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學科概述條——“語言文字學”（下）

歡迎來這里找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接上篇：《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學科概述條——“語言文字學”（上）

2、西方語言學

①公元前7世紀至公元5世紀：古印度、古希臘與古羅馬的語言研究

國外最早研究語言的是古印度學者，而古印度的語言研究也與“經”有關，只是古印度語言研究的主要目的不是解經，而是傳經。為了能夠更好地傳誦古老的梵文頌歌，古印度的學者對傳經、誦經的語言（古梵語）進行了分析和研究。最早從詞源學、語文學（philology）及語義學角度研究語言的著作是公元前7世紀（一說公元前5世紀）古印度耶斯迦所著的《尼盧致論》（Nirukta）。《尼盧致論》把詞分為四類，即名詞、動詞、介詞和助詞，認為在這四個詞類中，動詞是根本，而名詞源于動詞，從動詞出發來把握名詞，應該是詞源學者分析詞性時所秉持的信條。

在《尼盧致論》之后，古印度語言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是公元前4世紀出現的波你尼的梵語語法《波你尼經》（又稱《八章書》），代表了古印度語言研究的最高成就。《波你尼經》共分8章，全書共有近4000個經句（sutra），一個經句便是一條規則（又稱口訣）。《波你尼經》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共時形式語法，它刻畫和描寫的是當時正在使用的古梵語。更重要的是，它不僅詳細描寫了古梵語的音系、形態和句法規則，而且顯示這些規則具有生成性，是一種“生成語法”（generative grammar）系統。

古印度語言學對西方語言學的發展有著重要影響。19世紀，歐洲語言學家學習并借鑒了古印度語言學中語音和語法分析的概念和方法。德國歷史比較語言學家J.L.C.格里姆對德語中的元音交替（ablaut）的描寫曾受到古印度語言學對元音遞變（vowel gradation）的分析的啟發。美國語言學家L.布龍菲爾德對美洲印第安語言中的梅諾米尼語的分析便借用了《波你尼經》中的一些形態音位分析技術。古印度語言學家區分語言成分具體實現之前的恒常存在（sphota）與具體實現之后的現實存在（dhvani），而這種分析與現代語言學中關于語言和言語、位與非位的區分十分相似。《波你尼經》還提出了零形式這一概念。波你尼把所有的名詞都分析為“詞根+詞綴+詞尾”三部分，而當有的名詞缺失這三部分中的某一部分時，他認為這一部分以零形式的方式存在。這與漢語音韻學中零聲母一類概念有相通之處。

盡管歐洲語言學對古印度語言學多有借鑒，但它的主流傳統仍然是古希臘和古羅馬語言學。古希臘人是歐洲語言學傳統的創始者，被古羅馬的拉丁語學者追隨。雖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討論過語音學、詞源學、形態學和句法學問題，但是第一部對希臘語做出系統而清晰描寫的語法著作是特拉克斯的《語法術》（Technē Grammatikē）。《語法術》對詞類系統和形態分析的敘述為以后的句法分析奠定了基礎。《語法術》首次區分了名詞（包括形容詞）、動詞、分詞、冠詞、代詞、介詞、副詞和連詞八大詞類。特拉克斯談到了名詞的性、數、格等特性，以及動詞的時態、語態、語氣等特性。他還指出，語法描述有兩個基本單位，即句子（語法描述的上限）和詞（語法描述的最小單位）。他把句子定義為一個表達完整思想的基本單位，這一定義沿用至今。

公元200年左右，古希臘語法學家迪斯柯魯斯的著作《論句法》（Peri Syntakseos）在特拉克斯確立的語音與形態體系的基礎上，對希臘語的句法做了詳盡系統的描寫，區分了相當于現在的“主語”和“謂語”的概念。

如果說公元前5世紀至公元前3世紀是歐洲語言研究的“希臘時期”，那么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5世紀則可稱作“羅馬時期”。在語法研究方面，杰出的代表為瓦羅。瓦羅的《論拉丁語》（De Lingua Latina）共25卷，留存下來的僅有第5～10卷及其他幾卷的一些殘篇。《論拉丁語》的主要貢獻在于區分了詞的屈折形式和派生形式。公元4世紀和5世紀的代表人物分別為多納圖斯和普里西安。多納圖斯的《小藝》（Ars Minor）和普里西安18卷本的《語法原理》（Institutiones Grammaticae）在整個中世紀都被用作拉丁語語法的典范教科書。他們的著作都沿用了古希臘學者的術語和范疇，起到了連接古希臘和中世紀的橋梁作用。《語法原理》還促成了13～14世紀思辨語法（speculative grammar）的形成。

