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后，那40%“掉隊”的孩子，后來怎么樣了？

人們總說高考是人生分水嶺。

其實，對很多人來說，更早的分水嶺在中考就出現了。

數據顯示，全國大約40%的學生在中考后會走上另一條路——接受職業教育。

這是一條很少被大眾討論的路，很多人覺得，這有點像“掉隊了”。

這條路包括普通中專、成人中專、職高，還有技校。

隨著前面幾種越來越注重文化課，也在走類似高中的升學考試路線，由人社部門管的技校，仍然堅持讓學生學手藝、好就業。

也就是說，在技校，文憑和升學不是首要目標，培養有技能的人才是。

技校生是一個龐大的群體，但他們的故事卻很少被聽見。

雖然我們有時會看到大學生主動去當技術工人，或者“與其卷文憑不如卷技術”的新聞，但這些故事和真正的技校生關系不大。

袁潔在一所南方技校教了15年語文，她是這樣說的：

“大部分學生進來時，都是中考沒考好的，甚至有些是家長怕孩子年紀小、在社會上學壞，才給送進來的。”

袁潔把自己在技校的教學經歷和與學生的相處寫成了《南方技校的少年》一書。

書在2025年11月出版。

大眾對技校和技校生有很多獵奇的想象。

但正如袁潔所說，她和這群學生的日常并沒有那么多戲劇化的情節。

在這15年里，她慢慢想明白了在技校當老師的“生存法則”

“面對這些早早離開主流升學軌道的孩子，老師要能看到他們非常緩慢、微小的進步。

就算一直看不到，也得保持耐心。

和這些學生相處，很多時候不是簡單的教與學，而是人和人之間的碰撞。”

我們和她聊了聊：

這些進入技校的少年到底是什么樣的？

如果不用考試和排名，他們在技校的三年、五年，甚至六年都在干什么？

他們有什么煩惱和困惑？他們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過自己的人生的？

袁潔一直知道人們對技校生有刻板印象，但直到她把學生們的經歷寫出來，和各地讀者交流時，才發現這種印象如此根深蒂固。

有些讀者認為技校里都是成績差、混日子的“壞孩子”，男生愛打架，女生會早孕。

“他們覺得奇怪，為什么在我的書里沒看到那種‘很亂’的事情？”

另一群出身名校的大學生讀者也有困惑：

自己高中過得很苦，大學似乎也沒想象中美好，那沒有考試壓力的技校生，是不是活得自由又快樂？

袁潔告訴我，不追求分數不代表孩子們沒壓力。

有些長期墊底的孩子看上去什么都無所謂，但其實他們并不快樂，壓力只是換了一種樣子存在。

高中有個統一的考大學目標，學習以外的問題會被暫時放一放。

但在技校，不卷成績，一時好像找不到明確目標，學生們心理狀態、人際交往和表達能力上的問題，反而都被放大了。

有一次，一個新生班的學生沒帶課本也不做作業。

按紀律，她讓學生站起來。

但那天不知為什么，那個學生突然很生氣，不僅不站，反而在課堂上直接頂撞起來。

課后，袁潔跟班主任說了情況，班主任馬上把孩子找過來問原因，但那學生也是當場發火，大喊明天就讓家長來辦退學。

被學生頂撞，幾乎是所有技校老師都會經歷的事。

可“當老師為什么要經歷這些”？

一開始，袁潔也受不了，但慢慢地，她發現就像那個學生一樣，他們的暴躁往往不是針對某一位老師，而是還沒學會怎么和這個世界好好相處。

“來技校的不少學生，長期生活在自卑甚至暴力的陰影下。”

