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熱評 || 《飛行家》：不脫離大地的英雄主義

《飛行家》：不脫離大地的英雄主義

文/張昕一

近年來，“東北文藝復興”在影視作品中已逐漸形成一套特定的視覺修辭與審美范式。電影《飛行家》在這一沉重的敘事傳統中構建了獨特的藝術空間。影片雖未脫離下崗潮與生存焦慮的歷史語境，直觀呈現了“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般的沉重，但其影像策略完成了一次本體論層面的突圍。影片不再單純沉溺于苦難的再現，而是以一種舉重若輕的“輕影像”風格，將沉重的生存現實與超現實的浪漫理想置于辯證的張力之中，為東北敘事提供了一種全新解法。

浪漫與現實之間的“飛行”敘事

《飛行家》在“東北文藝復興”的序列中確立了獨特的坐標。在敘事層面，影片不同于《漫長的季節》式的宿命悲挽或《鋼的琴》沉郁的工業挽歌，而試圖以一種“輕影像”的策略重構歷史記憶。導演用高飽和度的暖色調與荒誕的喜劇筆觸，稀釋了工業廢墟的灰暗底色，完成了一次從自然主義向浪漫現實主義的審美躍遷。

在這一宏觀策略之下，影片巧妙借由李明奇的“三次飛行”，構建了關于理想異化的辯證軌跡。從20世紀70年代為實現父輩遺愿的飛行，到20世紀90年代為生計所迫，將飛行器降格為懸掛“佐羅舞廳”廣告的無奈妥協，再到為拯救親人生命而進行的“倫理一搏”。層層遞進的敘事，揭示了在宏大敘事瓦解與市場大潮席卷下，個體的理想所經歷的痛苦祛魅與異化。最終，這種“向下飛行”的悖論，讓李明奇的飛行不再是指向脫離地面的虛妄升華，而是時刻感受到對具體之人的愛與責任——那來自大地的引力。

歷史重力下凡人的靈魂重量

在《飛行家》的人物塑造中，李明奇與高雅風不僅是夫妻，還是在東北工業廢墟底色上互為鏡像、互為救贖的生命共同體。作為被時代邊緣化的“怪人”，李明奇身上既有底層小人物的荒誕，也承載著一種堂吉訶德式的精神崇高性。影片通過創傷性事件，迫使他從仰望星空的宏大敘事，跌落至“為家人而戰”的凡俗倫理。這種“戴著鐐銬跳舞”的中年悲愴，聚焦出極具力量的人物弧光，證明了凡人在沉重的歷史重力面前，其靈魂依然擁有反抗平庸的力量。

李雪琴飾演的高雅風，打破了傳統東北敘事中常見的“苦情符號”，賦予了角色一種潤物細無聲的凡俗俠氣。此外，圍繞在兩人身邊的老高、小玲及工友們，消解了外界對“怪人”的審判。這些配角的存在，將影片的主題從個體的孤勇，拓寬為對愛、責任與包容的群體性書寫。

愛的主題與時代撫慰

在主題的維度上，李明奇的飛行執念，超越了世俗功利主義的成敗邏輯，變為一種源自生命本能的執著。然而，影片的深刻并未止步于這種個體的孤勇，而是借由高雅風這一女性形象，完成了從“仰望云端”到“腳踏實地”的倫理閉環。她身上那種“隨時準備推倒重來”的堅韌魄力，構成了東北這片冷冽土地上最溫暖的生存哲學。

例如，高雅風在大霧中點燃衣物為丈夫導航的一幕，將全片的情感濃度推向了極致的詩意。當世人都在仰望飛行的高度與結果時，唯有愛人在意飛行的歸途與安危。那團穿透迷霧的火光，不僅是物理意義上的導航，而且是精神世界的絕對錨點。它詮釋了愛的終極意義：給予對方在迷霧中從容試錯，甚至墜落的底氣。

最終，影片將“飛翔”的意象從形而上的虛空拉回了粗糲的大地。它揭示了真正的英雄主義，并非徹底脫離地心引力，而是即便背負著生活的重擔與家庭的責任，依然敢于在廢墟之上，為愛展開臂膀。這不僅是對那個已逝年代的深情回眸，而且給予當下每一個在疲憊生活中迷失方向的普通人，一份最溫柔的“時代撫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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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 | 張益嘉

審 核 | 張建全

終 審 | 張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