②5世紀至14世紀：經院語法學家對普遍語法的探索

從公元500年左右到文藝復興前，拉丁語語法知識是學者必須具備的“七藝”（邏輯、語法、修辭、音樂、數學、幾何、天文）之一，這一時期的語言學稱為中世紀語言學（Medieval linguistics），經院（scholastic）哲學占主導地位。經院哲學的研究對象是所有學科共同的起因和基礎。受經院哲學影響，中世紀語言學研究的主流也是經院語法。經院語法倡導的是普遍語法。經院語法學家認為，通過深入研究一種語言就可以揭示普遍的原則，這正是很多現代語言學家持有的觀點。

13～14世紀的經院語法學家構成摩迪斯泰學派（Modistae）。這一學派的中心思想是，每個詞除了有讀音和意義之外，還有一套稱作“表意方式”的特性，表意方式決定詞的意義如何被編碼到語言中去。摩迪斯泰學派的早期代表人物有R.貝肯。貝肯認為，所有語言的語法在本質上都是相通的，語言之間的差異只是一種表面現象。

摩迪斯泰學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主要是托馬斯，著有該學派的經典著作《論表意方式或思辨語法》（De Modis Significandi Sive Grammatica Speculativa）。托馬斯的理論把語言與認知和本體論（ontology）聯系在一起。他指出，現實世界的存在物有多種多樣的特性或存在方式，因此人們對其把握和理解自然也不盡相同，這就決定了人們會使用各種不同的表意方式來表征其特性或存在。存在物的存在方式與存在物的本質特性不可分離，但存在物的存在方式不等于存在物的本質特性。同樣，人們對世界的理解方式離不開概念，但理解方式也不等于概念。同樣的道理，表意方式雖與詞的意義分不開，但二者也互相區別。實際上，表意方式包括一個詞除了形式和意義之外的所有特性。表意方式分為基本方式（essential mode）和次要方式（accidental mode）兩類。例如，名詞與動詞的區分屬于基本方式，因為所有的語言都必須區分出主語和謂語，而要區分主語和謂語首先要區分名詞和動詞；時態屬于次要方式，因為它可以被時間副詞替代。

③14世紀至19世紀：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之爭

14～18世紀，語言研究進入文藝復興時期語言學（Renaissance linguistics）階段。這一時期，隨著歐洲勢力的向外擴展，西方學者擴大了研究視野。他們除了繼續研究希臘語和拉丁語以外，還研究包括西班牙語和波蘭語的印歐語，并且對希伯來語和阿拉伯語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此外，美洲和亞洲各種語言的發現，使西方學者有機會接觸大量域外語言以及非希臘羅馬傳統的語法分析。學者們收集了許多語言材料，寫出了不同語言的描寫語法，歷史主義的觀點也初露端倪。學者們通過對羅曼語族語言及其同源語拉丁語之間歷史關系的研究從而對語言演變過程有了新的認識。

文藝復興時期最有影響力的語法學家是P.拉米斯，被稱作結構主義的先驅。拉米斯分別撰寫了希臘語、拉丁語和法語語法。他的語法研究強調用法和形式。他認為，語法描寫和分類應該建立在詞形式（word form）之間的結構關系基礎之上。

這一時期，語言學出現了經驗主義（empiricism）和理性主義（rationalism）之爭。經驗主義的代表人物是英國的J.洛克和F.培根。理性主義的代表人物為法國的R.笛卡兒。語言學研究中的理性主義主要反映在17世紀的法國波爾–羅瓦雅學派，代表人物為波爾–羅瓦雅修道院隱士、語言學家C.朗瑟洛和A.阿爾諾，兩人合著《普遍唯理語法》（Grammaire Générale et Raisonnée，又譯《波爾–羅瓦雅語法》，1660）。因兩人提出的語法理論依據是笛卡兒的哲學思想，所以該語法理論又稱笛卡兒語言學。波爾–羅瓦雅學派認為，人類理性是一切活動的普遍基礎，強調語法與邏輯的一致關系，并指出所有的人都具有同樣的思維和言語能力，都有一個統一的思維邏輯模式作為一切語言的基礎。波爾–羅瓦雅學派認為，所有的語言都有一個共同的基礎，即普遍語法，而語法研究的目的就在于探究語言的共同基礎以及造成語言之間差異的原因。

