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極端正義派抵制服兵役，女兵剛到布內布拉克，就被圍堵辱罵

這段拍攝于2026年2月15日布內布拉克街頭的短視頻，盡管畫面短暫且混亂，卻迅速在以色列媒體上引發了軒然大波。視頻中，幾名頭戴鋼盔的警察正護送兩名年輕的以色列女兵，隨后在人群的噓聲中護送她們跑步撤離。這兩名女兵獨自來到這座緊鄰特拉維夫的城市，原計劃拜訪一名適齡服役男子，官方說法是協助他回應征召。她們剛一下車，便被一群情緒激動的男性團團包圍，伴隨著粗暴的舉動和刺耳的辱罵。

這些男性同樣年輕，其中不乏十幾歲的少年。他們與這座以色列極端正義派猶太人“首都”里的同伴們穿著如出一轍：黑色西裝，白色襯衫，頭戴圓頂小帽或寬邊帽，衣角還垂著被稱為“齊齊特”的儀式流蘇。女兵被安全轉移后，騷亂者繼續與警方對峙了數小時，甚至辱罵警察是“納粹”。這場沖突最終導致六名執法人員受傷，一輛警車被掀翻，一輛摩托車被付之一炬。

這場暴力的根源，在于極端正義派對服兵役的強烈抵制。這一爭端與以色列建國史一樣悠久。極端正義派堅稱，他們從早到晚研讀《托拉》，同樣是在為國家的生存做貢獻。但實際上，拉比們真正擔憂的是，一旦信徒置身于世俗環境中，便會漸漸背離信仰。盡管軍方已經成立了特別部隊，確保新兵在方圓幾英里內絕對見不到任何女性，但宗教界依然不為所動。

自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襲擊以色列以及隨后爆發的漫長加沙戰爭以來，這種說辭在大多數以色列人眼中愈發顯得蒼白無力。2026年3月1日，為了應對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的戰爭，軍方征召了約10萬名預備役人員，這更是讓局勢雪上加霜。早在1月底，軍方高層就已坦言，軍隊面臨著1.2萬名新兵的缺口，且主要集中在作戰部隊。

當前的立法真空更是加劇了這場危機。在經歷了數十年的兵役豁免后，最高法院于2024年裁定，免除經學院學生兵役的做法已失去法律依據。旨在解決這一問題的新法案在醞釀數月后，由于所謂的安全和預算狀況，于3月10日被正式“擱置”?？偫肀狙琶鳌人醽喓竿麡O端正義派的支持，以確保預算案能在3月31日前順利通過，因此他并不急于推動這項充滿政治風險的法案落地。軍方只能采取零敲碎打的方式，試圖對約8萬名潛在的極端正義派適齡青年施加壓力。甚至偶爾采取逮捕行動，但這往往會激怒最激進的群體，引發更為頻繁的抗議活

正如以色列國防軍總參謀長埃亞勒·扎米爾將軍所言，這一次似乎觸碰了“紅線”。誠然，拉比權威和布內布拉克市政府迅速出面譴責暴力并呼吁保持冷靜。代表塞法迪極端正義派的沙斯黨議員約西·塔伊布在接受《世界報》采訪時，也強烈譴責了這些“極端分子群體”，稱他們“只能代表自己”。

但問題的核心早已超越了征兵本身：女兵在極端正義派城市中竟然寸步難行，甚至遭到襲擊，這讓人不禁懷疑，這里是否已經演變成了一個“國中之國”。這一事件無疑加深了以色列社會多年來潛藏的擔憂與敵意。

如今，不僅士兵的家屬怨聲載道，許多普通民眾也對這個日益龐大的群體感到憂慮。他們眼睜睜地看著這個群體的規模不斷膨脹，不僅消耗著巨額的社會資源，更可能威脅到他們世俗的生活方式。數據令人觸目驚心：目前極端正義派占總人口的13%至14%，預計到2050年這一比例將飆升至25%。在并不遙遠的未來，四分之一的以色列人將生活在一個在經濟、教育和軍事上完全獨立于主流社會的體系中。再加上他們手中握有實實在在的政治籌碼，如今在議會中更是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極端正義派往往聚居在特定的街區，一旦在某個城市占據多數，便會迅速確立自己的生活法則并重塑城市面貌。正如拉阿納納以色列開放大學政治學教授丹尼斯·查比特所解釋的那樣：“例如薩法德或提比里亞，在極端正義派的沖擊下已經面目全非。在市政層面，大量極端正義派人口的涌入已經成為一種揮之不去的夢魘。”這些“敬畏上帝的人”同樣活躍在被占領土上，事實上成為了定居點擴張的推手，盡管他們的領袖最初并不贊同這一做法。

