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兩張匯款單牽出來的保密局少校，老公安親歷的“萬能潛伏臺案”

1949年11月26日，中央軍委監聽臺截獲了一條由國民黨“保密局北平站潛伏臺”發給臺北“保密局”的密電，經破譯后其內容為：“毛（澤東）將在12月6日前往蘇聯訪問，為斯大林祝壽并簽訂同盟條約，0409。”

毛澤東在接到報告后當即召見了公安部副部長兼政治保衛局局長楊奇清，要求在自己從蘇聯回國之前破案（當時公安部部長羅瑞卿正在青島療養）。此時距離毛澤東率領代表團啟程前往蘇聯只有十天，而主席訪問蘇聯預定的時間是兩個半月，滿打滿算破案時間不到三個月，可謂是時間緊任務急，楊奇清不敢怠慢，立即召集公安部政保局、刑偵局和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組成專案組并親自擔任組長偵辦此案。

楊奇清

當時專案組手中的線索極為匱乏，唯一有價值的線索就是電報署名“0409”，根據手中掌握的各種保密局的密碼本，“0409”可能是“郭”、“國”、“顧”、“鞏”四字之一。這應該是某個潛伏人員的姓氏代號，完全無從下手，連續查了三天，一點進展都沒有。

急的火上房的楊奇清焦慮至極，不得不派警衛員將正在家養病的刑偵局偵查科科長曹純之從被窩里拽下來，一路薅到自己的辦公室，給他介紹了基本情況并問他：“老曹，這案子你能不能破？”

曹純之稍微思考了一下表示：“保證按限期提前破案！”

楊奇清加重語氣說：“說話可算數？軍中無戲言！”

曹純之回答：“我敢立軍令狀！”

也許是天意，曹純之受命的當天，軍委監聽臺再度監聽到“保密局北平潛伏臺”的幾條電文，楊奇清親自研究了破譯出來的電文后發現其中一條潛伏臺財務經費的對賬中的經費接收人是“計小姐”，于是決定從這里打開缺口。

既然有匯款，那就得兌現！于是曹純之帶領偵查員秘密將整個北京辦理匯兌的銀行和郵局的匯款單據查了個遍，都沒有在署名中發現有姓計的女人，別說是姓計的“小姐”、連姓計的“大嫂”和“大娘”都沒有。

北京查不到，那就去天津查！

在天津市公安局二處的努力下果然有了結果：天津市電訊局在1949年10月21日、中國銀行天津分行在1949年11月10日分別收到香港匯來的各1500元港幣，收款地址是北京市和平門外梁家園東大院沈宅轉“計愛琳”收，兩張匯款單存根上的簽收處都蓋有“計愛琳”的私章。

楊奇清在得到曹純之的匯報后笑了：“計小姐”終于冒頭了。

經北京市公安局戶籍科查實，和平門外梁家園東大院甲7號“沈宅”的戶主名叫沈德乾，此人1946年來到北京居住，經營周口店的“中華煤礦公司”，是個“煤老板”。其妻子計歧玫曾經是個妓 女，和沈德乾結婚前曾和不少國民黨高官有過密切往來。

民國的妓 女

“沈宅”除了沈德乾和計歧玫夫妻外，還住著計歧玫的母親計趙氏和妹妹計采南。計趙氏是個典型的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家庭婦女，而計采南的丈夫在北京解放前就舉家逃亡海外，將計采南丟下，計采南無處可去只好投靠姐姐，不過她也沒打算給她那“潤人”丈夫守活寡，轉頭就和北京惠群企業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兼秘書孟廣鑫搞起了地下情——

12月6日，也就是毛澤東一行在西直門火車站登上前往蘇聯的專列的那天，專案組偵查員小馮奉曹純之的指派打入了惠群企業公司，小馮憑借自己的聰明伶俐、能說會道外加長得“寶相莊嚴”得到了董事長司徒美堂（洪門大佬，著名愛國商人，1949年9月21日作為華僑代表參加了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10月1日參加了開國大典，此后一直住在北京北池子筒子河邊的四合院，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等職）的賞識和重用，委任其為交際秘書。小馮通過這項職務便利查明計采南是該公司的股東之一，占有兩股，一股寫的是她自己的名字，另一股用的就是“計愛琳”，后查明這是她的母親計趙氏的化名。