波爾–羅瓦雅學派對17～19世紀的西歐語法理論有很大影響，但后來興起的歷史比較語言學和結構主義語言學對它卻評價甚低，直到20世紀60年代受到喬姆斯基的高度評價而重放異彩。喬姆斯基在《笛卡兒語言學：唯理思想史中的一章》（1966）中稱，生成語法理論實質上是波爾–羅瓦雅理論的現代翻版，此后則評價《普遍唯理語法》是“開創哲學語法傳統之作”。

④18世紀、19世紀相交之際：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興起

語言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始于18世紀、19世紀相交之際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興起。從19世紀開始，語言學的發展經歷了歷史比較語言學、結構主義語言學和生成語法三個主要階段。

隨著歐洲勢力向全球擴張，西方語言學家接觸到了歐洲以外的許多語言，收集了世界各地豐富的語言材料。在印度淪為英屬殖民地后，歐洲人獲得了包括梵語在內的印度諸語言的第一手材料，梵語與歐洲語言的近似之處引起了學者們的興趣。英國語文學家W.瓊斯注意到梵語、希臘語和拉丁語在詞根和語法形式上有著十分接近的親屬關系，指出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來源。德國語言學家F.von 施萊格爾的《論印度人的語言和智慧》（Ueber die 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ier）使用了“比較語法”這一術語，制定了印歐語言譜系分類的標準，從理論上為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歷史比較語言學做出的主要貢獻之一，是建立語言的譜系分類，對世界上諸多語言的歷史發展及其來源關系進行說明。德國歷史比較語言學家A.施萊歇爾在1853年出版的著作《譜系樹》（Stammb?ume）中提出了譜系樹模式。他的《譜系樹》一書比達爾文的《物種起源》（Origin of Species）的出版時間早6年。他提出了原始語（proto-language）假說，并構擬出原始印歐語，通過譜系樹展現一個語系從原始語到各種語言的演化歷程。但是，譜系樹模式也有不足之處，它的主要問題是無法解釋語言接觸影響下的語言演變。有一些語言雖然不具有親屬關系，但在地理分布上彼此鄰近，因此會互相影響，產生語言接觸下的語言演變，使得這些語言的語音和語法結構獲得一系列的共同特征。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施萊歇爾的學生、德國歷史比較語言學家J.施密特（Johannes Schmidt）借用物理學中關于傳遞的概念，提出了語言演變的波浪說。波浪說認為，語言形式的變化就像水中的波浪從接觸中心點向各方擴散一樣，以同心圓的方式向四周擴散。這一學說不僅適用于具有親屬關系的語言以及語言與方言，也適用于在地理分布上彼此接近的非親屬語言。根據波浪說，地理分布上彼此相近的語言會在形式特征上趨同，而隨著彼此之間距離的拉大，語言之間的差異就會加大。

歷史比較語言學的主要奠基人除了格里姆，還有丹麥的R.C.拉斯克、德國的F.葆樸。拉斯克的《古斯堪的納維亞語或冰島語的起源調查》（1818）通過對詞匯和語法對應關系的分析，論證了日耳曼語與希臘語、拉丁語和斯拉夫語之間的親緣關系。格里姆認為，語音對應規律是建立印歐語系和其他語系的基礎。他在拉斯克的基礎上，提出了關于希臘語、哥特語和高地德語的語音變化定律，即格里姆定律。葆樸通過比較梵語與歐洲古代語言，提出印歐語言語法形式的原始結構。

19世紀初，普通語言學和語言類型學初創。普通語言學的創立者之一、德國學者F.W.von 洪堡認為，人類語言的特點就是以有限的手段來表達無限的思想。他闡明了在普通語言學框架內對人類語言的共性和個性進行研究的方向，同時指出，要探究人類語言的共性，就必須充分認識語言能力。他認為，語言能力是超個人的，也是超民族的，因此是人類共有的。此外，他還提出了對世界上古今語言進行形態分類的方法。