布內布拉克并非唯一一個由極端正義派主導的城市，但絕對是規模最大的一個。在其24萬居民中，約95%隸屬于哈西德派、立陶宛派和塞法迪派這三大社群。令人驚訝的是，這座城市中心距離特拉維夫市中心不過區區6公里。這兩座城市不僅比鄰而居，部分區域甚至緊密相連，多條公交線路、現代化的地鐵網絡以及連綿不斷的城市建筑將它們緊緊縫合在一起。

地理上的接近并不能掩蓋兩者天壤之別的本質。初來乍到的游客只要踏入布內布拉克，便會立刻感受到一種強烈的時空錯位感。一邊是充滿活力、以海濱派對聞名的國家經濟心臟；另一邊則是被嚴苛宗教戒律統治的城市，許多家庭至今仍在使用意第緒語交流。這里的城市規劃幾乎完美地映射了極端正義派的核心教義。最顯著的特征便是男女之間的嚴格隔離，他們幾乎在任何場合都不得有交集：無論是在學校、宗教場所、工作環境，還是在婚禮慶典上。正因如此，主干道兩旁鮮見供人休憩的長椅，因為這可能成為男女邂逅的溫床。

出于同樣的考量，歷史悠久的市中心找不到酒吧或露天咖啡館的蹤影，僅有的幾家餐廳也多以外賣為主，只提供寥寥數個座位。這里沒有電影院，也沒有劇院，取而代之的是鱗次櫛比的宗教建筑：全市共有49座官方猶太教堂，其中一座更是全國聞名。此外，還有22所經學院，身穿黑衣的男子絡繹不絕地進出其間。慈善機構設立的捐款箱更是隨處可見，甚至連路邊的隔離柱上都開有投幣口。

每當學校和幼兒園放學時，最引人注目的莫過于成群結隊的孩子。成百上千個各個年齡段的孩子如潮水般涌向街頭巷尾，他們結伴而行，大一點的孩子緊緊牽著弟弟妹妹的手，而這些“大孩子”往往自己也才剛剛懂事，身邊鮮有成年人的陪伴。在這里，嬰兒車的數量幾乎與汽車不相上下，雙座甚至四座的嬰兒車更是司空見慣。這不足為奇：根據以色列中央統計局2024年底發布的數據，布內布拉克以6.13的生育率高居全國榜首。布內布拉克近一半的人口都在18歲以下。

至少摩西·克萊因是這么認為的。這位46歲的拉比出身于宗教猶太復國主義家庭，后來皈依了極端正義派，以追求他心目中更純粹的信仰。“《托拉》教導我們要繁衍后代，生生不息?！彼忉尩?。他和妻子索菲育有八個孩子，年齡從6歲到23歲不等，其中兩個最大的女兒已經成家立業?！斑@就是‘20-40-60’法則?！彼鞣莆⑿χf。她擁有一雙明亮的藍眼睛，頭上戴著頭巾。換言之，20歲做母親，40歲當祖母，60歲升格為曾祖母。

這些年幼的孩子通常在公立或私立托兒所接受照料，但名額緊缺，且對于一些家庭來說，費用已經變得難以承受。自2024年最高法院就兵役問題作出裁決以來，拒絕服役的適齡男子便無法再領取托兒補貼。因此，許多人不得不將嬰兒托付給在自家客廳里照看孩子的婦女，這些婦女有時要同時照看十幾個孩子?！斑@些托兒所往往設在狹小擁擠的私人公寓里，完全脫離了監管?！辈純炔祭艘患覍挸髁?、設施完善的私立托兒所園長透露。在最近的議會辯論中，利庫德集團議員卡特琳·希特里特指出：“在35萬名3歲以下兒童中，有三分之一被送往這些缺乏監管的托兒所?！彼踔粮袊@，如今“開一家托兒所比擺個法拉費攤還要難”。