司徒美堂

就這樣，特務經費收取人“計愛琳”的底細查明白了。

小馮利用看望股東的名義進行了幾次“上門偵查”，并且說動了沈德乾的弟媳婦作為特情耳目（她本人并不知道小馮真實的身份，而是這個弟媳婦純粹是因為對“寶相莊嚴”的小馮有好感而已），就近盯梢，隨時將“沈宅”的情況傳遞出來。

12月21日，也就是毛澤東在莫斯科慶祝斯大林70歲生日的這一天，小馮終于從這個“暗戀”他的女人口中得到一條重要線索：計歧玫催促沈德乾歸還挪用計采南的錢，沈德乾被逼急了后脫口說了一句：“你們哪里來的錢我還不知道？再逼我我就給你們報告了，誰也別活了！”

1949年12月21日毛澤東出席斯大林70壽辰慶祝大會

被沈德乾這么一說，原本跟頭母老虎一樣的計歧玫頓時跟泄了氣的皮球一般啞火了。

小馮經過“頭腦風暴”后向曹純之報告：“特務經費的收取人‘計小姐’應該就是計采南。”曹純之立即下令將計采南作為重點調查對象，結果發現計采南在搬到“沈宅”之前在二龍坑居住，當時的戶籍檔案上記錄著二龍坑的原戶主是計兆祥，是計采南的弟弟，現住南池子九道灣某號。

看到“計兆祥”這個名字，曹純之眼前一亮，因為他曾經在一本從保定繳獲的國民黨“北平特警學校同學錄”中看到過計兆祥這個名字，于是他立即讓檔案室的同志將這本同學錄找出來。果然在里面找到了計兆祥。

“北平特警學校同學錄”中的計兆祥的介紹是該校最后一期畢業生，畢業后的去向是“國防部二廳北平綏靖總隊一大隊中尉報務員”。隨即曹純之叫來此時已經投誠的“國防部二廳北平綏靖總隊一大隊”的報務員葉某某和宮某某，向他們了解計兆祥的情況。兩人介紹說：1948年年底計兆祥接受了綏靖總隊總隊長陳恭澍布置的潛伏任務，讓他攜帶一部電臺從1949年開始接受保密局的領導在王府井一帶潛伏，葉某某還曾在1949年3月在市立第二醫院看到計兆祥陪同妻子來做產檢查胎位。

根據上述分析，楊奇清、曹純之和專案組其余成員共同分析后一致認為計兆祥可能和他們要找的潛伏臺有關，于是就將計兆祥列為下一步工作的重點對象。

為了找出潛伏電臺的位置，楊奇清調來了四臺測向機和三臺搜索機，并將一套設備架在自己家中由他親自偵測，經過十多天的偵測，最終測得潛伏電臺的大致位置在南河沿磁器庫南岔道一帶。

經過對磁器庫南岔道一帶居民的戶口調查發現家住南岔道7號的計旭身上嫌疑較大，懷疑他的理由如下：

1、計旭是在1949年初搬遷至此的，和潛伏臺向保密局報告的遷居時間相吻合。

2、計旭的兒子出生年月和葉某某反映的計兆祥妻子的預產期差不多。

3、計旭所報的職業是周口店中華煤礦公司職員，這點和沈宅有關聯。

1950年1月16日，一名負責查詢北京和天津、北京和香港之間商業電報往來的偵查員查到了一條1月初由香港發給天津富貴大街58號天源行義記的電報：“交吳光宇餳（糖）兩噸。”

同時負責監聽潛伏臺的同志在1月中旬監聽到一條臺北“保密局”發給北平潛伏臺的電報：“發兄黃金廿兩已與商家洽妥，希照前辦法以吳光宇名義洽領。”

1月17日，小馮發現計采南的姘 夫孟廣鑫要前往天津。楊奇清立即命令曹純之組織一個小組負責跟蹤孟廣鑫，而曹純之自己則帶一個偵查攝影組火速趕往天津，在天津市公安局的協助下在黑龍江路銀行前面和二樓對著營業柜臺的位置設置好了兩個拍攝位，在1月18日拍下了孟廣鑫去這個銀行領取現錢整個過程的照片。

監聽組在監聽中得知計采南除了有固定的姘 夫孟廣鑫外，還和一個叫李超山的小股東關系曖昧。小馮在得到通報后立即以交際秘書的身份和李超山搭上了關系，隨后曹純之在小馮的引薦下以公司董事的身份前往李超山家拜訪。也是碰巧，賓主剛剛落座后不久，茶剛剛奉上還沒喝上一口，就有電話打給李家，由于李家的電話就吊掛在客廳的南墻上，所以他不管是接電話還是撥打電話的舉動都盡收曹純之和小馮的眼底。