家庭、學校、社會，各種原因堆在一起，才讓孩子成了現在的樣子。

明白了這一點，慢慢把心態放平，袁潔才在技校堅持了下來。

少年的暴躁情緒不只對著大人，也對著彼此。

這群在網絡時代長大的孩子，打架變少了，似乎更喜歡在網上罵人，甚至發展成“開盒”（曝光個人信息）、“掛廁所”（在匿名平臺辱罵）等極端行為。

有人會把不喜歡的同學的信息發在朋友圈或社交媒體上，讓大家去罵。

每當發現這種情況，袁潔只能一邊教育罵人的學生，一邊安慰被傷害的孩子。

在不成熟的年紀，這種傷害可能讓人很久都走不出來。

學生沒有更多梳理情緒的方法，也找不到更有效的方式對抗自己受到的傷害，臟話就成了最直接、最方便的發泄方式。

袁潔曾經開過一堂關于臟話的課，“語言里的臟話大部分和女性有關，說一次臟話，男生就是對全體女性的冒犯，女生更是在貶低自己。”

在她持續勸說下，有些同學的確改好了很多，但袁潔不指望靠一堂課解決問題，她只是提出了一個問題，“作為老師，把該做的做了，效果只能慢慢來”。

袁潔覺得自己性格比較較真，但在長期相處中，她重新審視自己對待學生的方式，有一種從“較真”到“難得糊涂”的轉變。

學校嚴禁學生抽煙，但有些學生的抽煙習慣不是說戒就能戒。

每次生活管理老師在宿舍發現煙頭，就會告訴身為班主任的袁潔。

剛開始，煙頭總是沒人承認。

對于這個年紀的孩子，哪怕不是自己抽的，舉報室友也是件不光彩的事。

袁潔每次都像“偵探”一樣仔細查。

后來她反思：“花大量精力，查清是誰抽的，然后嚴格處理，顯得自己很公正，但對那個孩子真有幫助嗎？”

袁潔漸漸不再執著于找到具體某個人。

她告訴同宿舍的孩子：“宿舍被翻出煙頭了。

你們不用告訴我是誰，但這事絕對不能再有。

大家要一起想辦法克服這個問題。

如果在宿舍看到誰抽煙，可以不用告訴我，但你要勸他。

實在勸不住，當然也可以找我幫忙。整個宿舍是一個集體，出了問題每個人都有責任。”

和普通高中比，技校更關注的，可能不是分數，而是“人”。

技校老師會把大量精力放在學生的心理狀態、行為規范和情緒溝通上。

袁潔不希望學校最后培養出的是一個暴躁、易怒的成年人，或者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只關心自己，忘了大家是一個集體。

“硬性的約束，他們從小到大已經承受了很多，早就滋生了叛逆情緒，甚至因此崩潰過。

我們只能用更靈活、更有智慧的方式來對待他們。”袁潔說。

技校的日常課程分三種：文化理論課、專業理論課和專業實訓課。

文化理論課包括語文、數學、英語、政治等；

專業理論課根據學生選的專業不同，比如電工專業要學電學知識，烹飪專業還要學營養知識；

專業實訓課一般由老師演示指導，學生在實訓車間或專門場地動手操作。

其中，專業實訓課占教學比重百分之六十以上。

袁潔教語文，難度比高中下降很多，更接近通識教育。

但在技校，這類文化理論課仍然是相對邊緣的。

尤其是數學、英語這類對基礎有一定要求的課，很多學生嚷嚷，上課像“聽天書”。

他們在初中早已反復體驗過失敗，帶著對學習的挫敗感走進校園，面對未來很迷茫。

長期的無力感甚至會導致極端行為和性格，而老師要做的第一步，是幫他們重建自信。

袁潔提到，烹飪班有個孩子，性格和專業技能都很好，是讓老師省心的那種學生。

袁潔看到這位學生做的糕點很用心、很漂亮，聊天才知道，她小學一年級就喜歡看家樓下烘焙店做糕點，投入了很多時間去學去試。

但聊到數學，她就連連擺手，說：“老師，我數學真不行，一點都聽不懂。”

袁潔問她：“你先別下結論。你對比一下，你在數學上花的時間，和在做糕點上花的時間能比嗎？”

學生毫不猶豫：“那肯定不能比。”

袁潔說：“你看，你給數學的時間這么少，學不好不是很正常嗎？你只是沒花足夠的時間，不代表你學不好。”

在技校，很多學生對文化課的抗拒，不能簡單用“懶”或“沒天賦”概括，更多是失敗經歷太多了。

有學生因為從沒體驗過“學得好”的正向反饋，一看到那門課就難受，甚至身體會不舒服，于是陷入“學不好-更不想學”的惡性循環。“他們以為自己天生就不是學習的料。”

