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國破家亡之際分為兩大陣營，孫玉良：戰爭沖擊每個人的價值觀

文｜孫玉良

當美以的空襲打破伊朗的天空寧靜，當“戰時”的標簽被貼在每一個伊朗人身上，這個國家的人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態，回應著時代的洪流。一邊是在澳大利亞綠茵場畔選擇逃離的五名伊朗女足球員，被國內輿論斥為“戰時叛徒”；一邊是旅居德國12年、千里奔襲回國參戰的青年阿克巴，喊出“愿為祖國獻出生命”的誓言。兩種選擇，劃出了伊朗在危局之下的兩大陣營，也照見了一個國家在動蕩中的撕裂與堅守。

2026年3月的女足亞洲杯，本應是伊朗女足在國際賽場展現風采的舞臺，卻意外成為一場政治風暴的中心。小組賽首輪對陣韓國隊的賽前奏國歌儀式上，伊朗女足全體隊員及主教練集體保持沉默，那一分鐘的“死寂”，像是在戰火紛飛的背景下，發出的一聲無聲吶喊。這一行為被伊朗國內強硬派解讀為對國家的背叛，痛斥她們是“戰時叛徒”，甚至有消息稱，她們回國后可能面臨最高死刑的處罰。

五名伊朗女足球員出于對歸國的恐懼向國際社會“尋求庇護”，最終在澳大利亞警方的協助獲得安全。她們摘下頭巾，慶祝獲得“人道主義簽證”，像是終于掙脫了無形的枷鎖。這五名球員的選擇，在伊朗國內引發了巨大爭議。有人指責她們在國家危難之際背棄祖國，違背了體育競技為國爭光的初衷；也有人認為，她們的沉默是對逝者的哀悼，是對自身處境的無奈抗議，不該被簡單貼上“叛徒”的標簽。更有網友指出，這一事件本質上是伊朗國內多重社會矛盾的外在體現，體育賽場只是情緒與立場的出口，背后牽扯著復雜的社會、時局與人文因素。

就在伊朗女足隊員在異國尋求庇護的同時，旅居德國12年的伊朗青年阿克巴，正跨越幾千公里，奔向戰火中的祖國。當他在新聞里看到家鄉伊斯法罕遭到轟炸，立刻收拾簡單行囊，趕到土耳其與伊朗邊境的卡皮科伊口岸，他堅定地表示：“我要回伊朗保護我的國家，我愿為祖國獻出生命，我沒有打算再回德國。”。像阿克巴這樣選擇回國參戰的海外伊朗人并非個例，一些在土耳其務工的年輕人也結伴返回伊朗，喊出“為了保衛伊朗戰斗到最后一刻”的口號。他們的選擇，代表了另一種聲音：無論身在何處，祖國永遠是心中的牽掛，在國家危難之際，理應挺身而出，用生命守護家園。

阿克巴的故事在社交媒體上引發熱議，許多人對他的勇氣表示贊賞，認為他的行為彰顯了伊朗人對祖國的忠誠與熱愛。他的選擇，與逃離的女足隊員形成了鮮明對比，也讓人們看到了伊朗在危局之下，不同群體的不同價值取向。

五位女足隊員的逃亡與阿克巴的歸國，看似是個人選擇的差異，實則折射出伊朗在國破家亡之際的社會撕裂。這種撕裂，源于對國家現狀的不同認知，對個人命運的不同考量，以及對未來道路的不同期許。對于逃離的女足隊員來說，她們可能經歷了長期的壓抑與束縛，在國際賽場的沉默，是她們對現實的一次微弱反抗。而國內保守派的激烈反應，讓她們意識到回國后的危險，于是選擇逃離，尋求更安全的生存環境。她們的選擇，或許有無奈，或許有恐懼，但也反映出伊朗社會中，一部分人對現有體制的不滿與失望。

而對于阿克巴這樣選擇回國參戰的人來說，祖國的利益高于一切。在他們看來，國家面臨外敵入侵，每個公民都有責任挺身而出，保衛家園。他們的選擇，體現了對國家的忠誠與熱愛，也反映出伊朗社會中，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家國情懷。這兩大陣營的劃分并非絕對。在伊朗國內，還有許多人在堅守與逃離之間徘徊，他們既對國家的現狀感到擔憂，又對祖國有著深厚的感情；既想保護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又想為國家的發展貢獻力量。他們的處境，更加真實地反映了伊朗在危局之下的復雜現實。

五位女足隊員的叛國爭議，一位旅居德國男子的歸國參戰，這兩個看似極端的事件，共同構成了伊朗在國破家亡之際的真實寫照。在這場動蕩中，沒有絕對的對錯，只有不同的選擇，以及這些選擇背后，每個個體對生命、自由與家國的理解。對于伊朗來說，如何彌合社會的撕裂，凝聚起全國人民的力量，共同應對外部的挑戰，是擺在面前的嚴峻課題。伊朗人民的選擇，將決定這個國家在歷史的洪流中，走向何方。是在撕裂中沉淪，還是在堅守中重生，時間將會給出一個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