19世紀后期，歷史比較語言學出現了一個有影響的學派——青年語法學派（又譯新語法學派）。該學派由德國語言學家K.布魯格曼和A.萊斯金以德國萊比錫大學為中心形成，因此又稱萊比錫學派。該學派的其他代表人物還有H.奧斯特霍夫、B.德爾布呂克、E.西弗斯、K.維爾納、H.保羅和O.貝哈格爾等。1878年，布魯格曼和奧斯特霍夫編輯出版了名為《印度–日耳曼語言形態學研究》的雜志，在其創刊號《前言》中，布魯格曼和奧斯特霍夫指出：①語音演變規律不允許有例外。②類推在語音–形態變化中起著重要作用。1875年，維爾納指出，語言中每個規律的例外都必定有它的原因，不規則中必定有規律，因此他主張把許多人說的“沒有一個規律無例外”改為“沒有一個例外無規律”。他對格里姆定律的例外情況的解釋被稱作維爾納定律。19世紀自然科學的迅速發展對于青年語法學派的形成有著重要影響，語音規則被視作一種自然法則。青年語法學派在堅持語音規則的絕對規律性的同時，還強調通過類推進行創新的重要性。類推無論對于近代語言還是對于古代語言，在構成新的語言形式上都起著重要的作用。此外，青年語法學派還強調語言研究不能脫離對說話的個人的研究，因為語言變化的出發點是說話的個人。

19世紀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建立，是現代語言科學的第一個里程碑。它打破了傳統語文學的桎梏，把語言作為獨立的對象來研究，使語言研究成了一門獨立的科學。20世紀早期，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發表《中國音韻學研究》，由語言學家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譯成中文專著在中國出版，將歷史比較語言學引入中國，促進了音韻學的現代化和現代方言學、民族語言學的形成發展。1928年，趙元任出版的《現代吳語的研究》以歷史比較語言學方法調查研究漢語吳方言，成為歷史比較語言框架下中國現代方言學的代表性經典著作。

⑤20世紀初：現代語言學的誕生

隨著時間的推移，歷史比較語言學由于過分強調語言的歷時（diachronic）研究，而忽視了對語言的共時（synchronic）研究，其局限性也開始逐漸顯現。20世紀初，瑞士語言學家F.de 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1916）的出版，標志著現代語言學的誕生。《普通語言學教程》由索緒爾的學生根據他去世前留下的講稿和學生們的課堂筆記整理而成，該書的出版標志著語言學的重心從歷時研究開始向共時研究轉移。索緒爾認為，沒有共時就根本談不上歷時，強調為語言而研究語言。就此，語言學從19世紀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狹窄范圍內被解放出來，從而奠定了結構主義的基礎。此后，哥本哈根學派（Copenhagen School）和許多美國結構主義者都堅決主張嚴格區分歷時與共時，但布拉格學派（Prague School）卻傾向于綜合二者。

索緒爾區分了語言（langue）與言語（parole）。語言和言語的對立，一方面是語言的社會性和系統性的一面與個人言語行為的對立，另一方面是抽象的模式與具體的表現之間的對立。索緒爾劃分語言和言語，對布拉格學派區分音位和音子有著極大的影響。

索緒爾認為，語言是一種符號系統，而語言符號（linguistic sign）需要區分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他指出，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系是任意的（arbitrary）。此外，索緒爾還指出語言是形式（form），而不是實體（substance）。他認為，語言符號的實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代表的價值（value）。語言符號的價值取決于它們在系統中的相互關系和區別。

索緒爾還區分了組合（syntagmatic）關系和聚合（paradigmatic）關系。組合關系體現的是語言成分之間的“在場”（in praesentia）關系，而聚合關系表現的是語言成分之間的“不在場”（in absentia）關系。

在索緒爾語言學思想的影響下，1926年10月，捷克斯洛伐克語言學家V.馬泰休斯發起成立了布拉格語言學小組，標志著布拉格學派（自稱結構–功能學派或功能學派）的誕生，成員包括R.雅各布森和N.特魯別茨科伊。布拉格學派認為，語言是在功能上有關系的單位構成的系統，歷時研究與共時研究不宜完全分開。它采用的是J.博杜恩·德·庫爾德內的功能觀，認為分析任何語言現象都必須從其功能入手。布拉格學派在研究語言結構時并不忽略意義，認為語言規則要在交際中發生作用，就不能沒有一定的意義。布拉格學派最突出的成就在音系學領域。特魯別茨科伊的《音系學原理》（1939）是布拉格學派關于音系理論的綱領性著作。特魯別茨科伊把索緒爾的學說應用于音位概念的闡釋。他認為，音位是一個語言體系中最小的語音單位，但起主導作用的并不是音本身，而是能分辨意義的對立（opposition）。對此，布拉格學派的其他成員也有不同見解。例如，捷克斯洛伐克語言學家B.特爾恩卡認為，最小的音位單位是區別性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