有學生告訴袁潔，“我18年沒做成過一件事，我就是個失敗的人。”

還有學生確實不能理解：“我都這樣睡了三年了，為什么現在你要來管我？”

作為老師，她希望每個學生都能在某個時刻轉換想法，“也許有一天，你愿意投入更多時間，就會看到改變。

你永遠可以期待這一天的到來。”

孩子們需要先找到一點自信，袁潔希望從語文課開始。

她想讓他們明白，現在的語文課和以前要刷題的語文課不一樣了。

前段時間，袁潔在給學生講《鄉土中國》的整本書閱讀。

這是一本偏學術的社會學著作，概念很多，語文教材要求學生讀完。

可是，就算袁潔課前布置了閱讀任務，也幾乎沒學生會去完成。

她本以為這節課會很難上，但當她把書里內容和生活中的具體現象對照著講，孩子們聽得很認真。

2020年，教育部新聞發布會數據顯示，我國70%以上的職校生來自農村。

在袁潔教的班級里，農村戶籍的孩子也不少，雖然其中很多是隨父母進城的“隨遷子女”，離傳統的“鄉土生活”似乎遠了，但他們都有自己的故鄉，那里有他們的親人、長輩。

袁潔問學生：“過年回家是不是會和家里老人聊天？”

很多學生說：“他們只會問我成績，考了多少分，所以我不愛聊。”

袁潔又說：“老人問這些，可能是他不知道能和你們聊什么。

就好像跟晚輩只能聊分數，跟適齡青年就只能聊對象。

你看了《鄉土中國》，懂得更多，更理解他們之后，就可以主動找話題跟老人聊，他們也不會沒話找話，只問你考多少分了。”

課后，不少學生來問這本書多少錢，他們產生了一點興趣。

袁潔覺得，這堂課的目的就達到了。

學生進技校，都會有一段迷茫期，不知道自己要學什么，有的連專業也不是自己選的。

很多孩子先否定學校：“我上的是技校，一個爛學校”，然后再否定自己：“我也是個爛人，努力也沒用”。

16歲就開始自我放棄，是件可怕的事。

想改變技校生對自己的偏見，或許先要改變每個人看待技校生的偏見。

采訪中，袁潔反復強調，技校與技校生，不過是很普通的學校和學生。

同伴矛盾、校園霸凌、心理抑郁、甚至青春的煩惱，都不是技校生獨有的。

技校生與其他學生之間，更多是不同的個人，而不是不同的“兩種人”。

袁潔曾借著講史鐵生的《我與地壇》，和學生們討論生與死的問題：

“人這一生，有絕望的時刻很正常。

我們要把自己的心胸和眼光放大一點，別只盯著眼前的小事。

每個微小的生命，一點點的改變，都是很值得高興的事。”

“自我放棄”并不是從學生來到技校才開始的，家庭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袁潔發現，不少班級里，來自單親、重組家庭的孩子甚至能占到三分之一以上。

父母每天忙于謀生已很不易，“孩子基本上處于一種留守狀態”。

有一位學生的父親很排斥來學校，老師三催四請，家長卻說：“孩子上初中時，我每次被叫到學校都有七八個老師圍著我，我受夠了，我絕對不會再去學校。”

在微信家長群里，不少家長從來不說話，有的甚至私聊也從沒反應過。

袁潔把“消失的家長”分為三類：一是無心管孩子；二是沒能力管孩子；三是既無心也無力。

其中，第二、三類占大多數。

有家長把孩子送到學校，就對老師說：“這孩子我教不了，全靠老師了。”

也有家長會因孩子多門掛科要留級而怒斥老師：“你們就一個技工學校，管那么嚴干什么？”

袁潔想，這或許不只是技校面對的情況。

教育正在慢慢被看成一種商品，老師只是商品的提供方、一個服務者，要滿足作為“顧客”的學生和家長的要求。

相比高中，技校的課不多，第一年之后也沒有晚自習，學生們有大量課余時間思考自己的方向。

有的孩子在校期間，就開始琢磨怎么賺錢。

雖然可能最后放棄了學了三五年的技術，但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仍有可能找到自己的熱愛。