這場辯論的導火索是耶路撒冷一家非正規托兒所發生的一起悲劇。1月19日，在一家環境惡劣、擠滿了幾十個嬰兒的極端正義派托兒所里，兩名嬰兒不幸夭折，死因至今成謎。有猜測認為是通風不良加上過度供暖導致的脫水，但由于未能進行尸檢，真相依然撲朔迷離。極端正義派對此類臨床檢查表現出強烈的抵觸情緒，甚至在多個城市封鎖道路以示抗議，最終迫使高等法院取消了尸檢決定。

在布內布拉克，抗議者同樣以宗教理由反對尸檢。在這個面積僅7.3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居全國之首的彈丸之地，托兒所問題僅僅是冰山一角。面對不斷膨脹的人口，這座城市仿佛隨時都會被撐破。既然如此，為何不加高那些普遍只有四五層的建筑呢？市長哈諾赫·蔡貝特給出了否定的答案。他本人也是一名拉比，一如他的前任們。首先，極端正義派禁止使用所謂的“安息日電梯”?！案螞r，如果孩子們在樓下連個玩耍的地方都沒有，那該怎么辦？”他補充道。

因此，居民們只能各顯神通，侵占庭院、外墻甚至屋頂來安置子孫后代，全然不顧城市規劃和安全法規。只要抬頭仰望，便能看到那些搖搖欲墜的預制板違建，讓人實在不愿在下面多作停留：它們有的僅僅依靠幾根纖細的金屬柱支撐，有的則懸掛在鋼纜上，仿佛一陣微風就能將其吹落。

“有時候，你會看到卡車在夜里偷偷運來一兩個房間的預制件?！痹诓純炔祭诵嗅t的法裔以色列極端正義派人士莉亞·萊維觀察到，“轉眼間，床墊搬進去了，人也住進去了，再想把他們趕走就難如登天了?！睘榱司徑馊丝趬毫?，市政府在城市邊緣啟動了一項龐大的房地產項目。至于那些違章建筑，市政府服務部主任以色列·伊倫斯坦委婉地承認：“我們只對面積超過15平方米的違建進行干預?！?/p>

像哈伊姆和巴蒂亞這樣的家庭，只能蝸居在半地下室一套35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對能否找到更好的住處來安置他們分別2歲、3歲和4歲的兒子感到絕望?！白饨饘嵲谑翘吡?。”身為教師的巴蒂亞無奈地說。難道他們沒想過搬到生活成本更低的城市去嗎？這位年輕的母親搖了搖頭：“我們不想離開我們的社群?！蹦壳?，孩子們只能在狹窄的走廊里玩耍，到了晚上，他們的臥室就會變成擁擠的鋪位：三張床一拉開，整個房間便被塞得滿滿當當。

相比之下，克萊因一家則居住在布內布拉克市中心一套帶有兩個露臺的復式公寓里。與大多數極端正義派家庭一樣，這里的家具以實用為主，裝飾極簡，但廚房十分寬敞，孩子們甚至在屋頂露臺上擺放了一張乒乓球桌。盡管如此，午餐后還在埋頭苦讀《圣經》的十幾歲兒子，花在學校的時間遠比運動多得多：他每天從早晨8點一直學習到晚上10點，中間只有短暫的午休。

這兩個家庭的共同點在于，家中的男性都沒有從事任何有報酬的工作。前者在科萊爾專為已婚男子設立的經學院進階機構深造；后者則是一位拉比，創辦了一個宗教協會，但不拿工資——而他的妻子卻在該協會領薪水。這在極端正義派中是再尋常不過的現象，他們心目中男性最理想的生活狀態，便是盡可能長久地沉浸在對《托拉》的研讀中。根據以色列民主研究所2024年底發布的一份報告，只有54%的極端正義派男性參與就業，這一數字較21世紀初有所下降。相比之下，女性的就業率高達80%，并在過去二十年里呈穩步上升趨勢。