布拉格學派除音系學外，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大的貢獻。馬泰休斯從信息結構入手分析句子，區分出主位與述位，這種分析稱為功能句子觀（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特魯別茨科伊特別重視對于音系學與形態學之間的關系的研究，提出建立形態音系學（morphonology），并引入了形態音位（morphoneme）這一概念。

索緒爾的學說也對哥本哈根學派的結構主義有著重要影響。1931年，丹麥語言學家L.T.葉爾姆斯列夫創立哥本哈根語言學會。1943年，葉爾姆斯列夫發表了丹麥語版的《語言理論綱要》（英譯本于1953年出版）。葉爾姆斯列夫和H.J.烏爾達爾合著的《語符學大綱提要》（Synopsis of An Outline of Glossematics，1936）首次提到了語符學（glossematics）的新理論。語符學旨在為具體語言的描寫提供一個普遍性的理論框架。

除了布拉格學派和哥本哈根學派外，20世紀上半葉在歐洲出現的倫敦學派（London School，又稱弗斯學派）也很有影響力。該學派的奠基人是英國語言學家J.R.弗斯，主要成就在于他的情境語境理論（context of situation theory）。受英國人類學家B.K.馬林諾夫斯基的影響，弗斯主張從社會的角度研究語言，認為意義是語言研究的中心，而情境語境可用作分析意義的理論和方法。弗斯提出，意義就是情境語境中的功能，把一切語言描寫都看作對意義的說明。弗斯的情境語境包括參與者、相關的對象以及非語言和非個人的事件、言語行為（verbal action）的效果三大范疇。他認為，言語意義的理解離不開情境語境。

弗斯的理論被韓禮德等語言學家繼承，形成了新弗斯學派（Neo-Firthian）。20世紀50年代，韓禮德提出了階和范疇語法（scale and category grammar）。后來，通過進一步發展這一語法中“系統”這一概念，形成了系統功能語法。在系統功能語法中，語法被看作各種有內在聯系的系統網絡。

⑥20世紀30至50年代：結構主義語言學的興起

20世紀30～50年代，美國乃至國際語言學的主流是美國結構主義（American structuralism，又稱美國描寫語言學）。這一學派的先驅是F.博厄斯。1911年，他出版了《美洲印第安語手冊》（Handbook of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第一卷，他為這一卷撰寫的序言標志著美國結構主義的開始。在序言中，博厄斯指出，描寫的本身就是目的。每種語言都有自己的語音、語義和語法結構。因此，描寫一種語言只能依據這一語言自身的結構，不能套用其他的語言結構來進行描寫。這一學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E.薩丕爾，于1921年出版了《語言論》〔全稱《語言論：言語研究導論》（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薩丕爾主張以口語作研究素材。他尤其強調語言模式的心理基礎。薩丕爾十分重視語言和文化、語言和思維的聯系，認為語言影響人類關于現實世界概念系統的形成。薩丕爾的這一設想，經他的學生B.L.沃爾夫進一步發展，形成了語言相對性（relativity）假說，即薩丕爾–沃爾夫假說（Sapir-Whorf hypothesis）。

1933年，布龍菲爾德出版了《語言論》（Language），標志著美國結構主義已經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語言學理論和方法。布龍菲爾德認為，語言研究的主要對象是可以觀察到的言語材料，語言研究的主要任務是描寫。他區分了自由形式（free form）和黏附形式（bound form），提出了直接成分分析法，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語言描寫方法，使得語言學成為一門科學。

1951年，美國結構主義的發展進入了“后布龍菲爾德語言學時期”，代表人物是Z.S.哈里斯，他于同年出版了《結構語言學方法》（Methods in Structural Linguistics）。哈里斯認為，結構分析的任務是確定單位和單位之間的關系，分布（distribution）而非意義才是語言結構分析的依據。

