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帶著別人的弟弟，走了一千多里

十二月底，朝鮮天冷得邪乎。

早上起來，窗戶上結了一層厚厚的冰花，屋里呵氣成霜。我裹著棉襖坐在辦公室，看著賬本發呆。錢又快沒了，老張那二十萬我沒要，硬撐著。可撐到什么時候，不知道。

小崔推門進來，臉色不對。

“廠長，有消息了。”

我心里一緊：“什么消息？”

“崔姑娘。”

我騰地站起來：“在哪兒？”

“南邊。一個叫惠山的村子，靠近兩江道。有人見過她。”

“誰見過？”

“樸順女她姨。金美玉。”小崔頓了頓，“她有個遠房親戚在那邊，前些日子去走親戚，說在一個村子里見過一個人，很像崔姑娘。她不敢認，但聽人說，那家女人是從北邊來的，帶著一個生病的弟弟——”

“弟弟？”我愣住了，“她弟弟不是沒了嗎？”

小崔低下頭，半天沒說話。然后抬起頭，眼眶紅紅的：

“廠長，那個弟弟……不是親弟弟。是她嬸家的孩子。就是上回在廠門口等了三天的那個老太太的孫子。”

我腦子里嗡的一聲。

那個孩子。那個等了三天的老太太的孫子。那個金明子大娘的親嫂子帶著的三個孫子之一。

“她嬸呢？”

“沒了。去年冬天沒的。那老太太也沒了。兩個孫子，一個跟著崔姑娘走了，另一個……不知道去哪兒了。”

我站在那兒，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那個等了三天的老太太。那個佝僂著背、走了幾步回頭看一眼、一步三回頭的人。那個給我織了一雙襪子、三天沒睡覺的人。

沒了。

她的孫子，一個跟著崔姑娘走了，另一個不知道在哪兒。

“那孩子多大了？”

“聽說七八歲。病著，一直沒好利索。崔姑娘帶著他，一邊給人干活，一邊治病。”

七八歲。病著。一邊干活一邊治病。

我想起崔姑娘走的那天。她站在廠門口，回頭看了我一眼。她說，廠長，明年不來了。她說，家里實在撐不住了。

她說的家里，是那個家？

那個嬸家？那個等了三天的老太太家？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她走了，帶著一個生病的孩子，去了一千多里外的南邊。

為了什么？

為了活著。

為了那個孩子活著。

那天晚上，我一個人坐在辦公室里，坐了很久。

窗外的雪停了，月亮出來了，又大又圓，照在雪地上亮得刺眼。廠門口那盞燈還亮著，昏黃的光和月光混在一起，分不清哪個是哪個。

我拿起手機，想給老張打電話，告訴他這個消息。可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

告訴他有什么用？

他能幫我找到崔姑娘？能幫我接她回來？

不能。

可他至少能聽我說說。

可我又怕他說那句話——放下吧，你幫不過來。

我放下手機，走到窗前。

看著那盞燈，看著那條白茫茫的路。

崔姑娘在南邊。在那個叫惠山的村子里。帶著一個生病的孩子，一邊干活一邊治病。

她不知道廠子又開了。不知道我回來了。不知道那個第三排靠窗的位置還空著，窗臺上放著那個線軸，纏著那截白線頭。

她不知道有人在等她。

可我知道了。

知道她在哪兒。

這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