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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家》:不脫離大地的英雄主義
文/張昕一
近年來,“東北文藝復興”在影視作品中已逐漸形成一套特定的視覺修辭與審美范式。電影《飛行家》在這一沉重的敘事傳統中構建了獨特的藝術空間。影片雖未脫離下崗潮與生存焦慮的歷史語境,直觀呈現了“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般的沉重,但其影像策略完成了一次本體論層面的突圍。影片不再單純沉溺于苦難的再現,而是以一種舉重若輕的“輕影像”風格,將沉重的生存現實與超現實的浪漫理想置于辯證的張力之中,為東北敘事提供了一種全新解法。
浪漫與現實之間的“飛行”敘事
《飛行家》在“東北文藝復興”的序列中確立了獨特的坐標。在敘事層面,影片不同于《漫長的季節》式的宿命悲挽或《鋼的琴》沉郁的工業挽歌,而試圖以一種“輕影像”的策略重構歷史記憶。導演用高飽和度的暖色調與荒誕的喜劇筆觸,稀釋了工業廢墟的灰暗底色,完成了一次從自然主義向浪漫現實主義的審美躍遷。
在這一宏觀策略之下,影片巧妙借由李明奇的“三次飛行”,構建了關于理想異化的辯證軌跡。從20世紀70年代為實現父輩遺愿的飛行,到20世紀90年代為生計所迫,將飛行器降格為懸掛“佐羅舞廳”廣告的無奈妥協,再到為拯救親人生命而進行的“倫理一搏”。層層遞進的敘事,揭示了在宏大敘事瓦解與市場大潮席卷下,個體的理想所經歷的痛苦祛魅與異化。最終,這種“向下飛行”的悖論,讓李明奇的飛行不再是指向脫離地面的虛妄升華,而是時刻感受到對具體之人的愛與責任——那來自大地的引力。
歷史重力下凡人的靈魂重量
在《飛行家》的人物塑造中,李明奇與高雅風不僅是夫妻,還是在東北工業廢墟底色上互為鏡像、互為救贖的生命共同體。作為被時代邊緣化的“怪人”,李明奇身上既有底層小人物的荒誕,也承載著一種堂吉訶德式的精神崇高性。影片通過創傷性事件,迫使他從仰望星空的宏大敘事,跌落至“為家人而戰”的凡俗倫理。這種“戴著鐐銬跳舞”的中年悲愴,聚焦出極具力量的人物弧光,證明了凡人在沉重的歷史重力面前,其靈魂依然擁有反抗平庸的力量。
李雪琴飾演的高雅風,打破了傳統東北敘事中常見的“苦情符號”,賦予了角色一種潤物細無聲的凡俗俠氣。此外,圍繞在兩人身邊的老高、小玲及工友們,消解了外界對“怪人”的審判。這些配角的存在,將影片的主題從個體的孤勇,拓寬為對愛、責任與包容的群體性書寫。
愛的主題與時代撫慰
在主題的維度上,李明奇的飛行執念,超越了世俗功利主義的成敗邏輯,變為一種源自生命本能的執著。然而,影片的深刻并未止步于這種個體的孤勇,而是借由高雅風這一女性形象,完成了從“仰望云端”到“腳踏實地”的倫理閉環。她身上那種“隨時準備推倒重來”的堅韌魄力,構成了東北這片冷冽土地上最溫暖的生存哲學。
例如,高雅風在大霧中點燃衣物為丈夫導航的一幕,將全片的情感濃度推向了極致的詩意。當世人都在仰望飛行的高度與結果時,唯有愛人在意飛行的歸途與安危。那團穿透迷霧的火光,不僅是物理意義上的導航,而且是精神世界的絕對錨點。它詮釋了愛的終極意義:給予對方在迷霧中從容試錯,甚至墜落的底氣。
最終,影片將“飛翔”的意象從形而上的虛空拉回了粗糲的大地。它揭示了真正的英雄主義,并非徹底脫離地心引力,而是即便背負著生活的重擔與家庭的責任,依然敢于在廢墟之上,為愛展開臂膀。這不僅是對那個已逝年代的深情回眸,而且給予當下每一個在疲憊生活中迷失方向的普通人,一份最溫柔的“時代撫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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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 | 張益嘉
審 核 | 張建全
終 審 | 張嘉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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