⑦20世紀50年代至今：當代語言學的研究轉向

1957年是當代語言學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這一年，喬姆斯基出版了《句法結構》（Syntactic Structures），不僅標志著生成語法的創立，而且標志著語言學研究開始從語言本體研究轉向人類心智系統研究。喬姆斯基認為，語言研究的目標不是分類和描寫，而是探究人類的語言能力。人類的語言能力可以理解為一個“以有限規則生成無限語句”的語法系統。喬姆斯基指出，語言研究不僅要做到“觀察充分”和“描寫充分”，還要做到“解釋充分”，而這是美國結構主義根本無法做到的。喬姆斯基秉持心智主義（mentalism）的語言觀，以人腦中的語言官能（language faculty）為研究對象，將關注的重點從外在的語言轉向大腦中的語言運算機制，從而推動了認知科學的發展，并實現了語言學從本體研究到心理語言學研究再到生物語言學（biolinguistics）研究的重要跨越。

生成語法的出現，迅速取代了結構主義在語言學界的統治地位，成為西方現代語言學的主流。生成語法的影響力在當代語言學界是絕無僅有的。它的影響不僅波及美、歐、亞、澳等各大洲各國語言學界，而且延伸到文學、社會學、哲學、心理學、神經科學和計算機科學的廣大領域。喬姆斯基對當代語言學的影響十分深遠，從1957年開始一直延續至今。當代語言學研究，甚至21世紀20年代發展勢頭正猛的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研究，都很難繞開喬姆斯基。不管是贊同他還是反對他，都不能無視他的存在。

生成語法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其理論模型不斷升級換代。生成語法的發展先后經歷了古典理論階段（1957～1965）、標準理論（standard theory）階段（1965～1972）、擴展的標準理論（extended standard theory）階段（1972～1979）、原則與參數（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model）階段和最簡方案階段。1981年，喬姆斯基出版了《管轄與約束講稿》（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生成語法因此進入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即原則與參數階段。原則與參數理論是一套復雜而縝密的人類語言描寫和分析工具，在語言描寫和分析方面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威力。在原則與參數理論之后，喬姆斯基又對生成語法做了一次重大修正，于1993年提出了最簡方案。

最簡方案與以往各個發展階段的生成語法理論相比，在模型的設計上有很大的不同。以往的理論模型設計主要是面向具體語言現象的比較和分析，而最簡方案則致力于研究人類語言的基本屬性，即人類獨有而動物不具備的語言能力。最簡方案認為，要回答人“何以為人”的問題，就要研究語言，因為語言是動物與人的分界線；而要研究語言，就要探究人腦的奧秘。喬姆斯基認為，人類的語言能力歸根結底是一種受大腦的物質結構限制的遞歸（recursion）能力。人類內在的遞歸能力具有生物遺傳學意義，所反映的正是大腦的奧秘。基于這一原因，喬姆斯基認為，生成語法研究的實際上是人腦的奧秘，即人的認知機制。因此，這一研究歸根結底是對人的生物屬性的研究。基于此，他認為生成語法也可稱作生物語言學。

自生成語法誕生以來，語言學領域打破了結構主義一統天下的格局，許多新思想、新學說不斷出現，形成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在生成語法陣營內，也不斷分化，形成了不同的派別，提出了諸如詞匯功能語法、廣義短語結構語法（generalized phrase-structure grammar）、中心語驅動短語結構語法、動態句法學、分布式形態學和概念結構等理論模型。即使是專門針對生成語法而發展起來的認知語言學實際上也深受生成語法的影響。概括來說，語言學領域主要有形式主義和功能主義兩大陣營。前者以喬姆斯基為代表，肯定人類語言能力的物種基礎或生物學基礎，強調句法的自主性；后者主張人的交際功能和認知功能對語言歷時演化和共時狀態的影響，強調句法規則源于交際功能或認知功能的固化。功能語言學以韓禮德、T.吉馮、S.A.湯普森等為代表，認知語言學以G.萊柯夫、R.W.蘭亞克、L.塔米等為代表。

三、重要分支與發展趨勢

當代語言文字學的發展趨勢是跨語言比較視野下的交叉研究，形成了一系列交叉學科，從更多方面促進了語言文字學的發展。除了語言文字學核心領域內的語音學、音系學、句法學、語義學、兒童語言獲得研究之外，語言類型學、語用學、話語分析、計算語言學、語料庫語言學、心理語言學、神經語言學、歷史語法學、社會語言學和應用語言學等領域的研究也都不斷結出豐碩的研究成果，其中語言類型學、心理語言學和社會語言學與普通語言學理論的關系尤其密切。