其結果是，這些年輕男性在步入成年時，往往缺乏基本的生存技能。即便是女性，想要融入正常的學術軌道，也必須付出加倍的努力。為了幫助這些年輕人順利進入職場，一個名為Keren Kemach的基金會量身定制了旨在保護候選人宗教身份的培訓課程?！袄?，在醫學領域，我們為他們提供非男女混合的本科課程。”該機構負責人莫迪凱·費爾德斯坦解釋道，“但對于男性來說，這依然舉步維艱，尤其是那些已經為人父的男性。在50名注冊學員中，往往有40人無法堅持到第二年。”

更廣泛的指責是，極端正義派是在吸食社會的血液。以色列民主研究所的報告一針見血地指出：“極端正義派家庭繳納的所得稅、國民保險和醫療保險僅為非極端正義派家庭的三分之一，而前者的平均家庭規模卻是后者的1.5倍?！?/strong>

盡管如此，他們的經濟來源依然籠罩在一層厚厚的迷霧之中。當被問及如何維持生計時，克萊因夫婦坦言，他們結婚時，父母為他們購置了房產。但之后的日子呢？極端正義派最普遍的回答是，他們過著清心寡欲的生活，從不在電視、電腦或智能手機上揮霍金錢。原則上，他們只允許使用老式的按鍵手機，其套餐費用微乎其微。

此外，他們還受益于一種基于捐贈和互助的、堅不可摧的內部團結。在布內布拉克的電話簿中，有足足一百多頁的藍色書頁，密密麻麻地印滿了愿意出借各種物品的個人電話號碼。居民們還可以在社區商店和露天市場以極其低廉的價格購買生活必需品，那里的商品往往直接擺放在地上。

極端正義派似乎真的很容易滿足。在窮盡了所有解釋之后，有些人甚至會拋出一些關于天上掉下“奇跡”的玄乎其玄的說法——就像當年摩西在沙漠中得到的嗎哪一樣。但《國土報》記者亞倫·拉比諾維茨雖然也是虔誠的信徒，卻對這些說法嗤之以鼻。在他看來，這些所謂的“奇跡”并非普惠眾生，而且往往與神跡毫無關系。

在深入調查了這個封閉世界的資金來源后，他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其中潛藏的欺詐和腐敗?！按蠖鄶禈O端正義派認為，他們只受《托拉》的約束?！彼忉尩?，“對他們來說，竊取國家財產不僅不是罪過，甚至可以說是一件善舉，只要不被抓住就行?！碧貏e是那些市政當局，往往富得流油……卻又漏洞百出。

“資金的流失幾乎是明目張膽的?！眮唫悺だ戎Z維茨斷言，“以布內布拉克市為例，其25億謝克爾的預算中，每年都有600萬到700萬不翼而飛?！边@些錢隨后便流入了灰色渠道。在《國土報》2025年3月25日發表的一篇調查報道中，他詳細披露了一些極端正義派學校如何通過夸大需求來騙取更多資金：教師被要求虛報工時，然后將多出的工資以現金形式返還給雇主。如果他們拒絕呢？“那他們就面臨著卷鋪蓋走人的風險?！边@位記者回答道。在一個拉比壟斷了所有信息渠道的世界里，這種貪腐行為可以肆無忌憚地蔓延。

變革的契機或許隱藏在日益普及的智能手機中?！袄葌冓A得了抵制電視的戰役，但在智能手機面前卻節節敗退?！辈楸忍亟淌谥赋觥烙?，近一半的年輕極端正義派擁有智能手機。雖然他們通常會小心翼翼地藏匿起來，但也有例外。索菲·克萊因憂心忡忡地說：“我們20歲的兒子買了一部智能手機，他正在漸漸遠離我們的信仰?！?/p>

聽她的語氣，這個男孩甚至動了服兵役的念頭，盡管尚未下定決心。據揚基·法伯估計，每年大約有16%的年輕人選擇離開這個社群。作為時代變遷的縮影，布內布拉克邊緣靠近商業區的地方，悄然開起了兩三家餐廳。在安息日的前夕，外來的游客與當地居民在寬敞的露臺上把酒言歡，男女混雜，其樂融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