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斬殺線”真正令美國不安的是——

2025年10月15日拍攝的日落時分的美國華盛頓紀念碑 李睿攝/本刊

“美國夢”之下：長期缺席的國際視野

事實上，美國社會的結構性問題并非一夜之間形成。在相當長時間里，這些問題被一層穩定而強大的認知緩沖所覆蓋——多數美國人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循規蹈矩，個人終究能夠維持體面的生活，社會也會在市場機制下自行修復、避免失衡。在二戰后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這一信念確實與美國經濟擴張和中產階層壯大形成過真實呼應，因此得以長期穩固。

當醫療、住房、就業等風險開始頻繁挑戰個人安全感時，沖擊才顯得格外猛烈。對許多人而言，真正動搖的并非只是經濟處境，而是這套長期用來理解社會如何運作、個人如何向上流動的判斷框架本身。而這一層長期存在卻逐漸失效的認知緩沖，正是人們熟知的“美國夢”。

“美國夢”并非一句簡單口號，而是一套通過電影、電視劇、教材與政治語言，長期、系統強化的社會敘事。其隱含的前提之一是“美國是世界上最偉大、最先進、最值得效仿的國家”。在這一敘事主導下，人們漸漸認為對外部世界的關注與比較不再必要，甚至有些多余。

也正是這個原因，許多美國人從小習慣于將自身經驗當作世界默認的評價尺度來確認價值，卻較少真正理解其他國家的制度如何運作、資源如何配置、社會問題如何解決，國際視野因此長期處于相對薄弱的狀態。例如，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MLB）總決賽被稱為“世界系列賽”，卻并不真正涉及世界其他地區的球隊。

關于這一現象，在2025年初出現了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現實插曲：部分美國年輕用戶開始大量涌入中國社交媒體平臺。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中國城市秩序、公共服務與消費環境的真實狀況，強烈沖擊了他們的既有想象和認知。他們才發現，原來并非某個國家“突然變得更好了”，而是他們第一次意識到世界并不是只有一種生活方式。

但這種沖擊，對長期沉浸在優越感中的美國人而言，并非單純的認知更新，而更像是一種心理失重。現實問題并沒有突然出現，但原本支撐信念的想象卻在慢慢松動，失落感因此被急劇放大。

2025年11月5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聯邦雇員排隊領取免費食物 胡友松攝/本刊

被忽略的核心矛盾：白人內部的階層隔閡

當“只要努力就能向上流動”的信念開始失效，最先承受沖擊的，是那些原本就站在結構邊緣，卻長期被忽視的群體。

在美國社會中，這一群體主要分布于內陸地區，長期靠制造業或農業謀生。在過去數十年的全球化進程中，美國沿海都市圈、名校體系以及金融與科技行業的精英群體，憑借教育、資本優勢與國際流動能力，幾乎獨享了全球化紅利；而那些普通白人家庭，卻在產業外移與自動化浪潮中逐步失去了穩定工作。

更關鍵的是，在產業結構發生劇烈變革的同時，美國政府并未同步建立起足夠規模、系統化的職業再培訓與轉型扶持機制，一旦民眾跌出原有就業體系，重新實現向上流動的機會便極為有限。

這些被貼上“紅脖子”“white trash”標簽的群體，同樣長期被灌輸“美國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的敘事，而當這一信念在現實壓力下開始松動，社會情緒并不會自然轉向理性反思。相反，它更容易轉化為對“失去的偉大”的集體懷舊與渴望。“讓美國再次偉大”盡管并非一套具體政策方案，但作為一種情緒性的話語表達，在“美國夢”逐漸失效的背景下擁有了極強的社會動員力。

這樣的情緒與結構交匯點一定程度上催生了“特朗普現象”。特朗普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制度精英，他曾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試圖進入既有的精英圈層，卻始終未被真正接納，反而屢遭排斥與輕視。這種經歷，使他一方面渴望精英身份，另一方面又對精英體系懷有強烈敵意。當他以“反精英敘事”的姿態進入政治舞臺時，許多身處制度內部的精英階層并未認真對待這一變化。他們普遍相信，自己憑借教育背景、專業能力與道德判斷力，理應引領社會方向，卻低估了長期被忽視群體所累積的不滿與反彈。

因此，特朗普的崛起并非偶然的個人勝利，而是為那些在結構性轉變中失去位置，且始終缺乏政治表達渠道的群體，提供了一個集中釋放情緒的出口。自2016年以來的多次關鍵選舉結果，對美國精英階層而言，不僅是選舉失利，更是一種遲來的提醒：他們所堅信的代表關系與道德領導力，已經與美國現實社會產生了嚴重脫節。

2025年11月5日清晨，在美國俄勒岡州波特蘭的深秋寒意中，無家可歸者排隊等待從民間組織領取救助物品 吳曉凌攝/本刊

全球化的另一面：除了“輸家”，還有不均

從這一角度來看，“斬殺線”并非一種突然而至的風險，而是全球化紅利長期分配失衡的集中體現。

在關于全球化的討論中，美國社會內部存在一種耐人尋味的選擇性記憶。過去數十年間，資本、技術與產業的跨國流動，切實推動了美國整體經濟規模持續擴張、企業利潤大幅增長；美國普通消費者和基層民眾，也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通過大量價格親民、品質穩定的進口產品，提升了生活物資可及性，1美元能購買到更多的基本生活物資。

但真正的問題，并不在于全球化本身，而在于全球化所創造的新增價值在美國如何被分配。在這一過程中，由金融體系與資本市場主導的利潤分配機制，使收益高度集中于企業高管、股東與華爾街投資者，卻未能同步轉化為更具韌性的工資結構、再教育體系或社會安全網。短期消費能力的提升，掩蓋了美國民眾中長期收入增長停滯與向上流動通道逐步收窄的現實。

當產業升級、技術替代與外部沖擊真正到來時，這種結構性分配失衡的后果便迅速顯現：對許多中產與底層家庭而言，原本用于抵御風險的緩沖墊早已被消耗殆盡，一次醫療支出、一次車輛拋錨，便足以將其推過那條看不見卻真實存在的“斬殺線”。

這種現象并非美國獨有，高度金融化的經濟體普遍面臨這樣的結構性挑戰。只是由于美國資本市場的規模、深度與影響力更為突出，這一問題在美國表現得更為集中也更為顯著。

今天的美國社會也提示，社會的穩定無法靠虛假、片面的敘事來維系。真正的安全感，來自對現實問題的持續回應與解決、對利益分配的重新校準，以及對世界保持基本的開放與理解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