老式掛墻電話

李超山接了電話后又撥了好幾個電話，通知某月某日到北海的漪瀾堂聚餐。細心的曹純之一邊喝茶，一邊將李超山撥號停留的號碼數字悄悄記在心里，待李超山打完電話后告辭出來后立即將號碼寫下來讓小馮去漪瀾堂核查，得知北京惠群企業公司經常在這里辦堂會和聚餐，計旭每次都會參加。而那個打給李超山的電話經查實就是計采南用“沈宅”的電話打的。

漪瀾堂一角

民國時期在漪瀾堂喝茶的顯貴（這里不是普通人消費得起的地方）

調查計旭的電話記錄的偵查員又查實：計旭曾用吳光宇的名義給天津天源行掌柜王某某打電話，要求抓緊辦理香港撥匯黃金的事宜。

那么，計旭是不是就是計兆祥呢？

楊奇清指示檔案室的同志從繳獲的敵偽特務檔案中找到了計兆祥的照片，和計旭的照片進行核對，讓他驚喜的是計旭和計兆祥的照片完全就是一個人。

專案組成員李廣祥和蘇宇涵從1949年12月開始就布置了一個住在磁器庫南岔道7號院內的北京市公安局某分局戶籍警就近監視計旭的活動情況。通過一個多月的監視，民警將計旭住室內燈光明暗的時間和規律報給了李廣祥，經過核對后發現計旭家的燈光明暗時間和潛伏電臺發報時間相吻合，從而專案組認為潛伏臺應該就在南岔道7號院內。

為了確認潛伏臺的具體位置，幾名偵查員以電工的身份進入了南岔道7號院內在計旭屋子外的電線上悄悄安裝了一個電閘，然后故意在偵測到潛伏臺發報的時間內突然拉閘又推上，造成電源瞬間中斷。而楊奇清親自緊盯的觀測臺立刻測到了潛伏臺在發報過程中有電源中斷的情況。這說明潛伏臺就在計旭家里。

1950年2月13日上午，專案組將計旭控制，并對他的家進行搜查，結果令人意外的是在計旭的家里并沒有發現電臺。正當僵局的時候，經驗老到的曹純之注意到計旭經常把眼光往天花板上瞄，他抬頭望去，果然發現房間的天花板上貼著一張牡丹花圖，曹純之當即用手指著這幅牡丹花圖命令道：“上去，把電臺取下來！”

一名偵查員順著架起來的梯子，將牡丹花圖揭下后露出了一塊活動的天花板，將這塊天花板推開后，從這塊天花板后的暗格里頭取下了美國制造的無線電收發報機一部，密碼本四本，美制二號左輪手槍一支、子彈50發以及電報底稿、圖章等一批物證。

一部被繳獲的特務電臺

面對證據，化名“計旭”的保密局少校計兆祥無法抵賴，只能交代。

計兆祥交代，這個潛伏臺被上峰稱為“萬能臺”，是一種美國人最新建議的潛伏臺形式，在建臺一年以來發報達兩萬多次，發出的情報大多是報紙上公布的公開消息和從社會上道聽途說的真假消息，要不是被截聽到毛澤東專列離開北京的準確日期，甚至不會得到重視（后經過排查是一份記錄著毛主席專列離京日期的內參違反了保密制度沒有回收，而是讓某個政協委員帶回了家，從而傳了出去）。

計兆祥交代，因為得到了這條情報，他被保密局晉升少校并發300大洋獎金。

2月14日，也就是毛澤東和斯大林在莫斯科見證《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署的這一天，楊奇清命令計兆祥用這個潛伏臺給臺灣發了最后一份電報：宣布這個臺已經被破獲，并敦促臺北的“保密局”盡快投降的通知，直接把“保密局局長”毛人鳳氣了個厥倒，當場摔了耳機——

毛澤東、周恩來、斯大林等出席《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有關協定的簽字儀式

美術作品：《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

毛澤東在莫斯科得到案子破了的消息后，幽默的說了句：“看來公安部沒有‘羅長子’（羅瑞卿的綽號）當家也能干得不錯嘛”，并給了專案組高度評價。

最終，保密局“新科少校”計兆祥被判處死刑，計采南被判處三年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