以J.格林伯格為代表的學者提出并發展的當代語言類型學成為跨語言研究的重要推動力，不但形成了蘊含共性等一套基于大規模跨語言語料的成熟研究范式，還通過跨大洲同行合作建成了《世界語言結構地圖集》（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語言共性庫（后擴充為“稀有語言現象與語言共性檔案庫”）等在線資源，這些靠經驗科學方式獲取的語言共性與生成語法研究的普遍語法形成了互補。語言類型學推動了語言共性背景下漢語特點的深入研究，促進了中國境內豐富的方言和語種資源的跨語言研究。

W.拉波夫等學者創立社會語言學，提倡在社會環境中研究語言，關注語言與社會的共變關系，尤其是語言變異與社會結構的相關性。社會語言學在中國與方言學密切結合，語言的社會差異和地域差異的互動得到了深入研究，方言分區、方言島、地方普通話、新派老派、文白異讀等現象，都在新的視野下獲得了新的認識。

歷史語言學傳統上更關注語音系統的歷史演變和基于語音對應規律的譜系關系。隨著當代句法學、語言類型學等學科的發展，歷史句法學包括語法化學說獲得了較快的發展。形式語言學和功能語言學從不同角度探究和解釋句法演變的機制，在此背景下，語法化研究在文獻豐富且歷史悠久的中國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產出了許多重要成果。1994年，張洪明發表的研究漢語語法化的論文《漢語“被”的語法化》（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Bei” in Chinese）是漢語語法化研究的典范之作。次年，劉堅、曹廣順、吳福祥發表的《論誘發漢語詞匯語法化的若干因素》進一步推動了中國的漢語語法化研究。21世紀初以來，在吳福祥等學者的引領下，語言接觸引發的語法化與語言變異研究發展迅速，產出了許多優秀成果。

心理語言學、神經語言學研究個體語言獲得、語言理解、語言產出的心理過程和機制，致力于探究語言心理現象背后的腦神經機制。在磁共振、腦電、眼動儀等現代技術支持下，心理語言學和神經語言學對漢字閱讀以及漢語詞類和句法的加工機制、語言障礙、老齡化引起的語言衰退以及兒童語言獲得與發展等課題做了大量實驗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漢語句法是否在神經層面存在獨立性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以譚力海、吳勁松、路俊鋒、胡建華為首的學者組成的跨學科大團隊于2022年在《自然》雜志子刊《自然：人類行為》（Nature Human Behaviour）上發表的論文《句法和語義處理在人腦額下回的不同時空表征》（Distinct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Syntactic and Semantic Processing in Human Inferior Frontal Gyrus）采用毫米級高密度皮質腦電技術，首次發現漢語句法加工和語義加工在左側額下回存在顯著的時間和空間分離，證實了漢語句法加工在神經層面上的獨立性。這一成果對于漢語句法語義的本體研究具有啟發意義。

現代語言文字學助力了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以來的語文現代化過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漢字簡化、普通話推廣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等重大語文工作推動了語言規劃的科學研究，進而催生了改革開放時代的語言生活和語言戰略研究，李宇明的系列成果代表了這一研究方向。

改變人類生活的電子計算機走進社會后，人類語言的計算機自動處理就成為計算機學界和語言學界共同關注的方向。2022年以來，在海量語料和模擬神經網絡算法的基礎上，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的研發不斷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在ChatGPT和DeepSeek的引領下，可以預見，未來不斷發展的生成型人工智能平臺必將給人類的社會生活及學術生態帶來巨大影響，而機器翻譯、自然語言理解等計算語言學傳統課題也將在大語言模型中迎刃而解。與此同時需要看到，人工智能雖然可以助力包括語言學在內的科學研究，但是由于大語言模型是基于巨量文本數據而建立的深度學習模型，其中機器的訓練過程和輸出過程畢竟不同于刺激相對貧乏的兒童語言獲得過程，而大語言模型的學習機制也與兒童語言獲得機制有著根本性的不同，因此，基于量化的語言理解和產出機制，并不能反映并揭示人類語言獲得、理解和產出的規則和內在本質。況且，6000～7000種人類語言中的大部分都不具備構建大語言模型的條件，對眾多語言的調查研究乃至應用，離不開語言學的主導。因此，語言文字學的各分支學科在人工智能時代仍具有輝煌的前景。未來的語言文字學研究要考慮的問題不是會不會被人工智能取代，而是如何充分利用包括人工智能在內的各種跨學科研究工具，在跨語言比較的視野下，采用更先進的理論和方法，對人類語言文字的奧秘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編輯｜李心慧

復審｜郭繼艷

終審｜劉 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