日戰爭爆發后，兩人分別南下晉東南，投身八路軍129師386旅。百團大戰間，李中權擔任旅政治部主任，起草的《游擊戰宣傳提綱》在太行山廣為傳抄，被部隊戲稱“李版順口溜”。金世柏則在太岳腹地操持民運股，鋪路架橋，供給線始終暢通。1948年遼沈戰役，李中權負責空投聯絡，飛機一落地便忙著指點飛行員標定坐標，人稱“火線空軍參謀”。

新中國成立后，李中權進入空軍序列，歷任北京軍區空軍副司令員、南京軍區空軍第一副司令員。金世柏則回到西南山川，西康軍區參謀長、成都軍區后勤部政委，當年翻雪山的老經驗此時全部派上用場。兩位老兵在1955年同一天佩帶上少將軍銜，致詞時都提起了金川歲月。

值得一提的是，金川兩支獨立師雖僅存在短短數月，卻填補了我軍在藏區正規編制的空白。第一師留下的游擊傳統，經四川、甘孜各地蘇維埃政權傳承；第二師的騎兵戰術，被后來的川康騎兵團照搬，成為高原機動的雛形。若沒有當年那份大膽嘗試，后來西南解放作戰恐怕要多走些彎路。

老兵常說，山谷里槍聲最響的那幾天，冰川反射的日光刺眼得很。一支槍、一匹馬、一條紅布，便撐起了一份信念。李彩云犧牲后，他指揮的第一師部分隊員轉至八路軍冀南區，繼續戰斗；馬駿之死雖令人扼腕，卻讓丹巴藏族群眾更明白敵友。血與火中，金川獨立師的短暫軌跡，折射出紅四方面軍那段艱辛而壯闊的拓荒史。

如今翻閱舊檔，可以清晰地列出答案：第一獨立師，師長李彩云、政委何志余；第二獨立師，師長馬駿、政委李中權，副師長金世柏。四個人的命運各異，卻共同寫下了1935年金川河谷最濃烈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