小聰和小士是袁潔十年前的學生，他倆讀施工專業，一個是班長，一個是學習委員。

在一次語文課的口頭表達練習中，他倆一唱一和，給大家推銷起學校周邊的一個新樓盤，語速飛快，業務熟練。

據說他們已經承包了一部分銷量，干了一個月，凈賺八千以上。

更讓袁潔擔心的是那些每天在宿舍睡覺、打游戲、刷視頻、毫無目標的孩子。

和他們接觸久了，她發現這些孩子自己也難受。

打游戲不是他們的興趣，而是一種無聊的排遣，但結果只是越來越無聊。

技校里的明星學生不是“校園十佳歌手”，而是技能大賽的獲獎者。

其中有個孩子讓袁潔印象深刻。

這位學生在讀書時參加了技能大賽，拿了不少獎。

他曾給學弟學妹做專業講座，講自己如何找到專業樂趣、如何備戰大賽。

畢業那年，他作為優秀學生代表在臺上發言。

每個人的一生中，都可能經歷幾次“頓悟”的時刻，讓人下定決心改變。

這位同學的改變發生在一個暑假。

他跟著父親跑長途貨運，路上看到父親寧愿在車里睡覺，也舍不得花錢住旅店。

那一刻，“他意識到自己可能要認真對待學習，或是學一門技能，來改變自己的人生。”

他很喜歡自己學的電子專業，專業水平過硬，口頭表達等各方面也很出色，畢業后作為優秀畢業生留校任教。

“在心態上，他能理解技校生們的處境；

在教學上，他備戰比賽和學習技能的經驗又能給學生們很多啟發。”袁潔想。

“農民父母、小市民父母、打工者父母，理解的、不理解的，能溝通的、不能溝通的，原生家庭并不能決定你最終成為什么樣的人。”

一個孩子越早想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有了明確目標，越能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

但要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

教育能做的，也只是推他們一把。

在可預見的幾年里，技校接收的大部分仍然是在主流教育體制下難以好好學習的孩子，這是一種托底的教育。

這些孩子顯然不能直接進入社會上班，如果只是呆在家里，缺少同伴交往，也不利于未來發展。

聊起現階段最大的心愿，袁潔說到自己帶的班級的孩子明年就要找工作了。

她希望這些孩子實習時能好好適應，用人企業也能更有人情味地對待他們。

目前，人社局要求企業在招工時，認可中級工畢業生相當于中專學歷，高級工畢業生相當于大專學歷。

但袁潔對企業實際執行的情況感到擔憂：

很多技校生的工資會受到學歷影響，出于個人發展考慮，學生們會選擇通過成人高考等方式去拿一個文憑。

袁潔第一次去技校報到時，學校剛搬到郊區的新校區，校園里的樹還沒長大，袁潔也沒想過，自己會在這里工作15年。

之前，她從沒想過當老師，更別說技校老師。

高中時，她曾和一個技校男生是筆友。

巧的是，那個男生就讀的正是她現在工作的這所技校。

在此之前，她甚至搞不清這類學校和那種專門管“問題少年”的學校有什么區別，只記得大人們提起這類學校，臉上都是“不要和那些壞孩子來往”的表情。

當時，他們在信里聊鄭淵潔童話、國際形勢，還有足球。

節日時，還會互贈賀卡。

男生的字并不好看，表達也略顯貧乏，不知道說什么時就抄張學友的歌詞。

對她來說，那是一個同齡人，又仿佛來自另一個世界。

但當她進入技校教書，那個曾經模糊的世界變得清晰，而曾經清清楚楚的“好學生”與“壞學生”的區分標準，卻開始模糊了。

也許，很多時候我們只是拿升學作為區分的標準。

只有當這個評價目標消失，真實的人才會出現。

在上海做新書分享時，有個讀者告訴她，自己看完這本書，突然發現技校生和其他同齡孩子沒什么區別。

袁潔很高興，她想，這正是自己希望呈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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